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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步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低垂着头，想躲过阴冷的风，但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卷着沙土的旋风关到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那头钉着一张彩色宣传画，大得不适合钉在室内，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那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蓄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面相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想坐电梯是没希望的，即使在情形最好时也很少开。目前白天停电，这是为迎接仇恨周的一项节约举措。温斯顿所住的公寓在七楼，他现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还有一处因静脉曲张形成的溃疡，所以只能缓慢地走楼梯上去，中途还歇了几次。每层楼梯正对电梯门的墙上那张有着巨大面孔的宣传画从那里凝视着它是那种设计得眼神能跟着你到处移动的肖像画。“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洪亮的声音正在念一连串数字，跟生铁产量有关。此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金属板，它像一面毛玻璃面的镜子，嵌在右墙上。温斯顿扭了一下开关，声音多少低了一点，但仍清晰可闻。这个装置（叫做电屏）的声音能调小，然而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他的体形偏小，瘦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工作服只是让他更显单薄。他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面色红润自然，由于寒冷的冬天刚刚过去，再加上长期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头的剃须刀片，他的皮肤显得坑坑洼洼。

即使隔着关闭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出外面的寒意。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风卷动尘土及碎纸螺旋上升。虽然出了太阳，天空也蓝得刺眼，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似乎一切都没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色八字胡的脸从每个能望到两边的街角居高临下地盯着。正对面的房屋前面就贴了一张，印有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临街处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已破，在随风一阵阵拍打着，把一个词一会儿盖住，一会儿又展开：“英社”。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间掠过，像苍蝇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然后划了道弧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还不足为惧，足以为惧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传出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有关生铁产量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高于极低的细语，就能被它拾音。而且不仅如此，只要他待在那块金属板的视域之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也能被看到。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靠臆测，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随时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保持着背对电屏的姿势，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知道，即使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幢在一片不堪入目的地带拔地而起的白色大型建筑。这里——他略带几分厌恶地想道——这里就是伦敦，第一空域的主要城市。第一空域本身是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找回一点童年记忆，以便让他记起伦敦是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满眼都是摇摇欲坠的建于十九世纪的房屋，侧墙靠木头架子撑着，窗户用纸板挡着，屋顶是波纹铁皮，破旧的院墙东歪西斜。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在挨过炸弹的地方，空中飞扬着灰泥和尘土，野花在一堆堆瓦砾上蔓生，还冒出许多龌龊的聚居区，也就是鸡舍一样的木板屋。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可是没用，他想不起来：他的童年除了一系列光亮的静态画面，什么也没留下，而那些画面都缺少背景，大部分也不可理解。

真理部——用新话^[1]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另外还有相应的地下附属建筑。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的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这四个部的名称用新话来说，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也未曾进入过它的方圆半公里之内。那里闲人莫入，进去时，还要经过一段布着带刺铁丝网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道道钢门以及机关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围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狰狞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两节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脸上已经换上了一副从容而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时，这样做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进那间很小的厨房。这个时间离开部里，就放弃了食堂的一顿午餐，他也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大块黑面包别无他物，得把它留到明天早上当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了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上面简单的白标签上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如同中国的米酒，它散发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油一般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快有一茶杯，鼓了鼓勇气，然后像喝药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变得通红，眼里流出了泪水。那玩意儿像是硝酸，不仅如此，喝的时候还给人一种后脑勺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胃里的灼热感消退了一点，一切好像没那么难受了。他从印有“胜利香烟”的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了出来。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了点。他回到起居室，在位于电屏左侧的一张小桌子那里坐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四开大的空白厚本子，它的封底是红色的，封面压有大理石纹。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的电屏安装的位置不同寻常。它通常在远端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这张电屏却安在较长的那面墙上，正对窗户。电屏一侧有个浅凹处，温斯顿就坐在这里。建这幢公寓楼时，这地方很可能原意是用来摆书橱的。温斯顿坐在这个凹处，尽量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屏的视域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仍会被听到，不过只要待在目前的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他之所以想到这会儿要做的这件事，部分原因就是这房间不一般的布局。

同样让他想到做这件事的，还有他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是本异常漂亮的本子，纸质光滑细腻，因为岁月久远而变得有点泛黄。那种纸至少已经停产了四十年，因而他估计那本本子的年份远不止四十年。他在一间肮脏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看到它，那间铺子位于市内某个贫民区（究竟是哪个区，他现在不记得了），当时他马上有了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拥有它。党员不应该进入普通店铺（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买卖”），但这一规定未被严格执行，因为许多东西——如鞋带和剃须刀片——除非去那里，否则就买不到。他往街道左右两个方向迅速瞄了瞄，然后溜进去花两元五角钱买下了它，也没想它能派什么用场。他知错犯错地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回家，上面就算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有违原则。

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钢笔是种过时的东西，就连签字时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费了些事才得到一杆，只是因为他感觉那种漂亮细腻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钢笔尖在上面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划拉。其实他还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很短的便条，他通常什么都对着口述记录器口授，对目前想做的这件事而言，当然不可能那样做。他把钢笔蘸在墨水里，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感到全身一阵战栗，落笔是件决定性行为。他以笨拙的小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着坐在那里，陷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中。首先，他对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没把握，不过可以肯定是那年前后，因为他对自己是三十九岁这点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年份时，不可能没有一两年误差。

突然，他想起一个问题，他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围绕那可疑的年份转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新话里的“双重思想”一词。他第一次想到此举的艰巨性：你怎样去跟未来沟通？从根本上说这不可能。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此情况下，未来也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预言便将毫无意义。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就会红肿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踝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

突然，他完全是慌里慌张地写起来，但他对正在写下的东西并非全然心里有数。他用儿童式的小字体在纸上随意写着，一开始漏了大写，到最后连标点也不用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一部是关于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轰炸的故事。观众很开心地看着一个胖男人奋力游泳逃离一架直升飞机追赶的镜头。一开始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是通过直升飞机上的瞄准器看到他，接着他全身都是枪眼，他身体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下去，好像枪眼导致进水，观众在他下沉时大声哄笑。然后看到的是一条坐满儿童的救生艇，上面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可能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抱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叫，把头深深扎进她怀里，似乎想在她身上钻个洞而那个女人用胳膊环着他安慰他尽管她自己也已经害怕得脸色发青，她一直在尽量掩护着他似乎以为她的双臂能为他挡住子弹。然后直升飞机往他们中间投下一个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道强光小艇变成了碎片。接着是个拍得很清晰的镜头是个小孩的手臂往空中飞得高高安在直升飞机前端的摄影机肯定在追着它拍从党员座位那里传来一片鼓掌声但在群众席那里有个女人突然无故喧哗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该放给孩子看他们做得不对别放给小孩看直到警察去把她架了出去我不认为她会有什么事谁也不关心群众说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他们从来不会——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肌肉痉挛。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的笔尖流淌出这些垃圾东西。然而奇怪的是，写这些东西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记起了另外一件事，以至于他几乎也想把它写下来。他意识到就是因为这另外一件事，他突然决定回到家里并从这天开始记日记。

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为发生过，那么它是发生在那天上午，在部里。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所在的档案司，人们开始从小隔间里往外拉椅子，摆在大厅中间，正对着大电屏，这是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某个位置就座，有两个他只是面熟，但从未说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来了。其中一位是个女孩，他经常在走廊里跟她擦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她有时两手都沾着油，还拿了个扳手——她负责某部长篇小说写作机的机械维修工作。她是个样子大胆的女孩，差不多二十七岁左右，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有雀斑，动作像运动员那样敏捷。一条窄窄的鲜红色饰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显现出她臀部的优美线条。从第一次看到她的那刻起，温斯顿就讨厌她，他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她随时随地营造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他几乎仇恨所有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的年轻女人——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轻信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包打听。但这个女孩给了他一种印象，就是她比绝大多数女人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她迅速瞟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刺进他体内，并注入一种黑色的恐惧感。他脑子里甚至想到，她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机会微乎其微，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仍会让他感觉特别不自在。这种感觉混合了敌意，还有恐惧。

另外一位是个男的，名叫奥布兰，是名内党党员。他的职务重要而不可测，温斯顿对其性质只是略有感觉而已。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内党党员走过来时，椅子周围的这群人中出现了片刻的肃静。奥布兰高大结实，脖子很粗，面容粗糙，为人幽默而又冷酷。虽然外表让人望而生畏，但他的举止有一定的魅力。他有一招，就是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奇怪，能让人解除戒心——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奇怪地给人以文质彬彬的感觉。如果还有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动作也许能让人想起一位十八世纪的贵族在邀请别人用他的鼻烟。十几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布兰的次数可能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次。他感到奥布兰对他而言很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后者温文尔雅的举止与职业拳击手块头的反差让他觉得很有趣，更因为他有个秘密信念——也许根本不是信念，而是一丝希望，即奥布兰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并非完美无瑕，他的表情无疑说明了这一点。话又说回来，也许他脸上表现出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只不过是智慧。但不管怎样，从外表上看，他是那种可以谈谈心的人，如果有办法躲过电屏跟他单独在一起的话。温斯顿从未付出一点努力去证实这种猜测，确实，也没办法证实。那时，奥布兰看了一眼手表，看到马上快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跟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中间隔了几张椅子，一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坐在他们中间，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工作。那个黑头发女孩正好坐在温斯顿身后。

这时，大厅那头的电屏里突然传出一阵令人难受的刺耳讲话声，如同一台巨大的机器在缺少润滑油的情况下运作时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能让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仇恨会开始了。

照例，当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这个人民公敌的面孔闪现在电屏上时，观众发出此起彼伏的鄙夷之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带着恐惧和厌恶发出一声尖叫。戈斯坦因是叛徒和蜕变者，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有多久）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几乎跟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然而又神秘地逃走并藏匿起来。两分钟仇恨会的进程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每次都以戈斯坦因为主角。他是头号卖国贼，是最早破坏党的纯洁性的人，所有后来对党所犯的罪行、变节、破坏活动、异端邪说以及越轨行为都直接出自他的煽动。在某个地方，他仍活在人世并策划着阴谋：也许在大洋彼岸，在豢养他的外国主子的保护之下，也许甚至——时不时会传出这种谣言——就潜伏在大洋国本国的某处。

温斯顿感觉胸口发闷。每次看到戈斯坦因的面孔，他都会有百感交集的痛苦感觉。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面孔，头顶有一圈浓密的白头发，毛茸茸的，下巴上蓄着一小撮山羊胡——这是一张聪明人的面孔，但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让人觉得可鄙。靠近他又细又长的鼻尖处，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迈昏庸的感觉。这是一张类似绵羊的脸，就连声音也像绵羊。戈斯坦因在一如既往地恶毒攻击党的各种教义——这种攻击夸张而荒谬，连小孩子都能看穿，但又刚好貌似有理得会让人警惕，即其他头脑没那么清醒的人有可能上当受骗。戈斯坦因侮辱老大哥，谴责党的独裁，要求马上与欧亚国和谈，他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已被背叛——全是以快速和多音节的方式讲出来，是对党的演讲家那种惯常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也包含新话——没错，比任何党员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的新话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避免人们可能对戈斯坦因那貌似有理、哗众取宠的讲话所掩盖的事实有所怀疑，电屏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数排着纵队的欧亚国军队在前进——那是一排又一排长得很壮实的人，有着缺乏表情的亚洲人面孔。他们涌现到电屏上，然后消失，代之以其他长相完全类似的军人。单调而有节奏的沉重军靴声成了戈斯坦因那咩咩叫声的背景声。

仇恨会进行了还不到半分钟，房间里有一半人发出了不可遏制的怒吼。那张自鸣得意、绵羊脸一般的面孔以及这张面孔后面欧亚国军队那可怕的力量令人无法忍受，再者，看到或甚至想到戈斯坦因，就能让人们不由得感到恐惧和愤怒。他比欧亚国或东亚国更经常成为仇恨对象，因为大洋国跟这两大国中的一个进行战争时，一般跟另一大国处于和平关系。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斯坦因被所有人仇恨、鄙视，尽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的理论每天上千次在讲台、电屏、报纸、书本上被批驳、被粉碎、被嘲笑、被一般人认为是可鄙的垃圾，然而这一切似乎从来没能让他的影响降低过，总会有一些新的上当受骗者在等着被他诱惑，每天都有奉其指令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挖出来。他是一支巨大的影子部队的司令，那是由力图颠覆国家的阴谋制造者所组成的地下网络，这个网络的名称据说叫兄弟会。另外，还有一些悄悄流传的说法，是关于一本可怕的书的。它汇集各种异端邪说，由戈斯坦因所写。这本书到处秘密流传，没有名字，人们在不得已提到它时，简单称之为“那本书”。不过人们都是通过不清不楚的谣言得知这些事情，凡是一般党员，都会尽量避免谈及兄弟会和“那本书”。

进入第二分钟，仇恨会达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跳上跳下，用最大的嗓门叫喊着，想盖过电屏里传来的发狂的咩咩叫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脸色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像条离水的鱼。就连奥布兰那张严肃的脸庞也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健硕的胸膛气鼓鼓的，还在颤抖，似乎正在忍受波浪的冲击。温斯顿后面的那个黑头发女孩开始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掷向电屏，打中戈斯坦因的鼻子反弹回来，但那个声音仍然无情地响着。很快，温斯顿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一起呼喊，用脚后跟猛踢所坐椅子的横档板。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屏上那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他跟周围的人们站到了一起，对他来说，他们所说的关于戈斯坦因的一切全都属实。那些时候，他对老大哥私下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而老大哥好像高高屹立，是位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岩石般矗立着，对抗亚洲的群氓。而戈斯坦因，尽管他孤立无援，甚至他本人是否存在都尚存疑问，但他仍像个阴险的巫师，仅仅凭借话语的力量，就能将文明的架构摧毁。

有时，甚至有可能故意为之地将个人的仇恨目标转来转去。突然，就像在噩梦中猛然用力把头从枕头上扭到另一边，温斯顿成功地将对电屏上那张面孔的仇恨转移到他身后那个黑发女孩身上。他的脑海里出现了生动的幻觉：他会用胶皮警棍把她殴打至死，会把她脱光衣服绑到一根木桩上，然后向她射满一身的箭，正如那些人对圣塞巴斯蒂安所做的^[2]；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之际割断她的喉咙。另外，他也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做到，因为她那可爱的柔软腰部——像是在请人去搂——围着的却只是一条可恶的鲜红色饰带，那是代表贞洁的咄咄逼人的标志。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真正绵羊的咩咩叫声，有那么一阵子，那张脸也变成了绵羊脸。接着绵羊脸渐隐于一个似乎在冲锋的欧亚国士兵形象之上。他身材高大，面目凶恶，手里的冲锋枪在吼叫着，整个人似乎要从电屏里跳将出来，以至于前排有几个人真的在座位上往后缩。然而正当此时，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敌军形象隐没在老大哥的面孔里，黑头发，黑色八字胡，充满力量和神秘的安详感，它大得几乎占据了整张屏幕。谁都没听见老大哥说什么，无非是几句鼓舞士气的话，这种话在一片嘈杂声中说出来，人们听不清都说了什么，然而仅仅说出这些话，就能恢复他们的信心。

