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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过了一半时，温斯顿离开小隔间去上厕所。

从亮堂堂的长走廊那头，一个人影正向他走来，是那个黑头发女孩。自从那天晚上在杂货铺外面遇到她以来，已经过了四天。她走近时，温斯顿看到她的右臂挂着吊带，吊带跟她工作服的颜色一样，所以从远处看不出来。她大概是在转动某台大型搅拌机时压伤了手，小说的情节就是在那种搅拌机里“拟出初稿”的。在小说司，这是种常见事故。

他们相距也许有四米远时，那个女孩脚下踉跄一下，几乎是趴着摔倒了，并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肯定是摔倒时把受伤的胳膊压到了身子底下了。温斯顿马上停下脚步。那个女孩已跪起身子，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衬托之下，她的嘴唇显得更为红润。她在盯着他的眼睛看，她哀婉的表情看上去与其说像是出于疼痛，倒不如说是出于恐惧。

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情感。在他面前，是想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但也是个活生生的人，由于骨折，正经历着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一步去帮助她，看到她跌倒并压在那只缠了绷带的手臂上时，他似乎也感到了疼痛。

“您受伤了吗？”他问道。

“没关系，只是胳膊疼，马上就没事儿了。”

她说，似乎内心很激动，面色绝对变得很苍白。

“您没跌伤哪儿吗？”

“没有，我没事儿。刚才那会特别疼，不要紧。”

她向温斯顿伸出没打吊带的左手，他拉着她站了起来。她的气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关系，”她很快又重复道，“手腕被砸了一下罢了。同志，谢谢您！”

她说完就顺着原先走的方向继续走开，走得一样轻快，似乎真的一点事也没有。整件事前后不过半分钟。不在脸上流露出表情已成了本能般的习惯，再说这件事发生时，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然而不流露出片刻惊讶仍然很困难，因为在他拉着那个女孩的手帮她站起身的两三秒内，她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她是故意那样做的。那是个又小又平的东西。走过厕所门时，他把它转移到了口袋里，用指尖摸着它。那是个折成四方形的纸片。

站在小便池前时，他还是用手指摸索着把它展开了。显然上面写着什么信息。有那么一阵子，他忍不住想把它拿进格间，马上看看写的是什么，但那会是种蠢不可及的行为。他也很明白，比起别的地方，可以更有把握认为厕所格间里是一刻不停被监视着的。

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坐了下来，随随便便把那张纸片跟别的纸片放在一起，然后戴上眼镜并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脏在胸膛里可怕地扑通扑通跳动着，幸好他要做的工作只是一般性的，也就是改正一大串数字，不需要特别专心。

不管那片纸上写的是什么，它一定具有政治意义。就他所能想到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就是那个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务，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他不明白思想警察怎么会选择以这种方式通知，但可能他们自有理由。纸上写的可能是个警告，一个传唤令，一个要求他自杀的命令，或者某种陷阱。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总出现在他脑子里，它更离谱一些，他想把它压下，却总是徒劳。这一可能，就是那张便条根本不是来自思想警察，而是来自某个地下组织。也许到底存在着兄弟会！也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这个想法荒诞不经，但在他摸到手里那片纸的一刻，他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一想法。几分钟之后，他才想到更接近事实的另一解释。即使是现在，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那张便条可能意味着死亡——然而他仍不相信。他不切实际的希望欲罢不能，心脏也在剧烈跳动。他对着口述记录器低声说话时，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发颤。

他卷起已经完成的一叠工作材料，投进了气力输送管。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叹了口气，然后把另外一堆工作材料拉过来，那片纸就在最上面。他展平它，在上面，用很大的不规则字体写着：

我爱你。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震惊得甚至没把这种足以定罪的东西扔进记忆洞。他真的往里面扔时，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太大兴趣是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只是为了肯定上面写的确实是这几个字。

在这天上午剩余的时间里，他很难专心工作。比不得不专心干那些琐碎工作更难做到的，是掩饰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不让电屏看到。他感到腹内犹如火烧。去热气腾腾、人头涌动、声音嘈杂的食堂里吃午餐成了件折磨人的事。他希望午餐时间独自待一会儿，可倒霉的是那个蠢货帕森斯又蹿过来坐到他旁边，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汗味几乎盖过了炖菜的铁皮味，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为仇恨周作准备的事。他对于老大哥的纸制头像特别热心，头像的直径有两米宽，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中队专门为仇恨周制作的。令人恼火的是，在喧闹嘈杂的说话声中，他几乎听不见帕森斯在说什么，所以要不时请他重复他那愚蠢的话语。他仅仅看到过那个女孩一次，是跟另外两个女孩在食堂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她好像没看到他，他也没再往那个方向看。

下午还好过一些。午餐时间一结束，就来了件棘手的复杂工作，要费上几个小时来做，而且需要将别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此项工作包括伪造一系列两年前的生产报道，以此来陷害一个如今失了宠的内党要员。这种事情是温斯顿擅长做的，在超过两小时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将那个女孩完全置于脑后。接着她的脸庞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是种不可忍受的强烈渴望，想独自待着。除非他能这样，否则不可能琢磨透这种新情况。这天晚上他要在集体活动中心度过，在狼吞虎咽地又吃了食堂里一餐无味的饭菜后，他赶紧去了活动中心，参加了看似严肃、其实愚蠢的“讨论组”，玩了两局乒乓球，喝了几杯酒，听了半小时名为“英社与象棋”的讲座。他心里烦得要命，但是他第一次没有想要躲掉晚上在活动中心活动的冲动。看到“我爱你”那几个字时，他心里涌起了活下去的渴望，去冒些小险的想法突然似乎是愚蠢的了。直到二十一点，当他已经回到家里并躺到床上时——在黑暗里，只要保持不出声，你甚至可以不受电屏的监控——他才能进行连贯的思考。

有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怎样跟那个女孩安排一次会面。他不再考虑她可能是为他设下陷阱的问题，他知道没这种可能，因为在递给他纸条时，她无疑情绪激动，显然已经吓得六神无主。对她来说这亦在情理之中。他根本没想过拒绝她的主动。仅仅五天前的晚上，他还想拿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呢。不过那不重要。他想起她那赤条条、朝气蓬勃的年轻躯体，正像梦中所见。他曾把她想象成和别人一样的蠢货，脑袋里塞满了谎言和仇恨，长着一副铁石心肠。想到可能失去她时，他陷入一种狂热的感情，那具白色而年轻的躯体可能从他身边溜走！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不尽快跟她联系上，她可能改变主意。但是安排见面的具体困难太大，就像下象棋时，要在已被将死的情况下再走一步。不管转向哪里，电屏总是面对着你。实际上，他在读完那张纸条后的五分钟内，就想到了能跟她取得联系的所有办法。在有时间思考的此时，他再次想了个遍，如同把一排工具摊放在桌子上。

显然，像上午那种路遇不能再来一次。她也在档案司工作的话，问题还可能相对简单些，但温斯顿对小说司在楼上哪一层只有很模糊的印象，而且没有去那里的借口。要是知道那个女孩在哪里住以及何时下班，可以设法在她回家路上的某个地方跟她见面，但尾随她回家的做法不安全，因为那就意味着在真理部外面游荡，必定会引人注意。至于通过邮局寄一封信则根本不可能，那照例根本无密可保，因为所有信件在邮寄途中都会被拆看。实际上只有很少人写信，偶尔需要传递信息的话，有种印有一长串短语的明信片卖，可以用笔画去不适用的短语。再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更不用说她的地址。最后，他算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如果他能够在她独自一人时坐到她那张桌子前——那张桌子要在食堂的中间，不要太靠近电屏，周围还要有声音够大的嗡嗡谈话声——这些条件如果都能满足比如说半分钟，他们就能交谈上几句话。

此后一星期，生活如同烦躁的梦境。第二天，直到他要走时，她才到食堂，哨声已经响了起来，大概她被调到了晚一点的另外一班。擦肩而过时，他们并未互相看一眼。第二天，她在通常时间到的食堂，不过是跟另外三个女孩坐在一起，而且正好在电屏下方。接下来是极其难熬的三天，她根本没出现过。他的全部身心，都好像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敏感所折磨，几乎什么也不能掩饰，那让他所做的每个举动、发出的每个声音、进行的每种接触，以及说出或听到的每句话都成为痛苦不堪的事。就连在睡梦中，温斯顿也无法完全忘记她的模样。那几天里，他没碰他的日记。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得到解脱，那就是工作，他有时可以一口气忘我工作达十分钟之久。温斯顿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也无处可问。她也许已被蒸发了，也许已经自杀，也许已被发配到大洋国的另一端，而在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也许只是改变了主意而已，决定躲开温斯顿。