然后老大哥的面孔又渐渐隐去，党的三条标语以醒目的大写字母出现了：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老大哥的面孔似乎在电屏上又持续出现了几秒钟，似乎对每个人的眼球所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扑在她前面的椅子靠背上，双手向电屏张开，嘴里还咕咕哝哝地颤声说些什么，听来似乎是：“我的大救星啊！”接着，她用手捂住脸，显然在祈祷。

就在此时，整群人发出了低沉缓慢而又有节奏的呼喊：“B——B^[3]！……B——B！”一遍又一遍，非常缓慢，两个“B”中间有长长的停顿，不知为何，很奇怪，有点野蛮的味道。在这样的背景声中，似乎能听到赤脚跺地和手鼓的咚咚响声。在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这样呼喊着。这是种情绪极其强烈时经常能听到的压抑声音，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类似对老大哥的智慧和威严的颂歌，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种自我催眠行为，是制造有节奏的噪声以失去知觉的故意行为。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两分钟仇恨会时，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和大家一起疯狂，但这种不似正常人所发出的“B——B！……B——B”的呼喊声总让他十分惊骇。当然，他也跟别人一起呼喊，不这样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表情，做别人在做的事，这些都属于本能反应。然而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有可能泄露了感情，这可想而知。正好就在那一刻，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它的确发生过。

就在那时，他和奥布兰四目相望。奥布兰已经站起身，刚才他把眼镜取了下来，那时正以他特有的动作戴眼镜，然而就在他们四目相望的不到一秒钟时间里，温斯顿就在那一刻知道了——对，他知道了！他知道奥布兰在跟他想着同样的事。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已经传递过来，似乎两人的大脑都打开着，通过眼睛，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流入另一个人的大脑。“我跟你一样，”奥布兰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嫌恶，我全知道。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接着那心领神会的片刻转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变得和别人的一样，不可测知。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可是他已经开始对这件事是否发生过没有把握了。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后续，所起的全部作用，不过是让他在内心保持一种信念或希望，即除了他自己，还有别的人也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大规模地下串联活动的谣言说到底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虽然总有没完没了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但要想确定兄弟会是否确实存在仍属不可能，有时他信其有，有时他信其无。没有证据，只有星星点点之事，可能其中有文章，也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无意听到的谈话片断，厕所墙上语焉不详的涂鸦，可能被当做接头信号的一个不起眼的手势。全是臆测而已，很可能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回到他的小隔间，没有再看到奥布兰，他几乎从未产生要延续他们那一瞬间接触的念头，即使他知道怎样进行，也会危险之至。他们含含糊糊地对望一眼，只有一秒钟或者两秒钟，全部经过如此而已。但纵然如此，在一个人不得己而置身其中的与世隔绝的孤寂中，那也值得铭记。

温斯顿把身子坐直了一些。他打了个嗝，酒气会从胃里泛了上来。

他又定睛看那张纸，发现在无助沉思的同时，他也在写字，像是种自动行为，而且写得也不像刚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他的钢笔在光滑的纸上写下了漂亮的印刷体大字，字母全部为大写：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

他无法不感到一阵恐慌，这没道理，因为写下那些字和开始记日记比起来，并非更危险，可是有那么一阵子，他想撕掉写了字的那几页，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一危险举动。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执行。睡觉时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电筒照着你的两眼，一圈冷峻的面孔出现在床周围。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们只是失踪了，总是发生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不承认你一度存在过，然后就被遗忘。你被铲除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有一阵子，他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里，开始潦草地写道：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我的脖子背后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他又往后靠着坐在椅子上，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于是放下钢笔。这时候他猛然一惊：有人敲了一下门。

这就来了！他像只耗子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希望不管那是谁，就让他试着敲下门就走吧。然而没有，敲门声还在继续。最坏的做法便是拖延。他的内心直打鼓，不过他脸上很可能没有表情，长期习惯使然。他站起身，脚步沉重地走向房门。

2

抓到门把手时，温斯顿看到自己把日记摊开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的全是“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几乎从房间这头望去也能认出。此事做得蠢不可及，但他意识到那是因为就算在最仓皇失措的时刻，他仍不想在墨迹未干时合上本子，以致弄脏那细腻的纸张。

他吸了口气，打开房门，心头马上荡漾起如释重负的暖意。站在门外的是个脸色苍白、萎靡不振的女人，头发稀疏，脸上满是皱纹。

“哦，同志，”她用一种悲悲切切的疲惫声音说，“我就觉着听到您进房间了，您看能不能过来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塞住了，还有——”

那是帕森斯太太，是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党多少反对用“太太”这个词，应该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对某些女人使用这个词。）她是位三十岁上下的女人，样子却老得多。她给人一种印象，即她脸上的皱纹里藏有灰尘。温斯顿跟随她顺过道走过去。这种业余维修工作几乎成了每天必做的烦心事。胜利大厦是幢老公寓楼，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灰泥经常剥落。每逢严寒，水管都会爆裂；每逢下雪，屋顶都会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为了节约而完全关掉，就是只开一半蒸汽量。维修的事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就得向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提出申请。然而就连换块窗玻璃这种事，该委员会甚至很可能拖上两年才会批准。

“当然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住的要大一些，是另一种形式的肮脏。每样东西都有种被击打和践踏过的痕迹，似乎刚有一头凶猛的动物造访过。体育用品——曲棍球棒，拳击手套，一个踢爆了的足球，一条翻过来的有汗味的短裤——全放在地板上，桌子上还有一堆脏碟子和折了角的练习簿。墙上是几面青年团和侦察队的鲜红旗帜，还有张老大哥的巨幅宣传画。那里跟整幢楼一样，常有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还是掩不住一股更为浓烈的汗臭味，那汗味——一闻可知，只是难以说明白怎么会那样——来自另外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另一间房间里，有谁在用梳子和一片草纸吹着，想跟电屏里仍在播放的军乐声合上拍。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着有点忧虑地往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就是话只说一半。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满得几乎要溢出来，气味比煮卷心菜味还要难闻许多。温斯顿跪下来查看水管的曲颈接口。他很不愿意动手干这种活，也很不愿意弯下身子，那样总能让他咳嗽起来。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在旁边看着他。

“当然，汤姆在家的话，他一会儿就能弄好。”她说，“他喜欢干这个，他的手总是很巧，汤姆真的是。”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长得有点胖，是个蠢不可及的活跃分子，一腔弱智的热情——是那种完全听话、忠心耿耿、乏味无趣的人，党的稳固统治对这种人的依赖有甚于对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前不久才很不情愿地被青年团赶出来，而早在升上青年团之前，他在规定年龄已满后仍赖在侦察队多待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某个次要职务，智力方面无要求，但另一方面，在体育委员会和别的负责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的委员会里，他可是个重要人物。抽烟斗的间隙，他会语气平静然而带着自豪地告诉你，过去四年里，他每晚必到集体活动中心。他走到哪儿，就把一股强烈的汗味带到哪儿——那可以是他精力充沛的一个并非有意为之的佐证——甚至在他走后仍经久不散。

“你们家有没有扳手？”温斯顿问道，一面摸索曲颈接口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马上变得有气无力，“我不知道，说不准。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噔噔的靴子响和又一声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把水放掉，忍着作呕取出一团堵塞了水管的头发。他用水龙头的冷水尽量把手指洗干净，然后回到了另一间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大叫道。

一个漂亮却面目冷酷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手持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向温斯顿比画着，比他小两岁左右的妹妹也拿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两个都穿着灰衬衫、蓝短裤，戴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然而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男孩的动作恶狠狠的，感觉不完全是闹着玩。

“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大叫道，“你这个思想犯！你这个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你！我要把你送到盐场去！”

突然，他们两个开始围着他跳跃，嘴里还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的一招一式都在模仿她哥哥。他们就像不久便会长成食人兽的老虎崽子一样嬉戏着，不知怎的，那有点令人恐惧。男孩的眼里，有种狡猾而残忍的神色。另外很显然，他想对温斯顿又踢又打，而且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这种事的年龄。幸好他手里握的不是一支真正的手枪，温斯顿这样想。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不安地在温斯顿和自己的孩子之间扫来扫去。在起居室较亮的光线下，他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灰尘，觉得颇为有趣。

“他们闹得真厉害，”她说，“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所以不高兴。就是为了这件事。我忙得没时间带他们去，汤姆又不能按时下班回家。”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男孩用他的特大嗓门嚷嚷。

“我要看绞刑！我要看绞刑！”小女孩还在蹦来跳去地喊。

温斯顿想起来了，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将于这天晚上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月进行一次，是大家都想一睹的盛事。小孩子总闹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了别，就往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有什么东西打中他的脖根，让他疼痛难忍，好像有根烧得通红的铁丝戳了进去。他一转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拉着儿子进了房门，男孩正往口袋里装起一把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被关进门时吼了一嗓子，然而让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那种无助而惊骇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他快步走过电屏，又坐在那张桌子面前，手还在揉脖子。电屏已经停止播放音乐。一个吐字清晰、代表军方的声音正以狂喜的语气描述新浮动堡垒的武器装备，该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地方下锚。

他想，养那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过的一定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再过一两年，他们会日夜监视她，以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种组织，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列队前进，打旗帜，远足，拿木头步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都属于光荣之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国者、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报》几乎每星期都会登出一篇文章，关于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告密者——一般用的是“小英雄”这个词——如何无意听到父母的某句不敬言论，然后去思想警察那里告发的事迹。

弹弓子造成的刺痛逐渐消退了。他心不在焉地拿起钢笔，拿不准还能不能想到更多东西可写。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有多久？一定有七年了——他梦到他正在穿过一间漆黑的房间，有个坐着的人在他走过时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几乎是家常的，是个陈述句，不是命令句。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走着。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里，这句话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在后来，那句话似乎逐渐具有了意义。他现在记不清楚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那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第一次辨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但是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在黑暗中跟他说话的是奥布兰。

温斯顿从来没有把握——甚至在这天上午看到他的眼神一闪之后，仍然无法确定奥布兰是朋友还是敌人。但这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中间有条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党派之情更重要。“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这样说过了，温斯顿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它会以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里的说话声暂停，一阵嘹亮悦耳的小号声回荡在不流通的空气中，然后说话声又刺耳地响起：

“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从马拉巴尔^[4]前线收到的新闻。我们在印度南部的部队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我们报道的此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向结束的方向发展。现在插播新闻——”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不其然，在播报完一段描述如何骇人听闻地消灭一支欧亚国军队以及毙敌、俘敌的惊人数字之后，通告就来了。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将从每天三十克降到二十克。

温斯顿打了个嗝。酒劲正在过去，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屏里——或许为了庆祝胜利，或许为了淹没关于失去的巧克力的记忆——雄壮地奏响了《为了你，大洋国》。按说这种时候要立正，但在他目前所处的位置，电屏看不到他。

《为了你，大洋国》之后是轻松一点的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前，保持背对电屏。天气仍然寒冷而晴朗。远方某处，一颗火箭弹爆炸了，回荡起沉闷的轰鸣声。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上二三十颗火箭弹。

在下面的街上，风把破角的宣传画吹得啪啪响，“英社”一词正好时而出现，时而遮住。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他感觉似乎自己正在海底森林中漫步，迷失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他就是怪物。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然死去，未来不可想象。他又怎能肯定某个活着的人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又如何能知道党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像是作为回答，真理部大楼白色前墙上党的三条标语又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钱的硬币，上面以小而清晰的字母压铸着同样的标语。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还有烟盒包装上——无所不在。总是那双眼睛在盯着你，还有那声音在包围着你。不管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之内的几立方厘米，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

太阳转过去了，真理部的无数窗户因为没有光线照耀而显得可怕，如同一座堡垒上的射击孔。在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形的建筑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它无法被攻占，一千颗火箭弹也炸不掉它。他又琢磨起他是在为谁而写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时代。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将被烧成灰，他自己也将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所写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它销毁，接着又从记忆中把它清除。当你的一切痕迹，甚至是不具名地在纸上划拉下的字迹都不可能实际存在时，你又怎能向未来呼吁？

电屏里响了十四下钟声，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一定要在十四点三十分前赶回去工作。

奇怪的是，报时钟声似乎让他换了种心情。他是个孤独的幽灵，正在讲述一个谁也不会听的真理，然而只要他说出来，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不明显的方式保持下来。不是通过让别人听到你的话，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子前，用笔蘸了墨水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是自由的、人们相互各异而且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事实存在不变、发生过就不会被清除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意！

他已经死了，他沉思道。对他来说，好像只是现在，在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时，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于行动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已经自认死定了，保持尽量久地活着就变得重要。他右手有两个指头沾上了墨水，一点没错，这就是可能暴露自己行为的细节。部里某个爱打听的狂热分子（很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位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或是小说司里那个黑头发女孩）也许会琢磨他为什么在午餐休息时间写东西，为什么要使用一杆老式钢笔，在写些什么——然后暗示有关部门注意。他到厕所里小心翼翼地用粗砂般的黑褐色肥皂将手指擦洗干净。这种肥皂能像砂纸一样打磨你的皮肤，因此用来洗掉墨迹倒挺合用。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要想藏起它纯属徒劳，但他至少可以确认是否已被发现有这么一本日记。夹根头发就太明显了。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能辨认出的白色灰尘放在封面一角。有人动本子的话，它肯定会被抖掉。

3

温斯顿梦到了他的母亲。

他想，母亲失踪时，他肯定有十岁或十一岁了。她有一头漂亮的金发，是个身材高大、姿态优美的女人。她说话很少，动作缓慢。对父亲，他的记忆更为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穿着整洁的深颜色衣服（温斯顿特别记得他父亲的鞋子鞋底很薄），戴着眼镜。显然，他们两人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最早几次大清洗中的某一次被吞噬的。

在梦中，他的母亲此时正坐在距他下面很深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对他的妹妹根本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她是个长得很小、身体虚弱的小孩，总是不出声，长着一双警觉的大眼睛。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地下的某个地方，例如说井底或者很深的墓穴里——然而是那种虽然已经在他下面很深，却仍在往下坠落的地方。她们在一艘正下沉的船上的大厅里面，透过颜色逐渐变深的水看着他。大厅里仍有空气，她们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她们，但她们仍一直往下沉，往绿色的深处沉去。再过一会儿，绿色的水定会让她们永远消失。他在有光有空气的地方，她们正被死亡吞噬，而她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明白这一点，她们也明白，他也能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明白这一点。无论脸上还是心里，她们都毫无责备之意，只是明白她们必须死，以使他可以继续活下去，这也是事情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他在梦中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母亲和妹妹的生命是为了他而牺牲的。有这样一种梦，在保留典型梦境的同时，人的思维活动仍继续进行。梦里会意识到一些事实及想法，醒后觉得那些事实及想法似乎依然新颖而且珍贵，这个梦就是这样。这时，温斯顿突然想到，他母亲在差不多三十年前的死是悲剧，令人悲痛，如今这种死法已经不可能。他意识到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仍然存在隐私权、爱和友谊，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不用问为什么。想起母亲令他心如刀绞，因为她至死都爱他，而他当时年龄太小，太自私，不懂得以爱回报爱，而且不知何故——他不记得为什么——她为一种忠诚的概念而牺牲，那种忠诚属于个人，不可改变。他认识到这类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但情感失去了高尚性，不再有深沉或者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些，他好像都从他母亲和妹妹那睁大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两双眼睛正透过绿色的水看着他，在几百英寻以下，而且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平整而且富有弹性的草地上。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斜阳将这片土地镀上金色。他此时看到的景色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以至于他从来拿不准是否在现实世界里见过。醒后回想时，他称之为黄金乡。那是个被野兔啃咬的老草场，一条步行小径蜿蜒穿过，鼹鼠丘处处可见。在草场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那边，榆树枝在和风中极其轻微地晃动，树叶只是抖动着，很厚实的一大团一大团，像女人的秀发。在近在咫尺的某处，虽然看不见，有条缓缓流动的清澈溪流。那里，在柳树下方，鲮鱼在池塘里游着。

那个黑头发女孩穿过草场向那几棵柳树走去，似乎是仅仅手一动，就脱下衣服并高傲地扔到一旁。她的躯体洁白光滑，然而丝毫未能引起他的欲望，他确实几乎没看她。那一刻，他心里最强烈的感情，是对她把衣服扔到一旁这一动作的钦佩之情。这个动作优雅而随便，好像摧毁了整整一种文化和思想体系，似乎单是手臂的一个漂亮无比的动作，就能横扫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于无形。同样，那个动作也属于遥远的旧时代。温斯顿醒来时，嘴里还在念叨“莎士比亚”。

电屏发出一声刺破耳膜的哨音，并以同一调子持续了半分钟。那时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起床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他光着身子，因为一个外党党员每年只有三千张配给券，一套睡衣就需要六百张——抓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肮脏的背心和一条短裤。三分钟后是体操时间。就在此时，他因为一阵猛烈的咳嗽而弯下身子，几乎每天起床后，他都要这么咳上一阵子。咳嗽完全清空了他的肺部，以致他需要仰面躺下并喘半天气后才能正常呼吸。他的静脉因为咳嗽用力而胀粗，静脉曲张的溃疡处又痒起来。

“三十到四十年龄组！”一个女人刺耳的声音像狗叫一样，“三十到四十年龄组！请站好位置！三十到四十年龄组！”

温斯顿一跃而起，在电屏前立正站好。电屏上已经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图像，尽管很瘦，却肌肉发达，穿的是束腰外衣和帆布运动鞋。

“伸曲胳膊！”她厉声喊道，“一起跟我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快点，同志们。拿出点儿精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时造成的痛苦没能将梦境留下的印象消除干净，做操时的节奏运动又多少把那个印象恢复了一点。他把胳膊机械地挥前挥后，脸上挂着十分快乐的表情——这种表情被认为是做体操时合适的表情——的时候，他尽力回想童年早期那段模糊时期。非常困难，五十年代后期再往前的一切记忆都淡化了。当可资参考的外部档案不复存在，甚至你自己的生活都不再清晰时，你所记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可能根本从未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却无法重温那种气氛。还存在一些很长的空白期，根本不记得其间发生过什么事。那时候的一切都不一样，甚至国家的名字和在地图上的形状都跟现在不一样。例如，第一空域当时并不这么叫，而是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就叫伦敦，温斯顿对此很有把握。

温斯顿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他的国家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不过在他童年时，显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和平时期，因为他的早期记忆片段之一是关于某次空袭的，它似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也许是原子弹炸了科尔彻斯特那次。他不记得那次空袭本身，但记得父亲紧攥着他的手往下走啊走啊，走到一个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绕过一圈又一圈螺旋状楼梯。最后，他累得走不动了，呜呜哭了起来。他们只得停下来休息一下。他的母亲精神恍惚、动作迟缓，远远跟在后面，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也许那只是个装着毛毯的包袱，他不能肯定当时他妹妹是否已经出生。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地方。他意识到那是地铁站。

铺着石头的地板上坐满了人，另外有些人一个挨一个坐在铁制铺位上，是上下铺。温斯顿和父母在地板上找到一块地方，他们旁边是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他们挨着坐在一个铺位上。那个老头儿穿了身质地不错的黑色套装，花白头发，头顶偏后处戴着一顶黑布帽子。他脸色通红，蓝眼睛里噙着泪水。他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杜松子酒味，似乎他皮肤上冒的是酒而不是汗，也让人想象他眼里涌出的纯粹是酒。虽然他稍微有点醉了，但他同时还在为某件真实而无法忍受的事情伤心。温斯顿以他小孩子的理解方式，明白刚刚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无法原谅、无法补救的事情。似乎对他来说，他也知道那是什么事：一个被老头儿爱着的人——也许是他的小孙女——被炸死了。每隔几分钟，那个老头儿都要重复说：

“我们不该信任他们。我不是说过了吗，孩子他妈？这就是信任他们的下场，我早说过了，我们不该信任那些混蛋。”

但温斯顿想不起来他们不该相信的，是哪些混蛋。

差不多从那时起，战争的确一直在持续，不过严格说来，它并非一直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的童年时代，伦敦就有过街头混战，持续好几个月。他对某些方面记得很清楚。然而要想描述那一段的整个历史，或是说出某个时间谁跟谁在打仗，则完全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文字档案，也没有任何讲话里提到除了目前的盟国之外是否还有过别的盟国。例如当前，在一九八四年（如果这一年是一九八四年），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结盟。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讲话里，从未有人承认三大国之间有过战争或者结盟的其他组合方式。事实上，温斯顿清清楚楚记得大洋国跟东亚国作战、跟欧亚国结盟只是四年前的事情。但这只是他碰巧暗中知道的事，这是因为他对自己记忆的控制并未达到要求。官方说法是从未发生过改换盟国的事，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因此大洋国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目前的敌国总代表着绝对的邪恶，因而过去或者未来与其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

他将肩膀尽力往后展时（手放在臀部，腰部以上的躯体做旋转运动，这被认为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他第一万次想到令人恐惧的是，这有可能全是真的。如果党能插手过去，说这件事、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不是肯定比仅仅拷打和死刑更可怕吗？

党说大洋国从未跟欧亚国结过盟，而他温斯顿知道短短四年前，大洋国在跟欧亚国结盟。但这种信息存在于何处？仅仅在他自己的意识里，而不管怎样，这种意识肯定不久将被消除。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档案上都记录着同样的说法——那么谎言就会进入历史并成为事实。“谁掌握历史，”党的标语这样说，“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但是过去——即使其性质可以被篡改——从来没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真实。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不间断地一次次战胜自己的记忆。“现实控制”，这是他们的说法，在新话里叫“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大声喊道，语气稍微和气了一点。

温斯顿把手垂到身边，缓慢地将肺部又吸满空气，他的大脑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知道又不知道；明白全部事实，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知道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两者都相信；利用逻辑来反逻辑；一方面批判道德，一方面又自认为有道德；相信不可能有民主，另一方面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掉一切需要忘记的，然后随时在需要记起时再回想起来，接着马上再忘掉——最重要的是，对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在于：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状态，然后再次意识不到刚刚对自己实行的催眠行为。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要用到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现在看看我们中间谁能摸到脚趾！”她热情洋溢地说，“请把上身往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很讨厌做这节练习，这让他从脚后跟到臀部一路剧痛上去，而且经常以咳嗽再次发作而结束。他原先在沉思时所感到的多少算是愉快的心情完全没有了。他想到过去岂止被篡改，实际上是被消除了，原因在于，当除了自己的记忆别无任何档案存在时，你又怎能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它显而易见？他努力回忆他首次听说老大哥这个名字是在哪一年，觉得肯定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年，然而想确定究竟在哪一年却无法办到。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从革命最早期就是党的领袖和保卫者。他最早建立功勋的时间一直在被逐渐往前推，一直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三四十年代。当时资本家仍然戴着奇特的圆筒形礼帽，乘坐锃亮的豪华汽车或者有玻璃拉窗的马车来回于伦敦街头。这种传说有几分属实、又有几分凭空杜撰不得而知。温斯顿甚至不记得党本身成立于哪一年，他不认为他在六十年代之前就听说过“英社”这个词，然而有可能它以旧话词形——即“英国社会主义”——在那之前就流行开来。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然而确实，有时候你能指出什么话绝对是谎言。例如，在党的历史书上，声称是党发明了飞机，可是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飞机了。但你什么都无法证明，从未有过任何证据。他一辈子里只有一次手里拿到过确凿无疑的文件证据，可以证明某件历史事实是伪造的。那一次——

“史密斯！”电屏里那个泼妇般的声音尖声喊道，“六〇七九号史密斯·W！对，说你呢！请把身子弯低一点！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没努力！请弯低一点！这样还好点，同志。现在全体注意，稍息，看着我。”

温斯顿全身一下子冒出一阵热汗。他保持着完全不可解读的表情，永远别表现得沮丧！永远别表现出憎恨！眼神的一闪，就可能暴露自己。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把手举过头顶，然后——不能说是很优雅，但特别灵巧利索——弯下身子并把手指第一关节垫到了脚趾下面。

“嘿，同志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次。我三十九岁了，还生了四个孩子。看着我。”她又弯下身子，“你们看我的膝部没有弯曲，你们努力的话都能做到。”她在直起身子后又说：“凡是年龄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完全能摸到脚趾。我们并非每个人都有幸在前线打仗，但至少我们能做到保持身体健康。想想我们在马拉巴尔前线的小伙子！还有在水上堡垒的水兵！想想他们要忍受什么！现在再试一次。好点了，同志，好得多了。”她又对温斯顿鼓舞道，温斯顿这时把身子猛地往下一弯，两手成功地摸到了脚尖，膝部也没弯。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4

开始这天的工作时，温斯顿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即使距电屏那么近，也未能让他控制住。他把口述记录器拉过来，吹去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把办公桌右边的气力输送管里吹送来的四个纸卷展平，别在一起。

小隔间的墙上有三个洞口。口述记录器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输送的是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送来的是报纸；在侧墙上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个大的四方口，用铁丝网罩着，供处理废纸之用。这种口子在整幢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也有。不知为何，这些洞的绰号是记忆洞。你明白某份文件应当被销毁时，甚至在看到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时，就会自动掀开最近一个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投进去。它马上就会被一股暖空气卷走，卷到位于大楼某个隐秘处的巨型炉子里。

温斯顿看了一下展开的纸条，每张上面有条只有一两句话的通知，以行话简写——并非真正的新话，然而包含大量新话词语——是部里内部使用的。这些通知是：

泰晤士报17.3.84bb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错印核实最新一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错报巧克力定量改正

泰晤士报3.12.83bb当日指示加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登档前提交

温斯顿略微有了种满足感，他把第四则通知放在一旁。那是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要留到最后做。另外三则都是一般性的，虽然第二则通知可能意味着要单调乏味地整理一大串数字。

温斯顿在电屏上拨了“过期”，要求送来相应那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它就从气力输送管里滑落出来。收到的通知跟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认为需要篡改，或者套用官方说法是需要修改。例如，从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看来，老大哥在此前一天的讲话是预言南印度前线将保持平静，欧亚国军队不久将在北非发动进攻。结果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而在北非没动作，因此需要将老大哥讲话里的那段重写，以使他的预言跟实际情况相吻合。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个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今天出版的这一期报纸上有实际产量的综述，可以看出预测在各方面显然都错了。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原来的数字，以使其跟后来的一致。至于第三条通知，所指的是个很简单的错误，可以在一两分钟内改好。距离现在很近的二月份，富足部许诺过（官方用语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定量。实际上正如温斯顿所知，这一星期过完，巧克力定量将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则警告代替原来的许诺，警告很可能需要在四月的某个时候降低定量。

温斯顿一处理完这几则通知，就把口述记录器记下的更正纸条别在一起放进气力输送管。然后，他用尽量像是无意为之的动作，把原来的通知和他自己所写的草稿团在一起扔进记忆洞，让火焰将其吞噬。

气力输送管通向的看不见的迷宫那里发生着什么，他并不清楚，但的确大体上知道。在把对某一期《泰晤士报》需要做的所有改正件集中到一起并做过比较后，那一期将被重印，原来那期则会被销毁，改正过的报纸被放回原来那期所在的档案。这种一刻不停的篡改步骤不仅用于报纸，还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相片——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每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印刷品或文件。每一天——几乎也是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项预言都一贯正确，并有文件为证，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者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新书写的本子，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擦干净重新书写。行为一旦完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证明发生过任何篡改之事。在档案司人数最多的处里——其人数比温斯顿所在的处要多得多——那些人的唯一职责，就是追查并收回所有不合时宜，因而需要被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因为政治结盟的变化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错，有许多期《泰晤士报》可能已被篡改达十几次，但档案里的日期却仍是原来的，也不存在与其矛盾的其他报纸。书籍也被一遍遍收回并重写。无一例外地，重新发行时不会承认做过任何改动。甚至在温斯顿收到并在处理完之后被一律销毁的文字指令上，也不会说明或暗示要进行伪造活动，提到的总是笔误、错误、错印或错误引用，为准确起见，需要对其进行改正。

但实际上——他在重新调整富足部的数字时想——那根本算不上伪造，无非是用一句胡话代替另一句胡话。他所处理的绝大多数材料跟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甚至不具有某个赤裸裸的谎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关联。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统计数字都是异想天开的产物，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例如，富足部预测本季度的靴子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为六千两百万双，但温斯顿在重写预测数字时，将其降至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可以照例声称超额完成定额。可是无论如何，六千两百万或五千七百万或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数字比起来，在离谱程度上都是一样的，很有可能一双靴子也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生产了几双，更不用说关心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季度在纸上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靴子，而在大洋国，可能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每一类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无论重要与否。一切退色成了一个影子世界，到最后，连年份也变得不确定了。

温斯顿扫了一眼大厅。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是个长相谨慎、下巴微黑的矮个男人，名叫狄洛森。他在不紧不慢地工作着，膝盖上放了张叠起来的报纸，嘴巴离口述记录器的话筒很近。他的样子像是尽量不让别人听到他所说的话，除了电屏。他抬起头，眼镜向温斯顿的方向敌意地反了一下光。

温斯顿对狄洛森了解极少，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工作。档案司的人不怎么谈论他们的工作。那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大厅里有两列小隔间，总是能听到纸页的沙沙声和对口述记录器说话的嗡嗡声。在那些小隔间里工作的人们中，有十几个温斯顿连名字也不知道，虽然他也能在走廊里看到他们来去匆匆，或者在开两分钟仇恨会时挥舞双手。他知道隔壁小隔间里，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工作，只是从报章上查找并删去已被蒸发掉的、因而被认为从未存在过的人们的名字。安排她做这种工作正合适，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几年前就被蒸发掉了。在隔了几个小隔间的那一间工作的，是个性情温和、样子窝囊、心不在焉的家伙，名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很浓密，在把玩押韵和格律方面天分惊人。他的工作是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违碍之处，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在选集中的诗歌创作出篡改版本——他们称为定版本。这间大厅和在此工作的五十个左右的工作人员仅仅是某处下面的一个科，是档案司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往上往下，有一群群工作人员在干着种类多得无法想象的工作。有一些大型印刷厂，配有助理编辑、排版专家和一些制作假照片的设备精密的照片室；有电屏节目科，其中有工程师、制作人和许多演员，这些演员之所以被特别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有模仿别人说话的技巧；还有许多提供咨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应当被收回的书籍和期刊清单；有巨大的仓库以存放篡改过的文本，还有看不见的炉子用来焚毁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不知其名的头头脑脑，他们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这部分需要保留，那部分需要伪造，另外的部分要完全清除，使其不复存在。