最后，那个女孩又出现了。她的胳膊上不再挂着吊带，而是在手腕处贴了块橡皮膏。看到她让温斯顿如释重负，以至于忍不住直直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第二天，温斯顿几乎跟她说上了话。他走进食堂时，那个女孩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前，那张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当时还早，食堂里的人不太多。领午餐的队伍向前缓慢移动着，温斯顿几乎排到柜台前时，又被耽搁了两分钟，因为他前边的某个人抱怨没收到糖精片。然而在温斯顿拿到他的一盘饭菜后，那个女孩仍独自坐在那里。温斯顿装作漫不经心地向她走去，眼睛也装着在她那张桌子以外找地方。和她的距离可能有三米，只用两秒钟就能走到她那里。正在此时，温斯顿身后有人在喊：“史密斯！”他装作没听见。“史密斯！”那人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了。没用。他转过身，一个发色金黄、一脸蠢相的小伙子在叫他，他叫威舍尔，跟温斯顿只是点头之交。这个小伙子正笑容满面地邀请他过去坐到他那张桌子的空位上。拒绝他并非安全之举，被认出后，温斯顿不能再去跟独自坐着的那个女孩坐到一起，那太引人注目了。他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坐下来。那个金发小伙子的一张蠢脸在对着他笑，温斯顿想象自己拿了把丁字镐挖那张脸。几分钟后，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就坐满了人。

但她肯定看到温斯顿曾经向她走去，也许会理解那种暗示。第二天，温斯顿专门去得早了些。一点没错，她差不多在同样位置的一张桌子前坐着，还是一个人。刚好排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是个身材矮小、走路很快、长得像甲虫的男人，脸扁，眼睛极小而且多疑。温斯顿拿着托盘从柜台那里转过身时，看到矮个子男人正在向那个女孩坐的桌子笔直走去。他的希望再次沉了下去。远一点有张桌子上有个空位，但从矮个子男人的走路姿势看，他肯定会为了自己舒服而选择人最少的桌子。温斯顿跟在他后面，心里有种冰冷的感觉。除非他能单独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此时一声巨响，矮个子男人四肢着地趴到地上，他的托盘飞得老远，汤水和咖啡流淌了一地。他站起身，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温斯顿绊倒了他。不过没关系，五秒钟后，温斯顿坐到了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他的心脏在猛烈跳动着。

他没看她，而是马上摊开托盘里的午餐吃了起来。赶在别人到来前马上开口说话至关重要，但在这时，他陷入极度恐惧中。从她首次接近他以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她会改变主意。她一定是改变了主意！这种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要是没看到安普福斯——就是那位耳朵上长着很多汗毛的诗人——在端着托盘没精打采地踱来踱去想找地方坐，他可能临阵退缩，一句话也不说。安普福斯模模糊糊对温斯顿有好感，要是让他看到，他肯定会过来坐到这张桌子前。也许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行动。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在慢吞吞吃饭，他们吃的是稀稀的炖菜，其实是菜豆汤。温斯顿低声说起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头，而是不紧不慢用勺子把那种全是水的玩意儿舀到嘴里面。一勺勺吃着的间隙，他们不动声色地低声交谈，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半。”

“我们去哪儿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边。”

“那儿到处是电屏。”

“人多就没关系。”

“用不用信号？”

“不用。除非你看到我在很多人中间，否则别走到我跟前，也别看我，在我附近就行了。”

“什么时候？”

“十九点。”

“好吧。”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在另外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两人没有再说话。只要有两个人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坐着，就会避免互相注视。那个女孩很快吃完午餐走了，温斯顿没走，他抽了一根烟。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赶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根有凹槽的巨型圆柱基座附近来回走着。那根圆柱的顶端，老大哥的雕像凝视着南方的天空，第一空域之战中，他在那里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是东亚国的）。圆柱前面的那条街上，有座骑在马背上的雕像，应该是奥利佛·克伦威尔^[1]。十九点已经过去了五分钟，那个女孩还是没出现。温斯顿又陷入极度恐惧中。她不会来了，她改变了主意！他缓缓向着广场北边走去，因为认出了圣马丁教堂而感到一丝愉悦。那座教堂仍有大钟时，曾经鸣响：“你欠我三个法寻。”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基座上，在读着或者假装读着盘旋而上贴在圆柱上的宣传画。人还没多起来就接近她是不安全的，教堂柱廊顶上的三角楣那里到处都安有电屏。但就在那时，左边某个地方传来人们的喊叫和重型汽车隆隆驶过的声音。突然，人们好像都在跑过广场，那个女孩也急忙敏捷地绕过狮子雕塑加入奔跑的人群中，温斯顿跟在她后面。奔跑时，从人们的大喊大叫中，他得知有一列装着欧亚国俘虏的车队正在经过。

广场南侧已是人头涌动。一般情况下，温斯顿是每次在混乱的人群中，都会自然而然被挤到外围的那种人，可他推搡着往人群中间一点点挤过去。不久，他跟那个女孩的距离就只有一臂之遥，却被一个膀阔腰圆的群众和一个跟他身材相当的女人挡住去路，那两人想来是夫妻，他们好像形成了一堵不可穿越的血肉之墙。温斯顿向旁边一点一点挪着，猛力想把肩膀挤到那两人中间。有那么一阵子，挤在那两个强健的臀部中间，他觉得自己的内脏好像被磨成了肉浆。接着他把身子挤过来，出了点汗。他到了那个女孩的旁边，他们肩并肩站着，眼睛都直盯前方。

一长列卡车在街上缓缓驶过，车厢四个角都有个面无表情、手握冲锋枪的看守立正站着。车厢内蹲着一些矮个子黄种人，身穿破旧的绿色军装。他们紧紧挤在一起，他们那带着苦相的蒙古人面孔往卡车两边盯着，一点好奇的样子也没有。时不时，卡车摇晃时，能听到金属的丁当撞击声：所有俘虏都戴着脚镣。一卡车一卡车愁苦的面孔过去了，温斯顿知道他们在车上，但他只是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那个女孩的肩膀，还有一直到肘部的右臂，都在紧贴着他的肩膀和手臂。她的脸颊和他贴近得几乎能让他感受到热气。像在食堂那次一样，她马上掌握局势，开始用上次那种不动声色的声音说话，嘴唇几乎没动，而只是种咕咕哝哝的声音，容易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和卡车的隆隆声中。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你星期天下午可以休息吗？”

“可以。”

“那你好好听着，一定要记住。去帕丁顿车站——”

她以一种让他吃惊的军事式精确，勾勒出了他要怎么去：坐半个小时火车，在车站外面向左拐，走两公里的路，穿过一道没了横梁的大门，走过一条野地里的小路、一条长满荒草的小径和一条灌木丛间的小道，然后找到一棵长着苔藓的死树——就好像她脑袋里有张地图。“你全记住了吗？”她最后低声问道。

“记住了。”

“你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然后再向左转。那道大门没了横梁。”

“记住了，什么时候？”

“十五点左右。你可能得等一会儿，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你肯定都记住了吗？”

“对。”

“那你赶快离开我吧。”

她没必要对他说这个，然而当时他们无法从人群中脱身。卡车还在隆隆驶过，人们仍在不知满足地张着嘴观看。一开始有零星的几声嘘声，但那只是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很快就没有了。人们的主要感情是好奇。外国人，不管来自欧亚国或是东亚国，都是种陌生的动物。除了以俘虏的样子出现，几乎一个也没见过。就算是俘虏，也只能短暂地扫上一眼而已。除了不多的几个被作为战争犯绞死，从来不知道别的俘虏下场如何。他们只是消失了而已，大概进了劳改营。蒙古人种的圆面孔之后，是更为欧洲化的面孔，肮脏，满面胡须，神情疲惫。那一双双眼睛从满是胡楂的颧骨上方盯着温斯顿的眼睛，有时奇怪地很专心地看着他，然后就望向别处。车队快过完了，最后一辆卡车上，他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浓密的灰色头发披散在脸前，直挺挺地站着，手腕在身子前方交叉，好像他习惯了双手被绑在一起。几乎已经到了和那个女孩分手的时间，但在最后一刻，当人群将他们重重包围时，她的手摸索到了他的，并紧握了一小会儿。

那不可能有十秒钟，然而他们的手好像在一起紧握了很久，让他得以了解她手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索着她长长的手指、外形美观的指甲、因为干活而长满老茧的手掌、腕部下面光滑的肌肉等等。尽管只是用手摸，但差不多等于眼睛也看到了。与此同时，他想到他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很可能是褐色的，不过黑头发的人有时会长着蓝眼睛。转过头看她会是蠢不可及的举动。他们的手仍扣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平静地望向前方。不是那个女孩的，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的眼睛，在透过一头乱发悲伤地注视着温斯顿。