说到底，档案司本身仅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工作不是重建过去，而是向大洋国公民提供报纸、电影、课本、电屏节目、比赛、小说——也就是每种可以想象到的信息、指示或娱乐，从雕像到标语，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写书到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在较低层次上为了服务群众，各种工作也在全力进行着。有一系列的司负责群众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以及一般娱乐，在这里制造出垃圾报纸，除了体育、罪案、占星学几乎别无其他。还有内容耸人听闻的五分钱一本的中篇小说和色情电影。另外还有些伤感歌曲，完全是通过一种名为作曲机的特制搅拌机以机械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整整一个科——新话名字是“色情科”——从事最粗俗的色情作品的创作，发行时用的是密封包装，连党员——除了参与制作的党员——也不允许阅读。

温斯顿工作时，有三则通知从气力输送管里滑了出来，不过都是些简单的事情，两分钟仇恨会开始之前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小隔间，从架子上取下新话词典，把口述记录器推到一边，擦了擦他的眼镜，然后开始着手干这天上午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来自他的工作，多数都是枯燥的常规工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困难而且复杂，能让人像解数学难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些精细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以及对党希望你写什么有所估计之外，别无其他指南。温斯顿擅长做这种事，有时，他甚至受命修改《泰晤士报》的头版文章，那完全是用新话所写的。他展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通知，其内容是这样的：

泰晤士报3.12.83bb当日指示加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登档前提交

这则通知用旧话（或标准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极其不妥，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那篇违碍文章。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似乎主要为表彰一个名为FFCC的机构的工作，该机构负责向水上堡垒里的水兵提供香烟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用品。某位名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内党要员——特别被点名并授予奖章，即二等卓越功勋奖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被解散，原因不得而知。可以猜到的是威瑟斯及其同僚如今失宠了，但这件事未曾在报刊或电屏上报道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政治犯通常不加审判，甚至通常也不会被公开批判。在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叛国者和思想犯被公审，他们在卑躬屈膝地坦白罪行后被处决，但那只是几年才来一次，而且是特地做给人看的。更常见的是，党所不满的人只是失踪了，此后再无消息，从未有人知道他们被怎么样了。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根本没死。不包括他的父母，温斯顿自己就认识可能有三十个左右先后失踪的人。

温斯顿用回形针轻轻刮着鼻子。对面小隔间里，狄洛森同志仍在诡秘地向口述记录器弯着身子。他把头抬起一会儿，眼镜片又是敌意地反了一下光。温斯顿琢磨狄洛森同志做的是不是跟他一样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像这种棘手工作永远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做。另一方面，把它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做，就等于公然承认进行伪造工作。很有可能有多达十几人这时正在编写老大哥实际讲话的相反版本。不久，内党里的某位高参会选择这个或那个版本，对之进行再编辑。接着进入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复杂程序。最后被选中的谎言将被载入永久档案，并成为事实。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何失宠，也许是因为腐败或无能，也许老大哥只是除掉一个过于受欢迎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身边的某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要么也许——这最有可能——此事之所以发生，无非是因为清洗和蒸发是政府机制中的必要部分。通知中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逮捕时，你不能每次都假定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他们会被释放，并在被处决前享有多达一两年的自由。有那么很少几次，某个被认为已死了很久的人在一次公审时，像鬼魂一样现了身，几百人因为他的证词受到株连，然后他再次消失，这次是永久的。但威瑟斯已是个“非人”，他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温斯顿想好了，单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还不够，最好让其谈及跟原来的讲话主题毫无联系的事情。

他可以把讲话变成常见的对叛国者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那有点过于明显，而生编出一次前线的胜利，或是第九个三年计划中成功超额生产，又可能把档案弄得太复杂，那需要的是完全异想天开地编造。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似乎是现成的某位奥吉维同志的形象，他最近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有时老大哥在所发出的每日指示中，纪念某个地位低下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被认为是学习的榜样。这一天他会纪念奥吉维同志，几行印刷字和几张伪造的照片将让他马上实有其人。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将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开始以老大哥的熟悉风格口授：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因为用了先提出问题，接着马上回答的招数（“同志们，从这件事中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呢？这个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三岁时，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个直升飞机模型，不玩别的玩具。六岁时——提前了一年，属破格——他加入侦察队。九岁时，他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时，他偷听到他叔叔的谈话似乎具有犯罪倾向，就去思想警察那里把他叔叔告发了。十七岁时，他是青少年反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时，他设计的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失踪。他带着重要公文飞越印度洋时，被敌方喷气机追击。他把自己和机关枪绑在一起，跃出直升飞机跳进大海。带着公文——老大哥说这个归宿让人想起来不能不羡慕。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心无杂念，老大哥还另外提了几句。他烟酒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度过一小时，别无任何消遣。他发誓要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及照顾家庭跟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尽职尽责的生活相矛盾。除了英社的原则，他跟别人无话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军队和深挖出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以及所有叛国者，别无其他内容。

温斯顿对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功勋奖章犹豫不决，最后决定不授予，因为那会导致不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工作。

他又扫了一眼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那位竞争者，似乎有什么让他很肯定地知道狄洛森正在忙碌的工作跟他的一样。无法查明最后会用谁的工作成果，不过他确信无疑会是他的。奥吉维同志，一小时前还未被想象出来，现在已是实有其人。温斯顿突然想到，死人可以被创造出来，活人却不行，这称得上是一桩奇事。奥吉维同志，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忘掉后，他能像查理曼大帝或恺撒大帝那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有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

5

食堂在地下很多层，天花板很低，领午餐的队伍缓慢地向前挪动。食堂里人满为患，极为嘈杂。柜台上的格栅那里，炖菜的热气往上冒着，带着一股酸酸的金属味，然而仍未能完全压过胜利杜松子酒的气味。食堂一头有个小酒吧，只是墙上开了个洞，花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一大口杜松子酒。

“找的就是你。”有人在温斯顿背后说。

他转过身，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也许“朋友”一词用得不是很准确。人们如今不会有朋友了，只有同志，但是跟有些同志在一起，比跟别的同志在一起愉快些。塞姆是位语言学家，是新话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他是如今正从事《新话词典》第十一版编撰工作的数目庞大的专家之一。他是个身材特别矮小的家伙，比温斯顿还矮。他一头黑发，眼睛大而暴突，眼神既悲哀，又具有嘲弄性。跟你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你的脸。

“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剃须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了！”温斯顿急忙有点心虚地说，“我到处都找过，全用完了。”

人们总来问你有没有剃须刀片。其实温斯顿还存起了两片没用。过去几个月里，剃须刀片特别紧缺。某一时间，总会有哪种必需品在党的店铺里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织补毛线，有时是鞋带，目前是剃须刀片。实在想找一片的话，只能多少算是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那里购买。

“我的那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他又不诚实地加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点。他们再次暂停下脚步时，温斯顿又转身和塞姆面对面。他们两人都从柜台上那堆油腻的托盘里取了一个。

“你昨天有没有去看绞死俘虏？”塞姆问道。

“在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我会从电影上看到的。”

“那可差得太远了。”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我了解你，”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看透了你，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去看绞死俘虏。”从思维上说，塞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会以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飞机对敌方村庄的袭击和思想犯被审讯招供及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之类的事，让人听得不舒服。跟他谈话时，主要就是把他从这些话题上岔开，然后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性细节缠住他——他在这方面意见权威，说起来头头是道。温斯顿把头转开一点，以避开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绞得不错，”塞姆回味道，“不过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把俘虏的脚绑在一起，我喜欢看他们蹬脚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到了最后，他们的舌头往外伸得很长，颜色发蓝——蓝得发亮。我喜欢看的就是这些细节。”

“下一位，请！”那个系着白色围裙的群众手持长柄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他们的托盘塞到铁栅之下，一份午餐很快就放到上面：一小铁杯有点粉红兼苍白色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没放牛奶的咖啡和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桌子，电屏下头，”塞姆说，“我们顺路也打点酒。”

酒盛在无把瓷杯子里。他们一路绕着走，穿过了拥挤的人群，到了食堂另一头，然后把托盘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在桌子一角，有人留下一摊炖菜，肮脏的稀稀一团，看上去像是吐出来的东西。温斯顿拿起他的那杯酒，顿下来鼓了鼓勇气，然后把那带着油味的东西咽了下去。把眼里的泪珠眨掉后，他突然觉得饥肠辘辘，开始一勺勺地吞下炖菜。除了总体上烂糟糟的感觉，炖菜里还有些粉红色的软四方块，很可能是肉制品。之后他们没再说话，默默吃完炖菜。温斯顿左边身后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急促而且不打顿地说话，刺耳的叽里咕噜说话声几乎像鸭子在嘎嘎叫，在食堂里的一片喧哗中，倒是直达耳膜。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问道，声音提高得盖过了喧哗声。

“不快。”塞姆说，“我编的是形容词，有意思极了。”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为之一振。他把炖菜杯推到一旁，用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把身子俯在桌子上，免得嗓门太大。

“第十一版是定本，”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是人们不再说其他语言时的定型语言。等到我们完成后，像你这种人就必须重新学习一遍。我敢说，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不沾边！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二〇五〇年前会变得过时的单词，第十一版里一个也不收。”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面包，然后继续说话，带着有点学究式的热情。他那张又瘦又黑的脸庞变得生动了，眼神里没了嘲弄，几乎是神驰天外的样子。

“消灭单词是件很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的多余词最多，不过名词里也有几百个可以去掉，不仅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到底，那些只是其他一些词相反意义的词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呢？一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它的相反意义。比如说‘好’，有了像‘好’这样的词，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另一个词‘坏’？‘不好’一样管用嘛——而且还要更好些，因为它是更准确的反义词。再比如，要是你需要比‘好’语气强一些的词语，有什么道理存在一连串像‘很棒’、‘一流’这样含义不明的无用词语？‘加好’就能涵盖这个意义，如果你需要语气更强一点，就用‘加加好’。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形，但在最终版本的新话里，不会再有别的词。到最后，只用六个词，就能全部涵盖好和坏的意义——实际上只是一个词。你难道看不出这有多妙吗，温斯顿？当然，这是老大哥最先想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想了想又补充上的。

听到他提起老大哥的名字，温斯顿的脸上掠过一丝并非很热心的神色，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有点缺乏热情。

“你没有真正意识到新话的好处，温斯顿。”他几乎是难过地说，“甚至在你用新话写作时，你仍是用旧话思考。我有时候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你写的文章，还算不错，不过那是翻译性的。内心里，你宁愿抱着旧话不放，尽管它含糊，而且毫无用处地在含义上有许多差别。你没理解消灭单词的妙处。你知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总量在日趋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这一点。他笑了，希望那是种表示赞成的笑。因为拿不准，他不敢开口说话。塞姆又咬了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后接着说：

“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会继续进行。年复一年，词汇量继续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没必要。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以一种神秘的满足感又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二〇五〇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听懂我们现在的这种谈话？”

“除了——”温斯顿怀疑地开口说道，然而又打住了。

“除了群众。”那是他到了嘴边却没说出来的话，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不肯定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算不算异端意见。然而塞姆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群众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二〇五〇年，很可能还要早一点，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将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消灭。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版本存在，不只是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变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也会。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这种标语？整个思想氛围将不一样了。照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或早或晚，塞姆会被蒸发掉，温斯顿忽然想到这一点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露骨。党不喜欢这种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这明明白白写在他脸上。

温斯顿已经吃完了面包和奶酪，他坐着向旁边稍微侧了点身子来喝他那杯咖啡。左边的桌子上，那个尖嗓门男人仍在没完没了地说话。一个背对温斯顿坐着，可能是他的秘书的年轻女孩在听他说话，好像在热切地对他所讲的一切都表示赞同。时不时地，温斯顿能听到像“我觉得您说得太对了，我太赞同您了”这种话，女孩的嗓门既年轻，又很愚蠢。但是另一个嗓门根本没打顿，甚至在那个女孩说话时也是。温斯顿跟那个男的只是面熟，只知道他在小说司里担任某要职。他三十岁左右，喉头突出，一张大嘴巧舌如簧。他头有点往后仰着，而且由于他坐的角度，让他的眼镜片反射着光亮。从温斯顿的角度，只看到两个空圆盘，看不到眼睛。微微有点可怕的，是他那张嘴里流泻出的声音，几乎一个词也分辨不出来。只有一次，温斯顿听到一组短语——“完全彻底铲除戈斯坦因主义”——很快地一口气全迸出来，像是铸成一行的铅字。其余仅仅是噪音，是一片叽叽嘎嘎之声。然而，尽管你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但对他话里的基本内容，还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可能在谴责戈斯坦因并要求对思想犯及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可能在猛烈抨击欧亚国部队的暴行，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这些都没关系，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说的每个字都绝对正统、绝对英社。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和一张一合的下巴时，有了种奇特的感觉，即这不是个真正的人，而是个假人。不是那个人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他的语言。从他嘴里冒出的玩意儿有字也有词，可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话，而是无意识状态下发出的噪音，就像鸭子的嘎嘎叫声。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他用勺子柄在那摊炖菜上画着图案。来自邻座的声音仍在很快地嘎嘎叫，尽管周围一片喧哗，却仍清晰可闻。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鸭讲’。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着说话。它是那种具有两种相反意义的词，挺有意思。用在敌人身上是辱骂，用在与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赞扬。”

毫无疑问，塞姆将被蒸发掉，温斯顿又再次想道。他想着想着，感到一丝悲哀，尽管他很清楚塞姆轻视他，还有点不喜欢他，有理由的话，也完全有可能把他温斯顿当做思想犯揭发。塞姆身上有点隐隐约约不对劲的地方，他缺少某种东西：谨慎，超脱，一种藏拙的能力。不能说他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怀有崇敬之心，听到打胜仗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不仅是真心实意，而且有种不可遏制的热情，消息也颇灵通，为一般党员所不及。但他多多少少有点靠不住，有些最好不说的话他会说出来，读书读得太多，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出没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也没有不成文的法律规定不可以时常光顾栗树咖啡馆，但不知为何，那里是个不祥之地。那些名誉扫地的党的前领导人被清洗前，经常在那里相聚。据说几年或几十年前，戈斯坦因自己有时也在那里露面。塞姆的命运不难预见，然而仍然存在这一事实：要是塞姆掌握了他的——也就是温斯顿的——秘密想法哪怕只有三秒，就会马上向思想警察揭发他。就此而言，谁都会那样做，但塞姆会最积极。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似乎话里还有话：“那个操蛋的蠢货。”帕森斯，也就是与温斯顿同在胜利大厦的住户，确实正从食堂那边穿过来。他身体发福，中等个头，淡色头发，脸长得像青蛙。他现年三十五岁，脖子和腰部已经堆上了一坨坨脂肪，然而动作却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的整个外表像那种长得大块头的小男孩。尽管他穿的是普通工作服，你仍然几乎不可能不想象他穿的是侦察队的那种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脑子里想起他的模样时，总会想到一对胖得有了小坑的膝盖和胖鼓鼓的小臂上挽起来的衣袖。确实，只要遇到集体远足或者其他活动，能让他有理由穿短裤时，帕森斯总是无一例外地再次穿上短裤。他向他们两位喜气洋洋地说了声“你好，你好”，就在这张桌子前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浓烈的汗臭。他那张粉红色脸庞上挂满了汗珠。他的出汗能力真是令人咋舌。在集体活动中心，总能根据乒乓球拍把的潮湿程度判断出他何时打了球。塞姆已经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有一列单词。他用手指夹着一杆蘸水笔在研究着。