2

温斯顿沿着小径一路走来，穿过了斑驳的光影组合。每当头顶上的树枝分开时，他踏进的是黄金洼。他左边的树林下方，盛开着欲迷人眼的蓝铃花。微风像在亲吻他的皮肤。这天是五月二日，从树林里更深的地方，传来了斑鸠的咕咕叫声。

他来得有点早，一路走来没费什么事。那个女孩显然经验丰富，他因此没那么提心吊胆，而一般情况下他可能会，大概可以相信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说来，你不能认为在乡下就一定比在伦敦安全得多。当然乡下没有电屏，可是总有危险，不知道哪里隐藏着话筒，你的声音会被拾音并辨认出来。再者，一个人出趟远门难以不被注意到。外出范围不超过一百公里，不需要在通行证上签注，但有时候火车站会有巡逻队，他们会检查在那里看到的任何一个党员的证件，还会问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次巡逻队没出现。走路离开火车站时，他小心翼翼地往后瞟着，以确定无人跟踪。火车上坐满了群众，因为夏天天气的缘故，车上一片欢乐的气氛。他所乘的那节木板座位的车厢里，满当当地坐了一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从牙齿掉光的曾奶奶到一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要花一下午时间去乡下看望他们的“姻亲”，还无所顾忌地跟温斯顿说他们要去黑市买点黄油。

那条小径变阔了，温斯顿很快就走上一条那个女孩跟他说过的人行小道，那只是条夹在灌木丛间的赶牛时走的小道。他没有手表，但是还不可能到十五点。脚下的蓝铃花繁茂得不免要踩上去，他跪下来采摘一些，一半是为了消磨时间，另外他还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就是可以见面时献给那个女孩。他已经采了一大束。他正闻着那隐约的难闻气味时，背后的一声响动让他突然停了下来，一点没错，那是脚踩在树枝上的咔嚓声。他继续采摘着蓝铃花，这是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那个女孩，也可能他到底还是被跟踪了，往周围看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他采了一朵又一朵。有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抬起头，是那个女孩。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必须保持沉默，然后她拨开灌木丛，领他沿一条窄窄的小道往树林深处走去。显然她以前来过这里，因为她走路时似乎是习惯性地避开湿软的地方。温斯顿跟着她，手里还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她那强壮苗条的身体，那条鲜红色饰带紧得刚好能将她臀部的曲线显现出来，自惭形秽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甚至是现在，她如果转过身子看他，似乎很有可能仍会完全退却。宜人的微风和树叶的绿意令他气馁。从火车站那里走过来，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感觉自己身上肮脏，而且上气不接下气。他是个室内动物，伦敦那混合着煤烟的空气已经渗进他的皮肤毛孔。他想可能直到现在，她大概仍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下看过他。他们走到她说过的那棵倒下的树干。那个女孩跳过树干，在灌木丛中分开一条路，那里好像没什么入口。温斯顿跟着她走过去，发现他们站在一片天然形成的空地上，小小的土墩上长满了青草，周围是高高的小树，把它完全封闭起来。那个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

“到了。”她说。

他离她几步看着她，还是不敢向她再靠近些。

“我在那条小路上不想说话，”她又说，“以防那儿藏有话筒。我估计不会，不过也有可能，那些猪猡里的谁总有可能听出来是你的声音。我们在这儿没事。”

他仍然没勇气接近她。“我们在这儿没事。”他愚蠢地重复了一句。

“对，你看那些树。”那是细细的白蜡树，一度被砍掉了，后来又长成一带小树林，一律比手腕还细。“没有一根粗得可以藏进话筒，再说我以前也来过这儿。”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这时他向她走近了一些，她在他面前直直站立着，脸上带着微笑，看上去有一丝嘲弄的样子，似乎在纳闷他为何行动得这样慢。蓝铃花散落在地上，像是自己掉下去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会儿，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褐色的，他注意到了，是一种很淡的褐色，眼睫毛是黑色的。“你现在看到了我的真实长相，你受得了看我吗？”

“能，这不难。”

“我三十九岁了，有个无法摆脱的老婆，患静脉曲张溃疡，而且有五颗假牙。”

“我根本无所谓。”那个女孩说。

接着，也难说是谁采取的主动，她到了温斯顿的怀里。一开始，除了完全不敢相信，温斯顿没有别的感觉。那具年轻的躯体在紧搂着他，浓密的黑发贴着他的脸庞。好极了！她转过脸庞，他在亲吻那两片张开的红嘴唇了。她紧搂着温斯顿的脖子，她在叫他宝贝、心肝和爱人。温斯顿拉着她，让她躺倒在地上。她没有一丝反抗，他想对她怎么样都行。但事实上，温斯顿在肉体上没有感觉，只是单纯的触觉，只感到骄傲和难以置信。温斯顿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肉体欲望。它发生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和美貌吓坏了他，他过分习惯于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个女孩自己站了起来，从头发上扯下一朵蓝铃花。她挨着温斯顿坐着，手臂搂着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一下午全是我们的。这儿是不是个特别棒的藏身地？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迷路时找到的。有人来的话，隔着一百米就能听到。”

“你叫什么？”温斯顿问道。

“茱莉娅，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想在查清什么事方面，我比你强一点，亲爱的。告诉我，我递给你那张纸条前，你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极不喜欢看到你，”他说，“想对你先奸后杀。就在两星期前，我正儿八经想过用一块鹅卵石砸烂你的头。你要是真的想知道，我想象过你跟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个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显然把这句话当成对她伪装高明的称赞之语。

“别又是思想警察！你不是真的那样想吧？”

“这个嘛，也许不是完全那样想。但从你的总体外表——只是因为你年轻、朝气蓬勃、身体健康，你也明白——我以为你大概——”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粹，旗帜，游行，标语，比赛，集体远足——都是那些事儿。你还以为我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就会把你当做思想犯揭发出来，从而把你消灭，对不对？”

“对，也就是那些。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都是这个操蛋玩意儿闹的，”她说着把那条青少年反性同盟的鲜红色饰带扯下来，扔到一根树枝上。这时，好像碰到自己的腰部让她想起什么事情，她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小片巧克力，把它掰成两块，一块递给了温斯顿。甚至在他接过来之前，他就从气味上判断出那是种很少见的巧克力。它是黑色的，而且有光泽，用银纸包着。常见的巧克力是种淡褐色的脆玩意儿，味道正如人们所描述的，像烧垃圾的气味。但在某个时候，他尝过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他第一次闻到它的香味，就在他心里唤起了某种无法确定的记忆，那种记忆是深刻的，也令人不安。

“你从哪儿搞到的这玩意儿？”他问道。

“黑市。”她漫不经心地说，“其实我就是那种女孩，你看好了。我擅长玩游戏。我在侦察队当过中队长。我一星期三个晚上为青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工作，在伦敦到处贴他们那种胡扯淡的玩意儿，一贴就是几小时。游行时，我总是举着横幅的一端，总是看上去精神愉快，从来不推辞什么事。永远要跟大家一起大喊大叫，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一小片巧克力已在温斯顿的舌头上融化了。它的味道很可口，那种记忆却仍然在他的意识边缘游移着，感觉强烈，但无法还原成一种明确的形象，如同眼角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把这种感觉从心里推开，只知道那是关于某个行为的记忆。他想弥补那个行为的后果，却做不到。

“你很年轻，”他说，“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怎么会觉得我这样的男人有吸引力呢？”

“跟你的面容有关，我觉得我要冒冒险。我在发现谁是与众不同的人这方面很在行。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跟他们作对的。”

他们，她的意思似乎是指党，首先指内党。她谈论起他们时，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和仇恨，这让温斯顿感觉不安，即使他知道不会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令他震惊的是她的语言之粗鄙。按说党员不应该说脏话，温斯顿自己也很少说，不管怎么样，而茱莉娅好像每次一提到党——特别是内党——的时候，就不能不用上在污水遍地的小巷墙壁上用粉笔写的那种话。对这点，他并非不喜欢，那只不过是她反感党及其种种行径的一种表示，而且不知为何，显得自然而又健康，如同一匹马在闻到不好的草料时，打了个响鼻一样。他们已经离开那片空地，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散步。只要能并肩走路，他们的手臂都搭在一起。他留意到她的腰部在没了那条饰带后有多柔软。他们一直在压着嗓门悄声说话，茱莉娅说在空地外面最好悄悄走路。不久，他们到了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别再往前走。

“别走到空地上，可能有谁在监视，待在树后面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丛的树荫下，阳光经过无数树叶的过滤照在他们脸上，仍然感觉火辣辣的。温斯顿看着那边的原野，奇怪地心里渐渐有了种震惊的感觉，他认识这个地方。他知道这个地方的样子。这是块被啃噬得很厉害的古老草场，有条人行小径蜿蜒穿过，到处都有鼹鼠丘。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那里，榆树枝在微风的吹拂下，勉强能看到在摇动，上面的树叶在微微颤动，大团大团的，像是女人的头发。肯定附近某个地方有条小溪，还有鲮鱼在其中游着的绿色池塘。只是看不见而已。难道没有吗？