“你瞧他吃饭时间还用功呢，”帕森斯用肘部顶了一下温斯顿说，“热情万丈啊，是不是？你在干什么，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跟你说我干吗要追着你。是为了你忘了交的捐款。”

“什么捐款？”温斯顿问道，下意识就去摸钱包。大家工资的四分之一必须主动捐出去，名堂多如牛毛，很难每项都记得清楚。

“为仇恨周的，你知道——每家都要出。我是我们那个区的出纳。我们可是在全力以赴，要大张旗鼓地表现一番。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挂的旗帜数量在整条街上拿不了第一，你可怪不到我头上。你答应过我捐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递给帕森斯，后者用文盲的那种整洁字体记到一本小笔记本上。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为这事我把他狠狠修理了一顿，真的。我告诉他再那么干，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是因为没看成处决人而有点儿不开心。”温斯顿说。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这反映了他思想对头，是不是？虽然他们是淘气的小崽子，两个都是，不过他们的热情可真没说的！他们想的只是侦察队，当然还有战争。你知不知道我那个小女孩上星期六，也就是在她们的中队去伯克海姆斯德方向远足时干了件什么事？她叫上另外两个女孩跟她一起从远足队伍里开溜，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跟了他有两小时，一直穿过森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向巡逻队揭发了那个人。”

“她们干吗要那么干？”温斯顿多少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又洋洋自得地说：

“我的小孩儿认准他是个敌特之类的角色——比如说可能是空投下来的。但是关键在这儿，伙计。你猜猜她一开始是怎么注意上他的？她看到他穿了双古怪的鞋子，所以有可能是个外国人。对七岁的小孩子来说够聪明的了，对不对？”

“那人后来怎么样了？”

“哦，那个嘛，我当然不知道喽。可要是这样了，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吃惊。”他做了个步枪瞄准的动作，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他仍在看那张纸条，头也没抬一下。

“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如今还在打仗。”帕森斯说。

像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正好在他们头顶的电屏里传出一阵小号声。但这次不是宣布一次军事胜利，而只是来自富足部的一则通知。

“同志们！”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声音高声说，“注意，同志们！我们有喜讯要宣布！我们在生产上又打了胜仗！根据刚刚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过去一年里，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在大洋国各地都有无法劝阻的自发游行。劳动者迈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道上举旗游行，以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他的英明领导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几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最近喜欢用的。帕森斯的注意力也被小号声吸引过去。他坐在那里听着，表情严肃，张着嘴巴，也有点听明白后不耐烦的样子。他听不懂数字，但是他明白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数字是带来满足的原因。他早已掏出一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填了一半焦黑的烟丝。一星期的烟丝定量只有一百克，很少可以将烟斗装得太满。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烟，小心翼翼地水平拿着。新定量到明天才有，而他只剩四根了。他暂时闭上眼睛，对远处的喧哗充耳不闻，而是在听电屏里连续播放的声音。似乎甚至还提到，因为老大哥把巧克力定量提高到二十克而举行了向他表示感谢的游行。他想到不过是昨天才宣布定量被降至一星期二十克，有没有可能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他们就又轻易相信了？没错，他们又相信了。帕森斯以他那种畜牲般的蠢劲很容易就相信了，旁边桌子上那个看不到眼睛的家伙狂热地相信了，而且怀着满腔怒火，要把会上提出上星期的定量是三十克的任何人挖出来，批判他，蒸发他。塞姆通过某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也相信了，那需要用到双重思想。如此说来，他是不是独一无二地拥有那种记忆？

离奇的统计数字继续从电屏里涌将出来。跟去年相比，有了更多衣服，更多房屋，更多家具，更多饭锅，更多燃料，更多轮船，更多直升飞机，更多书籍，更多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一切都更多了。一年年，每分钟，每个人，所有事，都在向上嗖嗖地快速发展。跟塞姆刚才那样，温斯顿拿起勺子，在桌子上流淌着的苍白色肉汁里随意划拉，把原来的一长溜划拉成了一幅图案。他带着恨意沉思着生活的物质结构。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是不是食物一直就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头攒动的屋子，墙上由于人们身体的无数次触碰而变得肮脏；金属桌椅破破烂烂，间隔近得坐下能互相碰到肘部；弯了柄的勺子，变形的托盘，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有油腻，所有裂缝里都有污垢；还有劣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炖菜和脏衣服相混合的怪味。在你的胃和皮肤里，总有种抗议的感觉，就是你被骗走了原本有权拥有的某种东西。确实，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都没有太大差别。在他能够清楚记得的无论哪个时候，从来都是吃的东西不大够，内衣或袜子总是到处有洞，家具总是陈旧不堪，以至于就要散架，房间里暖气供应不足，地铁拥挤不堪，房屋摇摇欲坠，面包黑糊糊的，茶叶变成稀缺之物，咖啡尝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缺乏舒适感，灰尘弥漫，所用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凉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味道奇差的食物。当然，随着年纪增长，事情必然变得更糟些。尽管如此，如果上述一切能让人心生厌恶，难道不说明了正常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些年代久远的记忆，让人记着以前并非如此时，才会觉得这些是不可忍受的？

他又环顾了食堂一眼。几乎每个人都长得丑陋，就算穿的是蓝色工作服之外的其他衣服，也仍然丑陋。屋里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是个矮个子，长得特别像甲虫。他在喝一杯咖啡，一双小眼睛猜疑地扫来扫去。温斯顿心想，不往周围看一看，太容易就会相信党所树立的完美体格形象——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男青年和胸部丰满的少女，头发金黄，生气勃勃，晒足太阳，无忧无虑——不仅存在，甚至占大多数。实际上依他所见，第一空域的大部分人都身材矮小、皮肤发黑、长相难看。奇怪的是，那种长得像甲虫的人在部里的数量激增：又矮又胖的男人，没多大年纪就发福，腿短，走路动作奇快，胖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眼睛小之又小。似乎在党的主宰下，最盛产这种体型的人。

富足部的通知播报完了，又响起一声小号，接下来播放的是又尖又细的音乐。因为受到数字的轰炸，帕森斯被唤起了一点隐约的热情，取下嘴里的烟斗。

“富足部今年干得确实不错。”他说着还会意地晃了晃头，“顺便问一句，史密斯伙计，我估计你也没有剃须刀片可以让给我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一个刀片都用了六星期了。”

“噢，这样啊——只是随便问问，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邻桌那个像鸭子般嘎嘎叫的声音刚才在播报富足部通知时暂停了一会儿，这时又响起来，跟以前一样刺耳。不知为何，温斯顿突然想起帕森斯太太，想到她稀疏的头发和她脸上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她的孩子会向思想警察告发她。帕森斯太太将被蒸发掉，奥布兰会被蒸发掉。另一方面，帕森斯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看不到眼睛、嘴里嘎嘎叫的家伙将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些甲虫一样在部里迷宫般的走廊里敏捷穿行的男人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黑头发女孩，也就是小说司的那个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他好像本能地知道谁会活下来，谁会被消灭，只不过至于什么是活下来的原因，有点不容易说出来。

就在此时，他被猛地从沉思中拉回到现实。邻桌的女孩半转过身，是那个黑头发女孩。她在斜视他，但奇怪的是她看得很专心。在他们眼光接触的刹那，她又望向别处。

温斯顿的脊背上冒出汗来，一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这种感觉几乎转瞬即逝，然而留下一种让人不得安宁的难受感觉。她为什么要注视他？为什么总在跟踪他？不幸的是，他记不清楚他到这里坐的时候，她是否已经坐在那张桌子前，还是她后来才去的。但不管怎样，在那次两分钟仇恨会里，她无缘无故坐在他身后。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是想听清楚他喊得够不够响亮。

他又有了以前的想法：很可能她并非真的是思想警察的一员，然而还是那句话，正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有多久，但有可能多达五分钟，有可能他的表情没能完全控制住。在公共场合或电屏视域之内，让心思信马游缰危险之至，最细微的事情也可能会暴露自己：一次不由自主的痉挛，一个下意识的焦虑表情，一种自言自语的习惯——就是那种暗示不正常或者有所隐瞒的小细节。不管怎样，脸上带着不当的表情（例如在听到宣布某个胜利消息时露出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件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过。新话里甚至有“表情罪”一词，指的就是这个。

那个女孩又转过身子。也许说到底，她并非真的在跟踪他，也许她连续两天和他坐得那样近只是碰巧。他的烟卷已经熄灭，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桌子边上，要是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吸。邻桌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他史密斯三天内会被关进仁爱部的牢房，但是烟头不可浪费。塞姆叠起那张纸片放进口袋。帕森斯又滔滔不绝起来。

“伙计，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嘴里含着烟斗，格格笑着说，“就是那次我的两个小家伙点火烧了市场上那个老女人的裙子？那是因为他们看到她用一张B.B.的宣传画裹香肠。他们悄悄溜到她身后，用一盒火柴把她裙子点着了。我想她给烧得够戗。还是小崽子啊，是不是？可真是热情万丈！那就是他们如今在侦察队里接受的一流训练——甚至比我那时候接受的训练还要好。你知道他们最近发了什么吗？能隔着锁眼听声音的助听器！我那个小女孩有天晚上拿回家在我们的起居室试用，还说比她单用耳朵在锁眼上能多听到一倍的声音。当然我得跟你说，那只是个玩具。不过仍然能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对不对？”

就在这时，电屏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哨声，是该回去工作的信号。他们三个人都一跳而起去抢乘电梯，温斯顿那根烟卷里的烟丝掉了出来。

6

温斯顿在写日记：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某个大火车站附近一条窄窄的小街上。她站在墙边的门口，就在一盏几乎一点也不亮的路灯下。她面容年轻，脂粉涂得很厚，事实上是脂粉吸引了我，白得像面具，还有鲜红的嘴唇。女党员从不涂脂抹粉。街上别无一人，没有电屏。她说两块钱，我——

他一时觉得很难写下去。他闭上眼睛，用手指压迫眼球，想挤出那幅不断出现的画面。他几乎有种不可遏止的冲动，想扯着嗓子喊出一连串脏话，或者以脑袋撞墙，用脚踢桌子，把墨水瓶扔出窗外——也就是做任何一种要么激烈、要么声音大、要么会带来疼痛的事，好让他有可能不再去想那些折磨他的记忆。

他想，你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可能会以可见的表象反映出来。他想到几周前在街上碰到的一个男人：那是个很是其貌不扬的男人，党员，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长得又高又瘦，手里拿了个公文包。他们相距几米远时，他注意到那个男人的左脸突然可以说是因为痉挛而扭曲了一下，他们擦肩而过时又是一下。仅仅扯动了一下，一丝颤动，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喀嚓一下那样迅速，显然是习惯使然。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个可怜鬼是完蛋了。最可怕的是，那一举动很可能是下意识的。然而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在温斯顿看来，那防不胜防。

他吸了口气，继续写道：

我跟着她进了门，穿过后院进到一间地下室厨房。那里靠墙处有张床，桌子上有盏灯，拧得很暗。她——

他咬紧牙关，有种想呕吐的感觉。想到地下室里那个女人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凯瑟琳，他的妻子。温斯顿是已婚的——不管怎么说，他结过婚，很可能仍属已婚，因为据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活着。他好像又闻到地下室里那种不新鲜的气味，它混合着臭虫、脏衣服和廉价的劣质香水味，但仍然诱人，因为女党员从来不用香水，也不可能想象她们会用，只有群众才用。在他看来，香水味与私通密不可分地搅和在一起。

跟着那个女人进去时，那是他大约两年来头一次行为不检点。当然，和妓女发生关系在被禁止之列，不过它是那种你间或会鼓起胆量去违反的规定。危险，但也不是事关生死。被抓到和妓女在一起，可能意味着要在劳改营待上五年。未犯其他罪行的话，不会判得更多。这件事也很容易，前提是别被当场抓到。贫民窟那里，到处是愿意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甚至有些女人的索价只是一杯杜松子酒而已，群众不允许喝这种酒。党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却倾向鼓励卖淫，以使未能完全压制的本能有途径发泄。单纯的放荡并无太大关系，只要是在偷偷摸摸和缺乏乐趣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只涉及底层被鄙视阶层的女人。不可饶恕的罪行乃是党员之间的乱搞，但是——尽管在大清洗中，被告都无一例外坦白犯了这种罪——很难想象真的会发生这种事。

党的目标不仅是阻止男人和女人形成相互忠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党无法控制的，党真正的也是未曾讲明的目的，是让性行为完全没有快乐。不要爱得过分，因为性欲就是敌人，不管婚内还是婚外。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必须由某个专门为此成立的委员会批准，但是——指导原则却从未明白列出——如果两个人给别人造成印象，就是他们在肉体上相互吸引的话，他们总是结不成婚。婚姻唯一被承认的目的，是生出为党服务的后代。性交被视为一种有点让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同样，这也从未明明白白写出来过，但它是以间接方式，向每个党员从孩童时期就开始灌输的。甚至还有像青少年反性联盟这种组织，它鼓吹男女完全独身，所有孩子都由人工受精得来（新话里叫“人受”），然后由公家抚养。温斯顿明白他们并非绝对说到做到，然而不管怎样，这与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一致。党正在试图扼杀性本能，或者说如果不能完全扼杀，就扭曲它，丑化它。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好像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至少在女性身上，党的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居已有九年、十年——差不多十一年了。奇怪的是他极少想到她，他会一连好几天忘了自己是已婚的。他们在一起才过了十五个月。党不允许离婚，不过如果没有孩子，倾向于鼓励分居。

凯瑟琳身材高挑，淡色头发，很严肃，举止极为得体。她的脸部轮廓分明，老鹰一般，如果不了解这张脸背后几乎是空洞无物，就可能认为这是一张尊贵的脸。他们刚结婚后不久，他就认定了——虽然只是因为比起其他绝大多数人，他对她更熟悉罢了——在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愚蠢、最俗气、头脑最空洞的一个。她的脑子里除了标语，没有别的想法，无论什么样的蠢话，只要出自于党，她一概——绝对是一概接受。他在内心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但如果不是纯粹为了某件事，他还是能忍着和她一起生活的，那就是性。

他每次一碰她，她就好像往后缩，而且绷紧了身体，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有关节的木头人。奇怪的是，即使在她紧搂他时，他还是有种她同时也在用尽全力推开他的感觉，她紧绷的肌肉给他造成了这种印象。她会闭着眼躺在那儿，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然而是顺从的。这点特别让人难堪，再过上一段时间，就变成令人讨厌的了。但即使那样，假如双方都同意保持禁欲，他还是能忍着和她一起生活的，但是怪就怪在凯瑟琳拒绝这样。她说如果能够，他们必须生出一个小孩，所以要继续有房事，得有规律地每星期一次，除非是在不可能怀孕期间。她甚至常常早上就提醒他，把它作为一件当天晚上一定要做、不可忘记的事情。她对这件事有两种叫法，一是“做宝宝”，二是“我们对党的义务”——没错，她真的那样叫过。不久，当指定的那天即将到来时，他开始有了种很恐惧的感觉。所幸未能养出孩子来，到最后她同意放弃尝试，不久就跟他分居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他再次捡起笔写道：

她一下子就躺倒在床上，然后马上没有一点前奏地，用你能想象到的最粗鄙、最丑陋的动作撩起裙子。我——

他好像看到自己站在暗淡的灯光下，鼻孔里充满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他心里有种失败和憎恨的感觉，甚至在当时，这些感觉仍与关于凯瑟琳那具白色躯体的回忆纠缠在一起。那具躯体被党的催眠力永远施了定身术。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什么他无法拥有自己的女人，而是隔几年一次来做这种龌龊事？但是真正的恋爱几乎不可想象。女党员都差不多，在她们心里，禁欲像对党的忠诚一样根深蒂固。通过小心的早期培养，通过比赛和洗冷水澡，通过在学校、侦察队和青年团里没完没了向她们灌输的垃圾，通过演讲、游行、歌曲、口号和军乐，自然的感情已被清除出她们的内心。理性告诉他肯定有例外，然而他心里也不相信。她们一概从不动心，党也正想让她们那样。他想做的，比想被人爱的愿望更强烈的，是摧毁这道贞操之墙，一辈子哪怕就成功一次也好。带来欢娱的性行为就是反抗。欲望是思想罪。即使是唤醒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做到过——也算是诱奸，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但是这件事的剩余部分还是要写下来。他写道：

我拧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到她时——

在阴暗中待过之后，煤油灯光好像很明亮。他第一次看清那个女人的样子。他向她迈近一步，然后停下来，心里充满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在这种地方的危险性，巡逻队完全有可能会在他出去时抓住他，事实上，那时他们可能正在门口等着。怎么可能不达到目的就走？

一定要写下来，一定要坦白出来。在灯光下，他突然看到那个女人是个上岁数的。她脸上的脂粉厚得似乎有可能像纸板面具一样破裂开来。她头上有缕缕白发，但真正可怕的，是她的嘴唇有点儿合不拢，除了深深的黑洞别无他物。她的牙齿全掉光了。

他仓促写着，笔迹潦草不堪：

灯光下看到她，她是个很老的女人，至少有五十岁，但是我仍然没迟疑就干了那事。

他用手指压着眼皮。他终于把它写下来了，但是感觉没什么不同。这个办法没奏效。那种想扯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跟以前一样强烈。

7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党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即使传言中的兄弟会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几百个极其喧嚣的声音——女人的声音——从前边不远处的一条小街上传来。那是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一种低沉而大声的“噢——噢——噢——噢——噢”声，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口钟的回响。他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挣脱羁绊了！到那个地点后，他看到的是两三百个女人正围着街边市场的摊点。那些女人一脸悲痛，好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劫数已定的乘客。就在那时，普遍的绝望一下子又变成许多张嘴巴的争吵。好像是某个摊点在卖铁锅，是种质量很差的不结实货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饭锅，总是很难买到。在那时出乎意料地停止供应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在费劲地拎着铁锅向外走，却被别的人推推搡搡。还有十几个人围着那个摊点吵闹，指责那个摊主看人卖货，另外还藏有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大吵大嚷声。有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争夺铁锅，都在用力想从对方手里扯过来。有一会儿，两个人都在同时用力拉，结果铁锅的把手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但是——尽管只有那么一阵子——仅仅几百个嗓子吼出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力量骇人！她们为什么从来不为值得一吼的事也像那样吼起来？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他想到那几乎像是从党的教科书上抄来的。当然，党声称是自己把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残酷压迫，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女人也被迫在煤矿干活（事实上现在还有），儿童长到六岁就被卖进工厂。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把他们置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主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少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探，小心地挠了挠静脉曲张的溃疡处，那里又痒了起来。有件事他每次都会想起，即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生活的真正情形如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课本上的一段抄进日记里：

在过去（课本上写道），在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非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美丽城市，而是个黑暗、肮脏、无比糟糕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吃饱饭，而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有靴子穿，头上无片瓦遮身。年龄不比你大的儿童每天必须为凶残的主人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动作太慢的话，就会被主人用鞭子抽打，只有不新鲜的面包皮和水来填腹。然而在一片赤贫状态下，却有几幢华美大屋，里面住的是富人，有多达三十个仆人服侍他们。这些富人被称为资本家。他们长得肥胖而丑陋，面相邪恶，就像本页后面的插图那样。你可以看到，他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被称为大氅。头上戴的是顶古怪而发亮的帽子，样子像是火炉管，被称为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统一着装，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资本家拥有世界上的一切，其他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厂和一切金钱。任何人不服从他们，他们可以把他投进监狱，或者让他失去工作而饿死。普通人跟资本家说话时，必须向他鞠躬作揖，取下自己的帽子，称他为“先生”。全体资本家的头领被称为国王，而且——

但他已经知道下文如何。还会提到身披细麻法衣的主教、身披白鼬皮长袍的法官、足手枷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老爷的宴会和亲吻教皇的脚尖等。另外还有种叫做“初夜权”的名堂，大概不会在给儿童用的课本上提到。它是一条法律，也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在他工厂里干活的女工睡觉。

你怎能判断出有多少是谎言？有可能人们如今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提高了一点，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骨头里的无声抗议，那是种本能的感觉，即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某个时期肯定不一样。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真正独具特色之处，并非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倦怠。看看周围吧，生活不仅跟电屏里喋喋不休的谎言毫无相似之处，跟党想努力达到的理想境界比较起来，更是天差地别。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和非政治性的，甚至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辛辛苦苦干着枯燥的工作，蹭别人的糖精片，缝补破破烂烂的袜子，节省下一个烟头等等。党所描绘出的理想世界是个巨大、可怕和光彩夺目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且骇人听闻的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战士和狂热分子组成的国家，迈着绝对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同样的想法，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打胜仗、迫害别人——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现实却是处于衰败中的肮脏城市，在这里，填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鞋子拖着脚步走动，住修修补补过的建造于十九世纪的房屋，里面总有股煮卷心菜味和厕所里的那种臭味。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景观，辽阔而又破败，是座拥有上百万垃圾筒的城市。跟这一景观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她脸上布满皱纹，头发稀疏，正在徒劳地捣鼓堵塞了的下水管。

他又探手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屏日以继夜往你的耳朵里塞满统计数字，以证明如今人们有更多的食品、更好的房屋、更好的娱乐——所以他们跟五十年前的人们比起来更长寿，工作时间缩短，更魁梧，更健康，更强壮，更快乐，更聪明，所受教育更好，其中没有一个词能被证明或推翻。例如，党声称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群众识字，而据说革命前的识字率为百分之十五。党还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革命前的数字则为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如同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完全有可能的是历史课本上的每个词，甚至那些已被不加怀疑接受的内容，都完全出自想象。据他所知，可能根本没有过什么“初夜权”的法律，也没有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和高顶礼帽这种着装。

一切都已隐没在迷雾中。过去被清除，连清除行为也被忘却，谎言变成了事实。仅仅有那么一次，他拥有过——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是关键所在——具体而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伪造行为。他曾把它拿在手指间长达半分钟之久。那一定是在一九七三年——不管怎样，他和凯瑟琳差不多那时已经分居。然而真正与之相关的日子，是在往前七八年的时候。

真正说起来，此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大清洗时，革命时期党的首批领导人被永远清除掉了。到一九七〇年时，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领导人一个不剩，都被当做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匿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至于其他人，有几个只是失踪了而已，而多数在场面宏大的公审中坦白所犯的罪行后就被处决了。最后剩下的三个人叫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他们被捕的时间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一年多，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然后突然如通常那样，他们被亮相并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坦白曾经通敌（当时的敌国也是欧亚国）、贪污公款、谋杀党的负责人以及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等，是在革命开始前很久就开始的。另外他们还进行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坦白完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赦免并被恢复党内地位，被安置了听起来很重要，实则是挂名性质的职位。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冗长而语气可怜的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其中分析了自己变节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的确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他还记得当时用眼角看着他们时的那种半是害怕半是着迷的心态。他们三人都比他年长，是很久以前那个世界的遗留物，几乎是党早期峥嵘岁月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依稀仍有地下斗争和内战留下的风采。尽管到那时，真相和年代已经变得模糊，他还是有种感觉，就是他得知他们的名字要比得知老大哥的名字早一些。他也能感到他们是罪犯、敌人、不可接触者，注定要在一两年内身名俱灭。任何人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里，到最后总在劫难逃。他们只是行尸走肉罢了，在等着被送进坟墓。

他们旁边的桌子没人坐，甚至被看到离这种人太近也不明智。他们都默不作声地坐着，面前是放了丁香的几杯杜松子酒，是这间咖啡馆的特制酒。三个人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鲁瑟福的外貌。鲁瑟福一度是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在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鼓动舆论的作用。即使在当时，《泰晤士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刊登一幅他所画的漫画，不过是对他早期风格的模仿，奇怪地缺乏活力，也没有说服力，总是对古老主题的炒冷饭：贫民窟的住户，饥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头防御工事里，那些资本家似乎仍坚持要戴高顶礼帽。他不断努力，想重振雄风，却毫无指望。他身材魁梧，一头浓密而油腻的花白头发，脸皮松弛，满是疤痕，嘴唇像黑人的那样厚。他肯定曾经健壮无比，但在当时，他庞大的躯体正在松弛着，歪斜着，发胀着，并向各个方向散架。他似乎正在别人的眼前碎裂，像一座山正在崩塌。

那是下午三点的人少时间，温斯顿这时想不起来当时他怎么到了那间咖啡馆。里面几乎没什么人，电屏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声，丁丁咚咚的。那三个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从不说话。服务员又主动拿来几杯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张棋盘，棋子已经摆好，但是没人下。然后可能总共才过了半分钟，电屏里又换播内容，播放的音乐调子变了，变成——难以形容，一种响脆、刺耳、嘲弄的音符。温斯顿在心里称之为预警调。接着，电屏里传出一个人的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他们躺在那儿，我们躺在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他们三个人一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看了一眼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庞，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第一次看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他心里有种惊恐的感觉，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惊恐。

此后不久，他们三人再次被捕，似乎从上次被释放的那一刻起，他们马上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在对他们的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所有旧的罪行，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下场被写进党史以昭后世。差不多五年后，在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展开刚从气力输送管吹送到他桌子上的一团文件时，看到一小片报纸，显然和其他文件夹在一起，然后就被忘掉了。在将其展开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是从约十年前的一期《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是上半页，因此有日期——在这片报纸上，登了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的代表团的照片，在中间占据显著位置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绝不可能弄错，他们的名字还印在照片下方的说明中呢。

问题是两次审讯中，三个人都供认就在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国土上。他们从位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某个接头地点，去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向其泄露了重要的军事秘密。那个日期之所以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那天刚好是夏至，而且这件事也会记录在无数文件中。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坦白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称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当时，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清洗运动中被消灭了的人会真的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消灭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如同在某个地层出现了一块不该出现的骨化石，因此打破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布于天下，并让人们明了其意义，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

他继续工作，一看到那张照片是什么及明白其意义何在，他马上用另外一张纸把它盖起来。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屏的角度看来，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尽量离电屏远些。保持脸部没有表情不难，努力一点，甚至也能控制住呼吸，但你无法控制心跳，而电屏已经灵敏到能够监听到心跳声。他度过了在他觉得有十分钟的时间，一直担心会发生什么事而备受煎熬，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阵过堂风，那会让他暴露。然后，他也没有将它再次打开，就把那张照片和别的废纸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也许再过一分钟，它便会化为灰烬。

那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将那张照片保存到今天。奇怪的是，他用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件事甚至到现在，对他来说似乎仍具意义，虽然那张照片本身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知道的是，因为一件存在过的证据不再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没那么强了？

然而在今天，假如那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原，也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时，大洋国已经不再是跟欧亚国打仗，那三个已死的人肯定是向东亚国的特务背叛自己的国家。在那以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不记得了。很有可能的是，坦白材料被一再重写，直到原始事实和日期一点也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是被持续篡改着。最让他受折磨、给他以噩梦般感觉的，是他从未明明白白理解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欺诈。伪造过去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然而最重要的动机却秘不可知。他又捡起钢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他琢磨起自己是不是个疯子。或许疯子只是种少数派。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曾被认为是疯子，到了今天，相信过去不可篡改会被认为是。他可能是独一无二地拥有这种信念，如果是独一无二，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没有让他很担心，可怕的是他的想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他捡起那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看着作为扉页的老大哥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种极大的力量在将你往下压。某件物体进入你的头颅，击打你的大脑，吓破你的胆子要你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是要说服你否认那些说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他们所在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经验的正确性，而且客观现实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们的哲学无声地否定。常识成了邪说中的邪说，但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另外的想法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说到底，我们又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要么重力在起作用？要么过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于头脑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当如何？

但是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也没经过什么特意的联想，奥布兰的脸庞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比以前更肯定地知道——奥布兰跟他立场一致。他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它像一封冗长的信，谁也不会读到，但它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并因为这一点而文字生动起来。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针对他的极大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辩词，更不用说反驳。但他是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一定要捍卫显而易见、质朴和真实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实体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少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怀着这种感觉，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同时也在提出一条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

8

从某条过道的尽头，飘来了烘咖啡的香味——是真正的咖啡，而不是胜利咖啡——它一直飘到了街道上。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也许有两秒钟的时间里，他又回到了童年时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他已经快忘掉了。接着传来门关上时砰的一声，那气味像声音一样，被生生切断了。