“附近难道没有一条小溪？”他低声说。

“没错，那边有一条，实际上就在那块地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能看到鱼就浮在柳树下面的池塘里，摆着尾巴。”

“那就是黄金乡了——几乎是。”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真的。就是我有时候梦到的地方。”

“你看！”茱莉娅说。

一只画眉鸟飞到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一根树枝上，几乎跟他们的脸部在同一高度。也许它没看到他们，它在太阳地里，而他们在树荫下。它张开翅膀，又小心收好，接着猛然把头低下一会儿，似乎在向太阳行某种礼。接着，它开始啼唱出一连串的歌声。午后的静寂中，鸟啼声大得令人惊异。温斯顿和茱莉娅紧紧搂抱在一起，在着迷地听着。那啼唱声没完没了，唱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变化无穷，令人惊讶，而且一次也没重复，好像那只小鸟在从容展示它的完美技巧。有时它停了几秒，展开翅膀然后又收起，接着又鼓起它有斑点的胸部唱起来。温斯顿看着它，隐隐有了种敬畏之心。那只鸟是为谁、为何而啼唱？没有求偶对象，也没对手在看着它。是什么让它落脚到了这片偏僻的树林，然后向着空旷之处啼唱起来？他怀疑附近哪里到底还是藏了个话筒。他和茱莉娅只是在悄声说话，话筒拾不到音，然而会拾到画眉的啼叫。也许在设备的另一端，某个长得像甲虫的矮个男人正专心听着——听到的却是鸟鸣。然而渐渐地，那不绝的啼唱声让他脑子里什么都不再思考，似乎它是种液体东西，和树叶过滤下来的阳光混合在一起，全倾泻在他身上。他停止思考，只是去感觉。那个女孩的腰部在他臂弯里感觉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好让他们面对面。她的身体好像融进了他的，不管温斯顿把手放到哪儿，她的身体都像随物赋形的水一样。他们久久吻在一起，跟他们早些时候笨拙的亲吻很不一样。停止接吻后，他们都深深叹了口气。那只鸟儿受到惊吓，翅膀一振便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唇贴近她的耳朵。“现在。”他悄声说。

“别在这儿。”她也悄声说，“回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安全些。”

他们很快又穿过树林，回到那片空地，偶尔踩断一两根小树枝。走到小树环绕的那片空地后，她转身面对着他。他们都呼吸急促，然而她的嘴角又现出微笑。她站在那里看了温斯顿一会儿，然后摸到自己工作服上的拉链。真是好极了！几乎跟温斯顿的梦境一模一样，几乎跟他想象的一样迅速，她一把扯下衣服。把衣服扔到一边时，动作也一样优雅无比，似乎整个一种文化被摧毁了。她的躯体在太阳地里闪着白色光芒。他的眼睛紧盯着那张有雀斑的脸庞，上面带着淡淡的、无所顾忌的笑容。他跪下去，握住了她的手。

“你以前也这么过吗？”

“当然，几百次——噢，几十次总有了吧。”

“跟党员？”

“当然，总是跟党员。”

“跟内党党员？”

“不跟那些猪猡，从来没有过。不过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半点儿机会就会，他们可不像装扮的那样神圣。”

温斯顿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她已经做过几十次了，他希望会是几百次、几千次。凡是暗示堕落的事，总让他的心里充满狂想。天晓得，也许党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艰苦生活和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罪恶的假象而已。如果温斯顿能向他们的许许多多人传染上麻风或梅毒，那他会极其愿意去做！凡是能起到腐化、削弱和破坏作用的事情都行！他把茱莉娅拉了下来，他们面对面跪在那里。

“听着，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无瑕，我恨品质优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存在任何德行，我想看到人们都堕落到了骨头里。”

“这样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了，亲爱的，我堕落到了骨头里。”

“你喜欢这个吗？我不是说仅仅跟我，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极其喜欢。”

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且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就在掉落的蓝铃花中间。这次没遇上困难。不久，他们的呼吸恢复到了正常频率。带着愉快的无助感，他们的身体分开了。他伸手把扔在一旁的那件工作服拉过去给她盖上了一点。他们几乎马上就睡着了，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温斯顿首先醒来，他坐起来看那张长有雀斑的脸庞。她仍在安详地睡觉，头枕在手掌上。除了嘴唇，她不能说漂亮。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她眼角有一两道皱纹。她一头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特别柔软。他想起自己仍不知道她姓什么，以及住在哪里。

那年轻强壮的躯体此刻正无助地睡着，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怜悯的、要将其保护的感情。但那种不思不想的亲切感仍未完全重现，那是他在榛树下听画眉鸟唱歌时所感到的。他把她的工作服拉开，仔细看着她那光滑的白色腰腹。他想，在过去，男人看着女人的躯体，看得产生了欲望，就这么简单。如今却既没有纯粹的爱，也没有纯粹的肉欲，没有一种情感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混合了恐惧及仇恨。他们的拥抱就是场战斗，高潮就是胜利。是向党的一击，是政治行为。

3

“这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茱莉娅说，“藏身处通常用两次还安全，不过当然要隔上一两个月。”

她一醒来，举止立刻变了个样，变得机警而且有条理。她穿上衣服，把那条鲜红色饰带在腰间打了个结后，就开始安排回去怎么走，把这些留给她安排好像很自然。她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这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茱莉娅似乎对伦敦周围的乡下了如指掌，那积累自无数次集体远足。茱莉娅跟他说的回家路线跟他来时走的很不一样，他要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下车。“回家时走的路，永远不要跟出来时是同一条。”她好像是在宣布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她会先走，温斯顿等半个小时后再走。

茱莉娅说了个他们下班后可以见面的地方，是在四天后。那里位于贫民窟，有个露天市场，一般情况下总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她会在摊点间转悠，装着在找鞋带或者缝衣线。如果茱莉娅认为平安无事，会在他走近时擤一下鼻子，否则他就和她擦肩走过，装作互不相识。但如果运气好，他们可以在人群中谈上一刻钟话，安排下次会面。

“现在我得走了。”温斯顿一明白给他的指示后茱莉娅就说，“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我一定要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花两个小时，要么散发传单，要么干别的事。是不是很操蛋？请你帮我把身上拍一拍。我头发里有没有小树枝？你肯定吗？那么再见了，亲爱的，再见！”

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几乎是猛烈地吻他。过了一会儿，她在小树苗中拨开一条路，便消失在树林中，弄出的声响很小。即使到这时，他还是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哪里住，但这无所谓，因为不可能想象他们能在室内见面，也不可能有什么文字交流。

事实上，他们从未再去过那片林中空地。五月份，他们只有另外一次机会真正做了爱，是在茱莉娅知道的另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在一间废弃教堂的钟楼上。那里三十年前挨过原子弹，周围几乎完全荒废，只要能去，倒是个很好的藏身之所，但路上很危险。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在街上见面，每天傍晚换个地方，而且每次见面从来不超过半小时。一般情况下，在街上可以勉强谈话。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算是并排走，从不互相看。他们进行有一句没一句的奇特交谈，如同灯塔光柱的一闪一灭。接近身穿党员制服的人，或者到了电屏附近时突然打住话头，保持沉默，然后几分钟后接上没说完的那句继续说。到了商量好的地点突然中断谈话，第二天几乎不需要开场白就接着往下说。茱莉娅好像很习惯进行这种谈话，称之为“分期谈话”。她擅长说话时不动嘴唇，令人吃惊。在几乎有一个月之久的傍晚会面中，他们只接过一次吻。那次，他们正在一条小街上走着（在大街以外的街上，茱莉娅从来不说话），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大地在震动，空中一片黑烟。温斯顿发现自己侧躺在地上，皮肤擦伤了，吓得要命。一发火箭弹肯定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突然，他看到离他几厘米外的茱莉娅的脸庞，死一般苍白，连她的嘴唇也是苍白的。她死了！他紧紧抱着她，却感到亲吻的是一张活人的温暖面庞，然而有些粉末之类的东西进到他嘴里。他们两人的脸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到达约会地点后，却不得不连个信号也没打就擦肩而过，那是因为有支巡逻队正好从街角转过来，或者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头顶盘旋。就算没那么危险时，仍然难以挤出时间见面。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个小时，茱莉娅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一些，他们的休息日则根据工作紧迫度调整，不一定是哪天，不能经常凑到一起。不管怎样，茱莉娅很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她把令人吃惊的大量时间花在像听讲座、游行、散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品、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收捐款之类的事情上。她说那都值得，是伪装，遵守一些小条条，就能违犯一些大框框。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牺牲一晚上时间去报名参加兼职军火生产工作，那都是党员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所以温斯顿每星期有一个晚上要烦得要命地花上四小时，把小金属块用螺丝拧在一起，大概是用来做炸弹的引信的。干活的车间里过堂风很大，光线不足，锤子声跟电屏里的音乐声混在一起，令人生厌。

在教堂的塔楼里相见时，他们又补上了零零碎碎谈话的断茬。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在大钟上面的小方屋子里，空气闷热且不流通，鸽子粪臭气熏天。他们坐在满是灰尘、遍布小树枝的地板上一谈就是几小时，还要不时透过瞭望孔往外看，以确保没人来。

茱莉娅二十六岁，跟三十个女孩住集体宿舍（“总是生活在女人的臭味当中！”她补充道）。她的工作，正如温斯顿已经猜到的，是负责小说司的一部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主要是开动并维护一台功率很大、难以侍弄的电动马达。她“不算聪明”，却喜欢动手，机械方面是行家里手。她说得清楚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流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布总指令到由重写组进行最后的润色。但她对最终的成品不感兴趣，按她的话说，是“不怎么喜欢读书”。书籍只是种必须生产出来的日用品，如同果酱或者鞋带。

她不记得六十年代初之前的事，认识的唯一一个经常说起革命前生活如何如何的人是她爷爷，在她八岁时就失踪了。上学时，她当过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过体操比赛的奖杯。她当过侦察队的中队长，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当过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一贯表现出过硬的素质，甚至被选中（那是名誉很好的标志，绝对可靠）在色情科——小说司下面的一个科——工作，这个科负责生产出低级下流的黄色书籍在群众中发行。据她说，这个科被其工作人员起了个绰号叫“粪坑”。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帮助生产用密封套封起来的小册子，有着像《过瘾故事》或《女校一夜》这种书名。群众里的青年偷偷摸摸地购买，觉得自己在购买某种违禁品。

“那些书是写什么的？”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垃圾到了极点，都很没劲，真的。情节总共只有六种，不过他们把这几种情节翻来覆去地用。当然，我只是在小说写作机上工作，从来没在重写组干过。我文笔不行，亲爱的——根本不够格。”

他惊讶地得知，色情科里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科长都是女孩子。有种说法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更难控制，因此男人受到所经手的淫秽作品腐蚀的危险更大。

“他们甚至不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在那儿工作，”她又说，“女孩子总被认为很纯洁，可是不管怎样，我不算。”

她第一次跟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跟一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为避免被捕而自杀。“干得也很漂亮，”茱莉娅说，“要不然在他坦白时，他们会从他嘴里知道我的名字。”在那以后，她还跟别的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生活在她看来很简单：你想开开心，“他们”——指的是党——不想让你开心，你就尽量去违反规定。她似乎觉得“他们”会力图剥夺你的快乐，就跟你力图不被抓到一样，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她仇恨党，而且是以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她也并非一切看不顺眼。除了触及到她个人生活，她对党的教义没兴趣。他注意到除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她从不使用新话的词语。她从未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其存在。在她看来，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他不知道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在革命的天下长大，对别的一无所知，接受党就像接受天空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不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躲避它，就像兔子会躲避狗一样。

他们没讨论过有没有可能结婚这个问题，那太遥不可及了，不值得去想。即便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有办法摆脱，也想象不到哪个委员会批准这样一桩婚姻，连做梦都别想。

“你老婆是什么样的？”茱莉娅问道。

“她是——你知不知道新话里有个词叫‘思想好’，意思是生来正统，不会产生坏想法？”

“不，我不知道那个词，不过我认识那种人，认识得够多的了。”

他开始讲起有关他婚后生活的事，然而很奇怪的是，茱莉娅好像已经了解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好像她已经看到过或者感到过一样，她开始向温斯顿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她的身子就变得僵硬，还有即使她的手臂紧搂着他，她仍好像在全力推开他的样子。跟茱莉娅在一起，他感到说起这种事情没有一点困难：不管怎样，关于凯瑟琳的记忆早已不再是痛苦的了，而是变得令人不快。

“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本来还能忍下去。”温斯顿说。他告诉她凯瑟琳每周同一天晚上强迫他来一遍的令人沮丧的仪式：“她很不喜欢那样，可是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停下来不做。你永远猜不到她怎样称呼它。”

“我们对党的义务。”茱莉娅马上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过学，亲爱的。对十六岁以上的学生每周一次性教育，青年团里也有。他们花很多年时间把它强灌进人们的脑子。我敢说在很多人身上是奏效了。当然这永远也说不准，人们总是很虚伪。”

她开始就这一话题发了番议论。在茱莉娅眼里，一切以她自己的性欲为出发点。一谈到这个问题，她就有极为敏锐的看法。跟温斯顿不一样，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这求之不得，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样说的：

“你做爱时，耗尽了全部力气，然后你感到愉快，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欢呼、挥舞旗帜等等，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

一点没错，他想。禁欲和政治正统性之间有着直接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党想把党员们的恐惧、仇恨和理智尽失的轻信保持在合适水平，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并把它转化成驱动力，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性冲动对党危险，党对之加以利用。他们对父母本能也照此处理。家庭无法在事实上被消灭，人们甚至被鼓励以差不多古已有之的方式钟爱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被有系统地改造得与其父母为敌，被教导监视其父母，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物。这样，每个人就会被十分了解他们的告密者日以继夜地包围。

他的思绪突然又转回到凯瑟琳身上。如果她没有愚蠢得察觉不到他的观念不合正统，无疑会向思想警察检举他。然而此刻让他想起凯瑟琳的，是那天下午令人窒息的燠热，他额头上因此冒出了汗珠，他开始向茱莉娅讲述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或者说，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那也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天下午，十一年前的事了。

那发生在结婚后三四个月，他们在去肯特郡的一次远足中迷了路。他们只落后其他人一两分钟，却转错了向，不久发现走到一个老白垩采石场的边缘，前无去路。边缘离底部的垂直高度有二三十米，底下全是大石头。他们看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凯瑟琳一意识到他们迷了路，就显得特别不安，离开闹哄哄的那群人哪怕只是一会儿，也让她有种做错事的感觉，想尽快沿原路返回，然后向别的方向寻找。但就在那时，温斯顿注意到他们脚下悬崖的裂缝里有几丛黄连花，其中一丛有两种颜色，品红和砖红，显然长在同一条根上。他从未见过那种黄连花，就叫凯瑟琳也过去看。

“你看，凯瑟琳！你看那些花，靠近底下的那一丛，你看到它们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吗？”

她已经转过身走了，但还是很不情愿地走回来待了一会儿。她甚至在悬崖上往前倾着身子看他手指的方向。他在她身后不远处站着，用手扶着她的腰。此时，他突然想到他们有多孤单，一个人也看不到，没有一片树叶在颤动，没有一只小鸟在啼叫。在这种地方，不大可能哪里藏有话筒，而且就算有，也只能拾音而已。那是下午最热、最让人想睡觉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们，汗水在他脸上流着，痒痒的。他想到……

“你干吗不猛推她一下？”茱莉娅说，“换了我就会。”

“没错，亲爱的，你会。如果当时的我是像现在这样，我也会。要么说，我也许会——我不敢肯定。”

“你是不是后悔没干？”

“对，总的说来，我后悔没干。”

他们挨着坐在落满灰尘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向自己，她的头靠在他肩膀上，她头发里好闻的气味盖过了鸽子粪味。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还有点期盼，她不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那也无济于事。”他说。

“那你干吗后悔没干？”

“我只是喜欢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处事方式。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中，我们无法取胜。以某些方式失败比以别的方式失败要好一些，如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不同意地扭动了一下。每次他说出这种话时，她总是跟他意见相左，她接受不了个人总会被打败是条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意识到自己劫数已定，或早或晚，思想警察会抓到并处死她，然而在她另一半心思中，她相信不管怎样，有可能构建一个秘密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生活，需要的只是运气、计谋和胆量。她不理解不存在幸福这回事，不理解唯一的胜利是在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不理解从你向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想象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呢。”茱莉娅倒是实话实说。

“不是说在肉体上，那要再过半年，一年——五年，可以想象能再活那么久吧。我不怕死。你年轻，所以你大概比我更害怕死。显然我们会把死亡尽量往后推，但效果极其有限。只要人类仍然保持人性，生和死便是同等的事情。”

“哦，废话！我跟骷髅，你更想跟哪个睡觉？你觉得活着不好吗？你来感觉一下：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有形的，活着的！你难道不喜欢这样？”

茱莉娅的身子转过来，把胸膛紧紧贴着温斯顿。透过工作服，他能感觉到她的乳房，成熟但仍坚挺。她的身体好像在把青春和活力倾注进他的体内。

“是的，我喜欢。”他说。

“那就别说死了。听着，亲爱的，我们要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回到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好久没去了。不过你这次去，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全计划好了，你坐火车——哎，我还是给你画出来吧。”