他已经顺着人行道走了几公里，他的静脉曲张溃疡在跳着作痛。这已是他三个星期里的第二个晚上没去集体活动中心了，这是种轻率之举，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仔细查核你去活动中心的次数。从原则上说，党员不能有空闲时间，除了上床睡觉，他永远不会独自待着。按说他如果没在工作、吃饭或睡觉，就应该参加一种集体娱乐活动。做任何意味着想独处的事情，甚至一个人去散步这种事，总是略微具有危险性。新话里的“自活”一词，指的就是这种行为，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古怪。但这天傍晚走出真理部时，四月的和风让他动了心，天空之湛蓝比起那一年里无论什么时候他所看到的，都带来更多暖意。突然，在活动中心那漫长而嘈杂的夜晚、令人厌烦和精疲力竭的比赛、讲座、靠着喝酒勉强维持的同志关系等等似乎变得不可忍受。他心血来潮，不去公共汽车站，而是漫步走进伦敦的迷宫，首先向南，然后向东，然后又向北，让自己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上，几乎一点也不考虑往什么方向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在日记里写过，“它就在群众身上。”他不时想起这句话，它陈述的是一项神秘的事实，但显而易见是荒谬的。他走到了原先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位于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街上，两旁都是低矮的两层楼房，破破烂烂的门就开在人行道边，奇怪地给人以老鼠洞的感觉。鹅卵石街道上到处都有污水坑。数不清有多少人在黑暗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在街道两边的窄巷里也是——口红抹得土里土气、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还有身体臃肿、蹒跚而行的妇女——她们会展示给你看那些女孩再过十年会长成什么样子，还有弯着腰的老人迈着八字步慢腾腾地走路，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孩子在污水坑里玩，然后在他们母亲的怒喝中跑散开。那里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绝大多数人对温斯顿视而不见，只有几个人半是警惕半是好奇地看着他。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在一处门口说着话，她们系着围裙，砖红色的手臂交叉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听到了她们谈话的只言片语。

“‘是了’，我对她说，‘一点儿不错。可要是你站在我的位置上，会跟我一样这么做。’‘批评别人倒不难，’我说，‘可你是没遇到我这样的难题啊。’”

“啊，”另一个女人说，“没错，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

那两个尖嗓门突然停了下来，她们在温斯顿走过时，怀着敌意不出声地盯着他。但准确点说那并非是敌意，而只是种警觉，片刻间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不为人熟悉的动物经过时那样。在这种街上，不会经常看到党员的蓝色工作服。确实，被人看到在这种地方属不明智之举，除非真的有事，非来不可。不巧碰上巡逻队的话，有可能被拦下来。“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吗，同志？您在这儿干什么？您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您回家经常走的路吗？”——诸如此类的问话。并没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回家，但如果被思想警察得知，这就足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上一片骚动，到处传来警告的喊叫声，人们像兔子一样蹿进门道。一个年轻女人从门道里跳出来，把一个正在污水坑里玩耍的很小的小孩子一把拎起来用围裙包着，然后又跳回门道，动作为时极短，一气呵成。就在那时，一个身穿有很多褶皱的黑色套装的男人从一条小巷里向温斯顿冲过来，激动地手指天空。

“汽船！”他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快趴下！”

“汽船”是群众给火箭弹起的绰号，原因不详。温斯顿迅速脸朝下趴在地上。群众向你提出这种警告时，几乎每一次都对。他们似乎拥有某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前的几秒钟感应到，尽管据说火箭弹的速度比声音快。温斯顿用手臂紧抱着头。传来一声轰鸣，似乎要把人行道掀起来，落物如骤雨般砸在他背上。他起身时，发现距离最近的一扇窗户上震碎的玻璃渣落了他一身。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毁了街道前方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烟雾升腾到天上。烟雾之下，一团灰泥的尘雾笼罩着那片废墟。人们已经聚拢在那里。他前方的人行道上有一小堆灰泥，他能看到中间有一片鲜红的血迹。走近后，他看到那是只从腕部截断的人手。除了血肉模糊的断处，那只人手完全变成了白色，简直像是用石膏浇成的。

他把那东西踢进了阴沟，然后为了躲开人群，他转到右边的偏街上。三四分钟后，他已经离开了受到炸弹影响的地带，而街头那种肮脏而拥挤的生活仍在继续进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时已经快到二十点，群众光顾的喝酒的地方（他们称之为“酒馆”）人满为患，从不停开合的脏兮兮的弹簧门那里，飘来了尿、锯末和酸啤酒的气味。在一处由房屋正面凸出来而形成的角落处，有三个人靠得很近地站在那里，中间一位举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人在他边上看着。甚至在他走近得能看清他们的表情之前，温斯顿就能从他们身体的每个线条上看出他们正全神贯注。显然，他们在阅读一条重要新闻。离他们还有几步远时，三个人散开了，其中有两位很凶地吵了起来。有那么一阵子，他们看样子像是几乎要气炸了肺。

“你他妈能不能好好听我说？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都没有末位是七的数字赢过了！”

“赢过！”

“没有，从来没赢过！我把过去两年的所有中奖数字都记在纸上，就在我家里放着呢。我全记下了，跟钟点一样一点儿不差。我还告诉你，没有哪个末位是七的数——”

“没错，末位是七的就是赢过了！我差不多能告诉你到底是哪个操蛋数字，末位要么是四要么是七，那是在二月份——二月里的第二个星期。”

“二月你个奶奶！我全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我告诉你，没有——”

“呸，你给我闭嘴吧！”第三个人说。

他们谈论的是彩票。温斯顿在走过有三十米远时，又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还在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每周都会抽出巨奖的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注的事。对于几百万群众来说，彩票即使不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会是主要理由。彩票就是他们的欢乐、他们动的蠢念头、他们的安慰物以及智力刺激物。在彩票问题上，就连勉强识得几个字的人，也好像能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且记性好得令人咋舌。有一类人就单单靠卖中奖秘笈、预测及卖幸运符为生。温斯顿跟彩票经营没有一点关系，那由富足部操持，然而他明白（事实上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中奖，很大程度上是子虚乌有，只有很小数额才真的会发到中奖者手里，中大奖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人。在大洋国内处处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这也不难安排。

然而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把这句话写下来时，听上去似乎合理，但是当你走在人行道上，看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时，相信这点就成了事关信仰之事。他转向的那条街是下坡路，他有种以前来过这一带的感觉，前面不远处是条主干道。从前面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的声音。那条街突然转了向，然后就到了头，尽头的台阶通向的是一道低凹的小巷，那里有几个摆摊的，在卖样子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何处。这条小巷通向的是一条大街，下个转弯处就是那间杂货店，他现在用做日记本的本子就是在那里买的。不远处还有家小文具店，他在那里买过笔杆和一瓶墨水。

他在台阶最高处停了一下。隔着小巷的对面是间昏暗肮脏的小酒馆，窗玻璃上像是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落的灰尘。一个年纪很大、弓着腰然而行动敏捷的老头儿——他的白胡子像虾须一样直直翘着——推开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他，他心想那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革命开始时他已经是中年了。他，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一些人，是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仅存的联系纽带。在党自身内部，没有几个人的观念是革命前就形成的。上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早就吓破了胆，思想上已经完全投降。如果还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向你真实说明本世纪早期的情况，那只可能是群众中的一员。突然，他又想起日记上抄自历史课本的那一段。他有了种疯狂的冲动，就是他可以进酒馆跟那个老头儿套近乎，然后询问他。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说说您还是个小孩子时，是怎么过日子的？那年头什么样？跟现在相比是好一点还是更差了呢？”

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畏缩，他走下台阶疾步穿过巷道。不用说，他是昏了头，照例没有白纸黑字的命令规定他们不可以跟群众说话或者光顾他们的酒馆，然而这种行为很难不被人注意到。巡逻队出现的话，他可以声称是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大概不会相信。他推开门，一股极为难闻的酸啤酒气味扑鼻而来。他走进去时，那一片嘈杂的说话声降低了一半，他不用看也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工作服，室内那头正在玩飞镖的人们停手有半分钟之久。他所跟随的那个老头儿坐在吧台那里，正在为什么事跟酒保吵架。酒保是个大块头的结实小伙子，小臂极粗，有一群人手持酒杯看着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的了，是不是？”老头儿气冲冲地耸着肩膀说，“你是说这个操蛋的小酒馆里没有一品脱的杯子？”

“品脱到底他妈的是个什么词儿？”酒保的指尖撑在柜台上，身子往前倾着说。

“听听他说的是啥！还自称酒保呢，可是不知道什么叫品脱！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是一加仑。下次还非得从一二三教起呢。”

“从来没听说过，”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就按这两样卖。你面前的架子上有杯子。”

“我就喜欢要一品脱，”老头儿坚持道，“你甭想那么容易让我不说品脱了，我年轻那会儿根本没这么操蛋地论升卖。”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还在树上住呢。”酒保说着扫了一眼其他人。

这句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温斯顿进来时造成的不自在感好像不复存在了。老头儿布满胡楂的白脸膛涨得通红，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转过身去，撞到了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抓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他说。

“你是个绅士。”老头儿说着又把肩膀耸起来。他好像没注意到温斯顿穿的蓝工作服。“品脱！”他挑衅地向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把两只玻璃杯放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洗了一下，利索地各倒进半升深棕色啤酒。啤酒是在群众光顾的酒馆里能喝到的唯一一种酒类。按说群众不准喝杜松子酒，但其实很容易就能搞到。飞镖游戏又热热闹闹地玩了起来，吧台边的一群人又谈论起彩票，温斯顿的在场暂时被忘掉了。窗户下方有张木桌，他和老头儿可以坐在那里交谈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这种事情危险之至，但不管怎么说室内没有电屏，这一点，是他刚踏进来时就察看清楚了的。

“他甭想让我不说品脱了，”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来时，还在发牢骚，酒杯就摆在他面前。“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又太多，让我老是想尿尿，更不用说还有价钱。”

“从年轻那会儿到现在，您肯定经历了不少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的淡蓝色眼睛从飞镖靶扫到吧台，又从吧台扫到男厕所门，好像他希望在这间吧屋里找到什么变化。

“啤酒比以前好喝了，”他最后说，“而且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儿，淡啤酒——我们以前叫它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那是在战前了。”

“是哪次战争？”温斯顿说。

“一直在打仗。”老头儿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一次挺起了肩膀。“我祝你身体无比健康！”

他的尖喉结在瘦瘦的喉部奇怪地上下快速抖动，啤酒就消失了。温斯顿走到吧台那里，又拿了两个半升过来。老头儿好像忘了他对喝一升啤酒的成见。

“您比我年长许多，”温斯顿说，“我出生时您肯定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您记得以前的日子怎么样吗——也就是在革命前？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对那时候可以说一点儿都不了解，只能从书上读到。不过书上写的可能不是真的，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日子跟现在完全不同，当时有着最严重的压迫、不公平和贫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儿，绝大多数人从生下来到死去，从来填不饱肚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甚至没靴子穿，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住十个人。同时有很少人，只有几千个——就是被称为资本家的——他们有钱有势，拥有可以拥有的一切，住华美无比的房屋，有三十个仆人。他们坐着汽车和四匹马拉的马车到处逛，喝香槟，戴高顶礼帽——”

老头儿突然高兴起来。

“高顶礼帽！”他说，“真有趣，你会提起那个。我昨天才想到那玩意儿，也不知道为啥。我还在想有好多年没见过高顶礼帽了呢，影子都见不着。我最后一次戴高顶礼帽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我说不出来确切是哪一年，但肯定是五十年前了。当然，是专门为那次葬礼租来的，你也知道。”

“高顶礼帽并不是很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问题是，这些资本家——还有依靠他们生活的律师和牧师之类的人——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你们——普通人，工人们——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可以把你们当做牛一样运到加拿大，想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就睡觉，可以叫人拿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抽你们。遇到他们时，您必须把帽子摘下来。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仆从，他们——”

老头儿突然又高兴起来。

“仆从！”他说，“这个词我可很久没听说过了。仆从！它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得，哦，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那些家伙演讲，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就是那些事。有个家伙——唉，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不过是个很有能耐的演讲家，他真的是。他骂起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客气！‘走狗们！’他说，‘布尔乔亚的仆从们！统治阶级的走狗们！’寄生虫——那是另外一个用词，还有豺狼——他肯定称过他们是豺狼。当然，他指的是工党，你也明白。”

温斯顿有种感觉，他们在各说各的，答非所问。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感觉跟过去比起来，现在有了更多自由？您现在是不是更被当做一个人来对待？在过去，富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怀旧般插话道。

“随您怎么称呼吧。我问的是，那些人能不能就因为他们富裕，就把您看得低人一等？比如说，跟他们打照面时，您是不是真的必须取下帽子叫他们‘先生’？”

老头儿似乎在沉思，开口回答前，他喝掉了杯子里四分之一的啤酒。

“对，”他说，“他们喜欢你为他们碰一碰帽子，那表示尊敬，差不多吧。我自己不愿意那样做，我是说我自己，不过我也那样做了很多次。非得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种事是不是经常发生——我只是引用我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也就是那些人跟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您从人行道上推进阴沟里？”

“有个人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就像是昨天的事，所以我记着呢。是划船比赛^[5]那天晚上——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人们经常会闹得很厉害——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上撞到一个小伙子身上。他很有点绅士的样子，他真的是——礼服衬衫，高顶礼帽，黑大衣。他在人行道上有点儿歪歪斜斜地走着，我好像是没注意撞到他身上。他说：‘你干吗不看路？’我说：‘你他妈以为你买了整条人行道吗？’他说：‘再跟我啰嗦，我把你他妈的脖子给拧下来。’我说：‘你喝醉了，待会儿再跟你算账。’我可没胡说，他用手在我胸口推了一把，差点儿把我推到公共汽车轮子底下。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正要给他来一下，只是——”

温斯顿陷入一种无助感里。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事情，你可以问他一整天，也问不到什么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历史仍然正确，有可能完全正确。他最后又试了一次。

“也许我没能说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这个：您已经活了很大岁数，一半时间都是在革命前过的。比如说在一九二五年，您已经成年了。根据您所记得的，能不能说出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要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呢？要是您能选择，您宁愿活在那个时代还是现在？”

老头儿沉思着看了一眼飞镖靶。他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以前慢了些。他再次说话时，似乎有了种万事可忍、哲学家般的神色，似乎啤酒让他更稳重了一些。

“我知道你指望我说什么，”他说，“你指望我说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再次年轻。大多数人被问到时，会说他们最想返老还童。年轻时，身体又好，又有力气，可要是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在各方面都不会很好了。我脚有毛病，膀胱更是要命，天天夜里上六七趟厕所。另外呢，当个老头儿也有很大好处，你不会再为同样的事儿操心了。不用跟女人纠缠了，这还不赖。我快三十年时间没碰过女人了，信不信由你。再说我也不想。”

温斯顿靠着窗台坐着。再问下去也没用。他正要再去多买些啤酒，老头儿站了起来，拖着脚步很快走到室内那头臭烘烘的厕所。多喝的半升啤酒已经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在那里多坐了一两分钟，眼睛盯着他的空玻璃杯。几乎没留意到是什么时候，他的双脚又带着他走上了街道。他心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那个最突出也是最简单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就永远成为无法回答的问题了。但实际上甚至在现在，也已经是无法回答的了，因为对从遥远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散居着的幸存者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记得上百万件无用的事情，例如跟一个工友的吵架，寻找丢了的自行车打气筒，一个死去很久的妹妹的表情，七十年前某个刮风的冬日早晨那卷着灰尘的旋风等等，却看不到相关的事实。他们就像蚂蚁，只看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记忆已经失灵、文字记录被伪造时——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提高，因为没有可资参照的标准。那种标准现在既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这时，他的思绪突然停下来，他停下脚步张望了一下。他是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几间光线阴暗的小铺子夹杂在居民房屋中。就在他头顶上，吊着三个掉了颜色的金属球^[6]，看样子好像曾经镀过金，他好像知道那里。没错！他正好在一间杂货店的外面，他在那里买过日记本。