她以那种实际作风，很老练地用手聚拢了一小方块灰尘，用一根从鸽子窝里拿的树枝，开始在地板上画地图。

4

温斯顿环视着查林顿先生楼上那个破破烂烂的小房间。窗户旁边，那张特大的木床已经铺好，上面放着破旧的毯子和没盖枕巾的长枕头。那座有十二小时刻度的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墙角那张折叠桌上，放着上次来时买的那块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幽幽闪着光。

壁炉挡板那里，有个破旧的铁制油炉，一口深底锅，还有两只杯子，是查林顿先生提供的。温斯顿点着油炉并把一锅水放到上面去煮，他带来了满满一信封胜利咖啡和一些糖精片。时钟指针指向七点二十，其实是十九点二十，她将在十九点半到。

愚蠢啊愚蠢，他心里一直在说：这是明知故犯、无缘无故、自寻绝路的愚蠢，在党员能犯下的所有罪行里，数这种罪行最不可能掩盖。实际上，他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是在看到折叠桌面反射出的那块玻璃镇纸的样子时。不出所料，查林顿先生很爽快地把房间租给了他，他显然为能赚到几元钱而高兴。弄清楚温斯顿租房间是为了跟情人幽会后，他也没有流露出震惊或者令人反感的心照不宣的模样，而是目光前视，泛泛而谈起来，带着一种微妙的神色，给温斯顿造成的印象是他已经变得处于有形与无形之间。他说独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谁都希望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偶尔独自待一下。他们有了这么一个地方时，对任何一个知情人而言，不再外传是唯一有礼貌的做法。他甚至又加了一句，说那幢房子有两个入口，其中之一穿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说话时，他好像几乎就要隐身不见了。

窗户下边有人唱歌，温斯顿从挡得严严实实的平纹布窗帘后向外偷看。六月的太阳离下山还很早，楼下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脚步通通响地来回于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正在往绳上夹一溜四方形的小片东西，温斯顿认出那是尿布。那个女人结实得像根巨大的圆柱，长着肌肉结实的红色手臂，腰上系了一条粗麻布围裙。只要嘴里没噙着衣服夹子，她就会用浑厚的女低音唱道：

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

就像四月天般易逝。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和唤起的梦啊，

已经把我的心儿窃取！

过去几周里，伦敦到处能听到这首歌，它是音乐司之下某个科为群众出版的无数类似歌曲中的一首。谱写这些歌曲时，完全不用人动手，而是由一部韵曲机写出来。然而那个女人能把它唱得悦耳动听，以至于把那种臭大粪的东西变得几乎可以称得上悦耳。他能听到那个女人的歌声，她的鞋子走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街上小孩子的哭喊声，远处还隐隐传来隆隆的汽车声，但房间里似乎安静得出奇，那是没有电屏的缘故。

愚蠢，愚蠢，愚蠢啊！他又想。不可想象他们一连几周都来这个地方而不被抓到，然而对他们两人来说，有个完全属于他们的，在室内而且近在咫尺的藏身之处，这种诱惑太大了。去过那个教堂钟楼后，有段时间他们没办法再安排会面。为迎接仇恨周的到来，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距仇恨周还有一个月时间，但是随之而来的规模宏大而且复杂的准备活动让每个人都必须加班。终于，他们等来了两人都不用上班的一天下午，他们商量过要再去树林里的那块空地。之前一天的傍晚，他们在街上短暂地见了一面。他们在人群中向着对方渐渐走近时，温斯顿照例几乎不怎么看茱莉娅的脸庞，但在很快瞟了她一眼时，发现她的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

“全吹了，”在觉得安全时，她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

“什么？”

“明天下午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哦，还是那个原因，这次提前了。”

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感到火冒三丈。认识茱莉娅之后的那个月里，他对于她的欲望性质改变了。一开始，这种欲望中真正性欲的成分很少。他们第一次做爱只是种兴之所至的行为，然而第二次以后变了。茱莉娅头发的气味、嘴里的味道、皮肤的触觉似乎已经进入他的内心，或者说进入他周围的空气中。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必需物，他不仅想拥有她，而且觉得有权拥有她。茱莉娅说她没法去时，他有种被她欺骗的感觉。但就在此时，人群把他们推到一起，他们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茱莉娅把温斯顿的指尖很快地握了一下，好像那唤起的并非是肉欲，而是爱意。他突然想到男人跟女人一起生活时，像这种感到失望的情形肯定属于正常，一再出现。他突然陷入一种发自内心的柔情中，以前他对茱莉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希望他们是已经结了十年婚的夫妻，希望他和她是在大街上一起走着，就像那时候一样，然而是正大光明、无所恐惧的，说无关紧要的话，买零零碎碎的家庭用品。他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待在一起，也不用感到每次非得做爱不可。那天之后的第二天而不是当天，他想到可以租下查林顿先生的房间。向茱莉娅提议时，出乎意料的是她欣然同意。他们两人都明白那是种疯狂而且愚蠢的行为，好像他们故意向自己的坟墓迈近了一步。他坐在床边等待时，他再次想到仁爱部里的牢房。那种注定降临的可怖之事会在一个人的意识里进进出出，这堪称怪事。它就在那里存在着，在未来某个时候，在死亡之前，就跟九十九之后是一百一样绝无差错。你不可能避开它，但有可能把它往后推，然而恰恰相反，人们会时不时在清醒状态下故意缩短这段时间，令其提前发生。

这时，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茱莉娅突然进了房间。她挎了个棕色粗帆布工具包，就是他有时看到她在部里上下班挎着的包。他向前一步，想把她抱到怀里，她却很着急地挣开，部分原因是她还挎着工具包。

“等会儿，”她说，“给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你有没有带那种垃圾胜利咖啡过来？我想你会。你可以把它扔掉，因为我们不需要了。你看。”

茱莉娅跪在地上一把扯开袋子，把放在上层的扳手和螺丝刀掏出来。下层是几个漂亮的纸包，她递上的第一个纸包有种模模糊糊的熟悉感觉，里面装的是某种沉甸甸、沙子一样的东西，摸起来很松软。

“是糖吗？”温斯顿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儿还有块面包——正宗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操蛋玩意儿——还有一小罐果酱，这儿还有一听牛奶——你看！这是我最得意的东西，我非得包上一点帆布，因为——”

不过茱莉娅不需要告诉温斯顿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那种气味已经弥漫在整个房间，一种很浓烈的气味，似乎散发自温斯顿的童年早期，但即使在如今，也的确偶尔会闻到。在某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前，这种气味会从过道飘来，或者在人群里神秘地弥漫，有一阵子能闻到，然后又闻不到了。

“是咖啡，”他低声说，“真正的咖啡。”

“内党党员喝的咖啡，这儿有整整一公斤。”

“你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都是内党党员用的，那些猪猡一样也不缺，没有一样。不过当然还有服务员、仆人以及能偷到东西的人们会有，还有呢——看，我还弄来了一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边蹲下来，把一个小纸包撕开一角。

“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刺莓叶。”

“最近的茶叶很多，他们攻下了印度还是哪里。”她含含糊糊地说，“可是听着，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身，三分钟别看我。你过去坐在床那边，别太靠近窗户。我叫你转身你再转身。”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透过棉布窗帘往外看。下面的院子里，那个红胳膊女人仍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阔步来回。她从嘴里又取下两个夹子，带着深沉的感情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愈合一切，

说你早晚都会忘完。

但是多年前的笑容还有泪水，

仍把我的心儿给搅乱！

她好像已经把整首愚蠢的歌曲了记于心。她的声音和着怡人的夏日微风往上飘扬着，很悦耳，饱含感情，有种半是快乐半是忧郁的味道。人们对她会有种感觉，就是如果夏日傍晚无穷无尽，衣物也取之不完，即使让她那样待上一千年边夹尿布边唱垃圾歌曲，她也会很满足。他突然想到，他从未听过党员一个人自发性地唱歌。这件事说来奇怪，那种行为好像多少有点非正统，是种危险的怪癖，如同自言自语。也许只是当人们接近饿肚子时，才会去歌唱。

“你可以转过身了。”茱莉娅说。

温斯顿转过身，有那么一秒钟，几乎没能认出她来。实际上，他本以为会看到她赤身裸体，然而不是。那种转变比看到她赤身裸体更让人吃惊：她化了妆。

她肯定是溜到群众住处的某间铺子里买了一整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鲜红欲滴，脸颊搽了胭脂，鼻子上也扑了粉，甚至眼睛下边也不知用什么描了描，让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她的化妆技巧并不高明，而温斯顿在这方面的欣赏标准也不高。他从未看到或想象过女党员的脸上会用上化妆品。化妆后，她的容貌不知好看了多少。就那样，在合适的地方描上几笔，她漂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更有女人味了。她的短头发和男孩式的工作服更是强化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到怀里时，一股合成的紫罗兰气味蹿进他的鼻孔。他想起那间地下室厨房里半明半暗的感觉，还有那个女人洞穴般的嘴巴。那个女人用的是同样的香水，但在此时，这好像也不重要了。

“还用了香水！”他说。

“对，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我要找来一件连衣裙穿上，而不是这种操蛋的裤子。我要穿丝袜，还有高跟鞋！在这房间里，我要做个女人，而不是党员同志。”

他们扯掉身上的衣服并爬到那张特大的红木床上。这是他首次在她面前脱光衣服，在此之前，他一直为自己苍白而瘦削的身子、小腿肚上的静脉曲张和脚踝上方变了颜色的那一块感到很难为情。没有床单，他们躺在其上的毯子尽管破旧，但是平滑。那张床的宽度及弹性让他们两人都很吃惊。“里面肯定长满了臭虫，可是谁会在乎呢？”茱莉娅说。除了在群众的家里，人们现在是看不到双人床了。温斯顿小时候偶尔睡过，茱莉娅就记忆所及，从未睡过双人床。

很快，他们在那里躺着睡了一小会儿。温斯顿醒来时，那座时钟的指针已经溜到差不多九点的位置。他没有动，因为茱莉娅头枕在他的臂弯上睡着了。她脸上化妆品的绝大部分都蹭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或长枕头上，一道浅浅的胭脂仍让她的颧骨显得美丽。夕阳的一道黄色光线照射在床腿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下面院子里，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唱歌，街上却仍然隐隐约约传来的小孩子的叫嚷声。他在模模糊糊琢磨像此时这样，一男一女在夏日傍晚的凉爽空气中不穿衣服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爱，想聊什么聊什么，没有觉得必须起来不可，只是躺在那里听外面平和的声音，这在已被消灭的过去是不是一种很寻常的体验？肯定从来不会是寻常的，不是吗？茱莉娅醒了，她揉着眼睛，用胳膊肘撑起身来看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过会儿要起来煮点咖啡，我们还有一小时时间。你住的公寓什么时候关灯？”

“二十三点半。”

“宿舍里二十三点关灯。不过必须在那之前回去，因为——嘿！滚开，你这脏东西！”

她突然在床上一扭身，从地板上抓起一只鞋子，像男孩子一样突然胳膊一抡把它扔向墙角，跟她那天上午在两分钟仇恨会时，把词典扔向戈斯坦因的动作一模一样。

“什么？”他诧异地问。

“一只老鼠，我看见它从护壁板里伸出鼻子，那里有个洞。不管怎么样，我可是把它吓了一大跳。”

“老鼠！”温斯顿咕哝道，“就在房间里！”

“老鼠到处都有，”茱莉娅又躺下来无所谓地说，“我们宿舍那儿连厨房里都有。伦敦有些地方老鼠已经成灾了。你知不知道它们咬小孩子？真的，真的会。那种地方的街道上，妇女们不敢把婴儿自个儿放下两分钟不管，是那种个头很大、毛是褐色的老鼠干的。最恶心的是，这些东西总——”

“别说了！”温斯顿说着紧紧闭上了眼睛。

“我最亲爱的呀！你脸色苍白。怎么回事？老鼠让你不舒服？”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数老鼠了！”

她把自己贴紧温斯顿，四肢缠在他身上，像是在用她的体温让他放心。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很长一阵子，他有种回到了他不时会做的噩梦中的感觉。基本上总是完全一样：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的前方，墙那边是某种无法忍受、恐怖得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基本的感觉总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知道那堵黑暗之墙后面是什么。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就像从大脑上扭下来一块，他甚至本来能把那种东西拖出来，但总是在还没有发现那是什么之前醒来。不知为何，它总是跟他打断茱莉娅的话时，她正说着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什么，我讨厌老鼠，如此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以后我们不会再有那种脏东西了。走之前，我会用帆布把洞塞住。下次来这儿时，我要带些灰泥把它封得严严实实。”

那个惊慌失措的黑色时刻已经差不多快被忘掉了。他略微感到难为情，靠着床头坐了起来。茱莉娅起了床，穿上工作服，开始煮咖啡。深底锅里冒出的气味浓烈而令人兴奋，他们关上窗子，以防别人在外面闻到而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的绵滑口感。用了许多年糖精后，温斯顿几乎忘了还有糖这种东西。茱莉娅一只手揣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抹有果酱的面包在房间里随意走动，冷淡地扫视着书架，指出最好该怎样修理一下那张折叠桌，猛地一下坐到那张破扶手椅里，看它坐着是不是舒服，而且多少算是饶有兴味地研究那座古怪的时钟。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好在亮一点的地方看，他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它柔和如雨水一般的样子总让他心醉神迷。

“你觉得它是干吗用的？”茱莉娅问他。

“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我觉得它没做过什么用，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它是他们忘了篡改的一块历史，是来自一百年前的一则信息，如果你知道怎样读的话。”

“那幅画，”她示意对面墙上的版画，“会不会有一百年？”

“还要早些，我想会有两百年。没法确定，如今不可能发现哪样东西有多少年历史了。”

她走过去看那幅版画。“那东西就是在这儿露了一下头。”她说着用脚踢了一下那幅画正下方的护壁板。“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哪儿看到过。”

“那是座教堂，或者至少以前是，叫圣克莱门特的丹麦人。”他又想起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押韵诗的片段，有点怀旧似的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她往下接道：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2]的大钟说——

“我不记得下面是怎么说的了，可我总算还记着最后一句：‘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

那就像一问一答的口令，但“老百利”那一行后面肯定还有，也许给查林顿先生以适当提示，就能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谁教你的？”他问道。

“我爷爷，小时候他经常给我念。我八岁时他被蒸发掉了——不管怎么样，他失踪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柠檬。”她又随口说道，“我见过橘子，是圆圆的黄色水果，厚皮。”

“我记得什么是柠檬，”温斯顿说，“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常见，酸得闻一下就能把牙齿给酸倒。”

“我敢说那张画后面有臭虫，”茱莉娅说，“我哪天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我想差不多该走了，我得马上把这妆给洗掉。真烦人！等会儿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在床上又待了几分钟。房间内正在变暗，他往光亮处挪了一点，盯着看那块玻璃镇纸。它让人百看不厌之处，不是珊瑚，而是玻璃内部。它很厚，但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那块玻璃的表面像天空的穹顶，包容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各种特点无不具备。他感觉能够进入其中，而实际上他已经身处其中，跟那张红木床、折叠桌还有钢雕版画及镇纸本身一起都在其中。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是茱莉娅和他自己的生命，被固定在清澈透明的玻璃中心，并成为一种永恒之物。

5

塞姆消失了。有天上午，他没上班，几个不长脑子的还在议论他怎么不来上班，第二天就没人再提起他。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布告牌。其中有则布告是印出来的象棋委员会成员名单，塞姆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它看上去跟以前的成员名单一模一样——除了少一个名字，什么都没划掉。这就够了，塞姆已不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

天气炎热难耐。迷宫般的部里面，没窗户的空调房间里保持正常温度，但外面的人行道能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时地铁里的恶臭更是能把人熏死。为仇恨周的准备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部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游行，开会，阅兵，演讲，蜡像展览，电影展，电屏节目，这些都得安排。还必须搭起摊位、制作模拟像、撰写标语、谱写歌曲、散播谣言、伪造照片等等。小说司里茱莉娅所在的部门已经暂停长篇小说生产，而是赶制出一系列有关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在正常工作之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翻看过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将在讲话里引用的新闻进行改动或者润饰。一群群喧闹的群众深夜在街上闲逛时，市里有了种奇特的火热气氛。跟以前比起来，火箭弹轰炸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还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都不明所以，因此谣言四起。

一首即将作为仇恨周主题歌的新歌（叫做《仇恨之歌》）已经谱写了出来，正在电屏上没完没了地播放。它有种野蛮的、咆哮般的节奏，不能准确称之为音乐，而和擂鼓声类似，它和着行军步伐声由几百个嗓门吼出来，令人不寒而栗。群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在午夜大街上，它和仍受欢迎的《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用梳子和一片卫生纸没日没夜地吹，令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晚上比以前更忙碌了。由帕森斯组织的一队队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布置街道、缝旗帜、贴宣传画、在楼顶上树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上拉铁丝以拦截火箭弹。帕森斯吹嘘说单在胜利大厦，就要亮出四百米长的彩旗。他本性尽显，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炎热加上体力劳动，让他有借口在晚上穿回了短裤和开领衬衫。他无处不在，总在推、拉、锯、砸、即兴出点子、跟每个人说笑并佐以同志式的鼓励，而且从他身上的每处褶子，都在向外散发着似乎源源不绝的刺鼻汗臭。