一阵恐惧感掠过他的心头。买那本本子的行为本身就够不慎重的了，而且他也发过誓永远不再来这里，然而他让自己的思想信马游缰时，他的双脚却自动将他带回这个地方。他之所以开始记日记，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做出这种自取灭亡式的一时冲动行为。同时，他注意到当时虽然已经快二十一点，那间铺子却仍开着。他觉得与其在外面留连，倒不如走进去更少招人注意。他走进铺门，要是被盘问，他可以说是来买剃须刀片的，听着还像回事。

铺主刚点亮一盏悬挂着的油灯，它散发出一股虽然不洁，但不算刺鼻的气味。他也许有六十岁，身材单薄，弯腰弓背，鼻子长长的，给人以和蔼之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的头发几乎全白，眉毛却依然浓密，仍是黑色。他的眼镜，他那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举动以及他身穿黑色丝绒旧夹克这几个特征，都让他模模糊糊有种睿智的样子，像个搞文学的，或者音乐家。他的话音柔和，似乎很憔悴，而他的口音跟大多数群众比起来，没那么土里土气。

“您还在人行道上时我就认出您了，”他马上说，“您是来买过小姐用记事本的那位先生。那种纸可真漂亮，真的。白条纸^[7]，以前是这么叫的。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哦，我敢说有五十年没再生产了。”他从眼镜架上方瞄了一眼温斯顿，“您具体还想要点儿什么？或者您只是随便看看？”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糊地说，“只是进来看看，没想专门要买什么。”

“也好，”那个铺主说，“因为我估计也没办法让您买到合适的东西。”他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他的掌心是绵软的。“您也看到是怎样的了，一间空铺子，可以这么说吧。这话我只跟您说，古董生意差不多算是到头了。没人买，也没存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全慢慢坏掉了。当然，金属制品绝大多数都被回炉了，我好多年一件铜制蜡烛座也没见过。”

铺子里很小的空间竟然塞得满满的，让人不便走动，然而里面几乎没有一件值上一点小钱。地板上的地方很挤，因为靠墙一圈堆着不计其数的画框。橱窗里有一碟一碟的螺钉螺母，豁了刃的铅笔刀，指针根本走不了的失去光泽的手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无用物件。只是墙角那里的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堆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上了漆的鼻烟壶、玛瑙胸针之类——里面也许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温斯顿朝那张桌子走去时，他的眼睛被一个圆圆的、表面光滑的东西所吸引，它在灯光下幽幽发亮。他把它捡了起来。

那是块很重的玻璃，一面圆，一面平，几乎是个半球。那块玻璃在颜色和质地上，有种独特的柔和之感，像雨水那样。中心位置，有片被弧面放大的奇特东西，粉红色，形状复杂，能让人联想到玫瑰花或者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着迷地问道。

“那是珊瑚，是的，”那个老头儿说，“肯定来自印度洋，他们把它嵌进玻璃里面。制造时间会在一百多年前，不过从样子看，还要更早些。”

“是件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是件漂亮的东西。”那个老头儿赞赏地说，“不过现在没几样东西可以这么形容了。”他咳嗽了一下。“这么着吧，您想买的话，给我四块钱就行了。我记得像这种东西，以前能卖到八镑，八镑是——唉，我算不出来了，但会是很多钱。可是如今谁又关心真正的古董？再说也没多少古董留下来了。”

温斯顿马上掏给他四元钱，把他看上的那样东西揣进口袋。它之所以吸引他，并非是它有多漂亮，而在于它拥有的那种外观，属于跟如今这个时代很不相同的某个时代。那种颜色柔和、雨水般的玻璃跟他见过的任何玻璃都不一样。这件东西特别吸引人的，是它显然毫无用处，不过他猜想以前肯定是当镇纸用。它放在口袋里很重，但幸好还没让他的口袋显得太鼓鼓囊囊。对党员来说，拥有这样一件东西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当，凡是旧的乃至漂亮的东西，总多少会令人生疑。老头儿在收到四元钱后，显然情绪更好些了，温斯顿意识到给他三元甚至两元他都会接受。

“楼上还有间房间您可能愿意看看，”他说，“里面没多少东西，只有几件。我们一起上楼的话，可以拿盏灯。”

他又点亮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在前面带路。走上陡峭破烂的楼梯后是一段狭窄的过道，然后进了一间房间。它不对着街边，而对着一个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一片烟囱丛林。温斯顿注意到里面的家具摆放得仍像有人住的样子。地上铺了一小片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还有把又脏又破的高背扶手椅顶住壁炉放着。一架老式玻璃面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钟面分为十二格。窗户下边，一张很大的床占据了快四分之一的房间面积，床上还有床垫。

“我太太死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儿，”老头儿不无歉意地说，“我在一件一件卖家具。那是张漂亮的红木床，或者说至少把上面的臭虫弄干净后算得上吧，不过我想您会觉得它有点儿太笨重了。”

他把灯高举着，好照亮整个房间。在温暖的暗淡灯光下，那房间看上去奇怪地令人向往。温斯顿的脑海里掠过一个想法，就是敢冒险的话，他大概可以一星期花几元钱租下这里。这是种不可能实现的离谱想法，他刚想到就放弃了。但那房间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怀旧的念头，一种年代久远的记忆。坐在那样一间房间里会有什么感觉，他好像完全明白：坐在熊熊炉火前的扶手椅里，脚放在壁炉挡板上，搁架上还有把烧水的壶——那是种绝对独处、绝对安全的感觉，没人监视你，没有声音缠着你，除了烧水壶的响声和时钟悦耳的滴答声，没有别的声响。

“没有电屏！”他忍不住低声说。

“啊，”老头儿说，“我这儿从来没那种东西。太贵，不管怎么说，我好像从来没觉着需要装那个。您看那边的墙角还有张不错的折叠桌，不过您要是想用边上的桌板，当然得换上新合页。”

另外一个墙角那里有个小书架，吸引温斯顿走过去，上面只有几本垃圾书。在群众居住的地方，对书本的查抄和销毁做得同样彻底。在大洋国内，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本印刷于一九六〇年以前的书。老头儿仍然用手举着灯，站在放在红木画框里的一幅画前，它挂在壁炉一侧，正对着床。

“喏，您要是刚好对旧版画感兴趣——”他小心翼翼地说。

温斯顿走过去细看那幅画。那是一幅钢雕版版画，画的是一座椭圆形建筑物，有着长方形的窗户，前方还有座小塔。那座建筑的周围还有栏杆，在它后面，还有似乎是一座雕像之类的东西。温斯顿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他对之似曾相识，但不记得有那座雕像。

“画框钉在墙上，”老头儿说，“不过当然我可以给您取下来。”

“我知道那座建筑，”温斯顿过了很久才说，“现在都成废墟了，它在正义宫外面的街道上。”

“没错，就在法院外面。它是在——哦，好多年前被炸掉了。它曾经是一座教堂，名叫圣克莱门特教堂。”他抱歉地笑了笑，像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有点荒诞不经的东西。他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什么？”温斯顿问道。

“噢，‘“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押韵诗。往下的我不记得了，不过我确实还记得结尾：‘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是跳舞时唱的。别人把胳膊抬高让你穿过去，唱到‘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时，他们胳膊往下一压就把你卡住了。只是一些教堂的名字，伦敦所有的教堂都唱到了——也就是所有主要的教堂。”

温斯顿在茫然想着教堂是属于哪一世纪的。要想确定伦敦的建筑物是哪个时代的总是不容易的。凡是令人赞叹的大型建筑物，如果其外貌差不多够新，都会自动被声称建于革命之后，而凡是显然建于很久以前的，都会被归类为建于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被认为未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从建筑上学到的历史不会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多。雕像，铭文，纪念碑，街道名——一切可能揭示过去的都被有系统地更改了。

“我从来不知道它以前是教堂。”他说。

“有很多留了下来，真的。”老头儿说，“不过被用做其他用途了。哎，那首押韵诗是怎么念的？啊，我想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8]。’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喏，我记得的就这么多了。一法寻，那是种小铜币，看上去跟一分钱有点像。”

“圣马丁教堂在哪儿？”温斯顿问道。

“圣马丁教堂？它还在，在胜利广场，跟画廊在一块儿。就是前面有三角形柱廊，台阶很高的那幢建筑。”

温斯顿很熟悉那里。它是个博物馆，用来展览各种各样的宣传性物品——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缩微模型、展示敌人残暴行为的蜡像造型等等。

“它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补充道，“不过我不记得那一带有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买那幅画，它是比那块玻璃镇纸更不合适拥有的东西，而且不可能拿回家，除非把它从画框上取下来。但他仍然多逗留了几分钟跟老头儿说话，得知他的名字不叫威克斯——人们有可能根据从铺子门面处的题字作此推论——而是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是个鳏夫，年纪为六十三岁，住在那间铺子里已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名字改过来，但从未着手去做。他们谈话时，温斯顿的心里一直想着那首记得不清不楚的押韵诗。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说来奇怪，可是对自己念一念时，会有幻觉，似乎真的听到了钟声，那钟声属于失去的伦敦，然而那个伦敦仍在此处彼处存在着，被改头换面，也被遗忘了。从一个又一个鬼影般的尖塔那里，他似乎听到钟声在洪亮地鸣响。但就记忆所及，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听到过教堂钟声。

他告别查林顿先生，独自走下楼梯，好不让这个老头儿看到他迈步出门前，先要察看一下街道。他已经打好主意，再过一段适当间隔——比如说一个月——他会冒险再来这间铺子看一看。那也许比开小差不去集体活动中心更危险。单是买过日记本后，不知道那个铺主是否可以信赖，就又再来第二趟已经够蠢的了，然而——

对，他又想，他会再回来。他会再买一些美丽然而无用的东西。他会买下那幅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取下来，藏在工作服的上衣里带回家。他会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里挖掘出那首诗的剩下部分。甚至租下楼上房间的疯狂念头也再次闪现在他脑海。也许有五分钟时间，兴奋感让他疏忽大意了，他没有先隔着橱窗往外看一看，就跨上人行道。他甚至即兴唱了起来：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

突然，他感到五内俱寒，魂飞天外。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影正沿着人行道走过来，那时离他不到十米远。是小说司的女孩，黑头发的那个。天色正在变暗，然而仍能毫不困难地认出她来。她在直直盯着他的脸，然后又继续快步走着，似乎没看到过他。

有那么几秒钟，温斯顿吓得不能动弹。然后他向右转，脚步沉重地走开了，也暂时没注意到他走错了路。不管怎样，有个问题算是得到了澄清：那个女孩在监视他。这完全不再有疑问。她一定是跟踪他到这里的，因为如果说她在同一天晚上，来到离党员住处几公里远的同样一条无名小街上是碰巧，那就让人无法相信了。说是巧合就太离谱了。她是否真的是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或者只是个由好管闲事心理驱使的业余侦探，根本说来，那些都无关紧要。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够了，也许她也看到他进那个酒馆。

走路很费劲。每走一步，口袋里那块玻璃都撞击他的大腿，他有点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觉得肚里难受。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如果不能马上找到一间厕所，他就会死掉，但在这种地段没有公共厕所。后来阵痛过去了，留下了隐隐的痛感。

那条小街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住脚步，站立了几秒钟，茫然地想着该怎么办，然后他转身沿原路返回。转过身后，他心里突然想到那个女孩仅在三分钟前跟他擦肩而过，要是跑步，也许能追上她。他可以尾随她，一直到僻静处，然后拿一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口袋里那块玻璃也够重，可以一用。但他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想一想就需要气力，也不可忍受。他跑不动，也没法砸她，再说她年轻而且精力充沛，能够自卫。他也想快些到集体活动中心去，然后待在那里直到关门，以此作为那天晚上不在别处的部分证据。但那也是不可能，一种要命的倦怠感控制了他，他只想尽快回到家里，坐下安静一会儿。

他回到公寓时已经过了二十二点，二十三点半总闸就会被关掉。他走进厨房，吞下了差不多一茶杯胜利杜松子酒。然后走向浅凹处的那张桌子，坐下来并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但他没有马上打开它。电屏里传出一个粗嗓门女声，在哇哩哇啦地唱一首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日记本的大理石纹封面，想对那声音充耳不闻，却做不到。

他们会在夜里来抓你，总是在夜里。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来抓你之前自我了断，无疑有些人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失踪事件其实都是自杀。然而在全然无望得到枪支以及任何速效万灵毒药的世界上，自我了断需要极大勇气。他有点震惊地想到，疼痛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就在需要做出某一动作时，身体总是变得失去活动能力，从而背叛了自己。如果动手动得够快，他也许能把那个黑发女孩干掉，然而恰恰因为所处的极度危险境地，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遭遇危机时，要与之斗争的，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是现在，即使喝了酒，腹部的隐痛仍让他不可能进行连贯的思考。他意识到在所有表面上是英勇或者悲剧性的情况下总是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或者在一条正下沉的船上，你与之斗争的事情总是被忘却了，因为躯体成了重要的问题，直到最后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即使你没被吓瘫或者痛苦地号叫，生活仍是跟饥饿、寒冷或失眠一刻不停地斗争，还有跟胃酸或牙疼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重要的是记下点什么。电屏里的女声开始唱起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像有尖碴的碎玻璃片一样，插进了他的脑子。他努力回忆奥布兰的模样，日记是为他而写，或者说就是写给他的，然而他开始想象思想警察把他抓走后，他将遇到什么。如果他们马上处死他倒没关系，被处死在意料之中，但在死之前（没人说起过这些事，不过谁都清楚）一定要遍尝坦白时不可避免的一切：匍匐在地板上尖叫饶命，骨头被打断，牙齿被打落，头发一缕缕被鲜血染红。既然总是同样的结果，又何必非要承受这一切？为何不可以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者几星期？从未有人躲过侦察，从未有人不坦白。你控制不住犯了思想罪时，可以肯定的是某一天你必将被处死，然而为何那种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极度恐惧非要在未来等候着？

他又试着想起奥布兰的样子，这次成功了一点。“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奥布兰对他说过这种话。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自以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看不到，然而如果有先见之明，就能神秘地分享到未来。因为从电屏传来的声音在他耳边聒噪着，他无法顺着那个思路往下想。他抽出一根烟噙到嘴上，一半烟丝立即掉到他舌头上，那是种难以吐出的苦涩尘土。老大哥的面庞浮现在他脑海中，取代了奥布兰的脸庞。像前几天所做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那张脸往上盯着他，凝重，平静，警觉，然而在两撇黑色八字胡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微笑？像个沉重的不祥之兆，他又看到那几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注释】

[1]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相关结构和语源请参考附录。——原注

[2] 圣塞巴斯蒂安（？——288？）：罗马警官，早期基督教徒，引导许多士兵信奉基督教，事发后皇帝命令以乱箭射之，侥幸不死，后被乱棒打死。

[3] B——B代表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两词的第一个字母。

[4] 马拉巴尔：位于印度东南部。

[5] 指一年一度牛津和剑桥两大学代表队在泰晤士河上进行的划船比赛。

[6] 三个金属球曾是当铺的标记。

[7] 一种有线条水印的白色书写纸。

[8] 法寻：英国旧时值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