一张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处，没有说明文字，只有一个面目狰狞的欧亚国士兵形象，有三四米高，长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蒙古人种脸庞，脚蹬巨大的皮靴，正在大步往前跨，冲锋枪端在臀部的高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张宣传画，被用透视画法放大的冲锋枪枪口总是正对着你。这张宣传画已经贴上了每堵墙上的空白处，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老大哥的肖像画。群众一向对战争缺乏兴趣，这次也被鞭策进入周期性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似乎要与普遍的情神状态保持一致，这一期间火箭弹比以前炸死的人更多。有一颗落到了位于斯泰普尼区的一家电影院，几百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那一带居住的所有人都上街参加了一次绵延不绝的葬礼，为时几小时之久，葬礼实际上变成了泄愤大会。还有颗炸弹落到一块作为游乐场的废地上，几十个小孩子被炸成碎块。后来又举行了几次愤怒的示威活动，戈斯坦因的模拟像被投入火中，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宣传画被撕下来以助火势，有些商店在混乱中被洗劫。后来还有传闻，说有间谍在通过无线电为火箭弹指引方向。有对老夫妇被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因此被烧毁，两人都窒息而死。

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每次他们只要能去，就会并排躺在打开的窗户下面那张没铺床单的床上，为了凉爽而赤着身子。老鼠再也没有露过头，臭虫却在炎热中猛烈繁殖，但好像那也无关紧要。不管肮脏还是干净，那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到，便到处撒上一些黑市上买来的胡椒粉，然后扯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爱。睡了一觉后，会发现臭虫正在集结，准备大规模反攻呢。

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戒掉了不分什么时候都喝酒的习惯，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他长胖了一些，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脚踝上方的皮肤上，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块，早上的那阵咳嗽也不再发作。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他也不再有向电屏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了。他们现在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几乎像是个家，就连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几个小时，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的房间还存在。知道它还在那里，完整无损，就几乎相当于已身处其内。那个房间自成一统，是一块袖珍的过去，绝了种的动物可以在其中徜徉。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就是另外一种绝种动物，上楼前，他通常总要跟查林顿先生说上几分钟话。老头儿似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外出。另一方面，他好像几乎没什么顾客。他像个鬼魂般，活在很小的阴暗铺子和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间厨房里做饭，里面除了别的东西，还有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留声机，有个巨大的喇叭。他好像为有机会说话而高兴。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货品中间走动时，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片，套着丝绒夹克的肩膀弯得低低的，总让他隐约有种收藏家的样子，而不是个生意人。他会以略带热情的神态，用手指摸弄一片废品之类的东西——瓷制瓶塞，破鼻烟壶涂了颜色的盖子，仿金项链盒，里面放着一绺某个久已不在人世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说温斯顿应该买下，而是说他应该欣赏一下。跟他说话，就像听一个破旧的音乐盒发出的丁当声。他从自己的记忆角落里，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韵诗片段，一首关于二十四只黑八哥，一首关于长着弯弯角的奶牛，还有一首关于可怜的公知更鸟之死。“我刚好想到您也许感兴趣。”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时，就会自我解嘲地轻轻笑着这样说。不过他从来只能记起几行而已。

他们两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不曾忘记——现状不会长久。有时，死亡正在迫近这一事实似乎跟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会以绝望般的纵欲心理紧紧搂抱，就像一个将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紧紧抓住最后些许快乐。然而还有些时候，他们不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会是天长地久。只要能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两人都感觉不会身遭不测。去那个房间不容易，也是危险的，但它本身是个避难所。温斯顿盯着玻璃镇纸中心时，感觉好像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一到里面，时间就可以凝固。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做起关于逃避的白日梦，他们的好运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会像这样，在余生继续这种秘密行为。要么凯瑟琳会死去，通过精心的安排，他和茱莉娅能结成婚；要么会一同自杀；要么会藏匿起来，把自己改变得让别人认不出，学会用群众的口音说话，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然后在某条小街上不为人察地过一辈子。那全是胡思乱想，他们也都知道，现实中，他们无路可逃。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即自杀，他们也无意行之。一天天，一周周，得过且过，在没有未来的当下消磨度日，这似乎是种不可遏止的本能，好像只要有空气，人的肺总要吸进下一口空气一样。

有时，他们也会谈论要采取积极行动跟党对着干，然而对如何走出第一步心里没数。就算传言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如何加入仍是个难题。他跟她说了他和奥布兰之间有着或者说似乎有着的奇特亲近感，还有他时不时会感到的那种冲动，简单说来，就是走到奥布兰面前，宣称自己是党的敌人，并请他帮助自己。很奇怪的是，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种轻率至极的举动。她习惯从别人的面庞来判断别人。对她来说，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布兰可以信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者，她想当然认为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私下都仇恨党，觉得安全的话，都会违反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广泛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队的传言都无非是一派胡言，是党为了自身的目的编造出来的，你不得不装作相信。在无数次党的集会以及自发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用最大嗓门呼喊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要求处死她从未听说过其名字的人，但对他们据称犯下的罪行，她却一点也不相信。进行公审时，她参加了青年团派出的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院，隔一阵就呼喊：“处死卖国贼！”两分钟仇恨会里，她在大声辱骂戈斯坦因方面，总比别人喊得响，但对戈斯坦因是何人，以及他代表何种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印象。她是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的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你只能通过私下的不服从来反抗它，最多通过像杀死某人或炸掉某物这种个别暴力行为来反抗。

从某些方面来说，她比温斯顿更敏锐，而且很大程度上更不被党的宣传所蛊惑。有一次，他刚好说到某件事时提到了跟欧亚国的战争，让他震惊的是，她随随便便地说在她看来，并没有进行什么战争，落到伦敦的火箭弹很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为了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中”，这种看法他实际上从未有过。她还说她在两分钟仇恨会里最感困难的，是克制住想放声大笑的冲动，这让他略微有了点羡慕的感觉。但她只是在党的教义以某种方式对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时，才会质疑它。一般情况下，她易于接受官方编造的鬼话，但那只是因为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党发明了飞机的说法。（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时，党只声称发明了直升飞机；过了十几年，茱莉娅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而对下一代人，党会声称发明了蒸汽机。）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和革命以前飞机很早就已存在时，在她眼里，这件事实完全没意思。从她偶尔的说话中，他发现她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处于和平状态。这让他更为吃惊。没错，她认为整场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根本没注意到敌国的名字已经改变。“我以为我们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她含含糊糊地说。这让他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前很久，但战争对象的改变才是四年前的事，是在她早已成年之后。他跟她争辩了也许有一刻钟之久，到最后，他总算成功复苏了她的回忆，她确实朦朦胧胧想起来敌国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这点在她看来仍然无关紧要。“谁在乎呢？”她不耐烦地说，“操蛋的战争总是一次接着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新闻全是谎话。”

有时，他告诉她关于档案司和他在那里从事的无耻伪造活动，好像那也没能吓坏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时，她并未感受到正在她脚下扩张的深渊。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事，还有他在手里拿过一阵子的纸条，但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没领会他讲述这件事意图何在。

“他们跟你是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再说年纪比我大多了，属于革命以前的旧时代，在革命之前。我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那干吗要担心？什么时候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又试图让她明白：“这是个例外情况，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的过去实际上都已经被消灭了？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存在，那会是在少数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一样。我们现在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年代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有档案要么被销毁，要么被伪造。每本书都被重写过，每幅画都被重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过，每个日期都被改动过，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无休无止的现在，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而党在这种现在中永远正确。当然我知道过去是伪造的，可我永远证明不了这点，即便我自己也在从事伪造活动。这件事完成后，没有证据会留下来。唯一的证据在我内心，而且我也无法肯定是不是还有别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我一辈子只有那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许多年以后——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没用，因为我几分钟后就把它扔掉了。可要是如今再遇到这种事，我会把它保存下去。”

“这个嘛，我是不会的！”茱莉娅说，“我很愿意冒险，但是只为值得一干的事，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你保存下来的话，会怎么处理它？”

“可能也不会怎么处理，但它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它也许在这儿那儿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想象不到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是可以想象这儿那儿会产生小小的反抗情绪——一小群一小群人结合起来，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让下一代能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腰部以下才是个造反派。”他告诉她。

她觉得这句话异常精彩，高兴得一把抱住他。

她对党的说教带来的后果一点也没兴趣。每次他一开始说起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认以及使用新话单词时，她就变得厌倦和困惑。她说她从未留意过那种事情，但是既然知道全是垃圾，干吗还要让自己操那份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发嘘声就够了。如果他非要谈论这种事，她有个让人难堪的习惯，就是会睡着，她是那种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睡着的人。通过跟她谈话，他意识到在根本不知道何为正统的情况下，摆出一副正统的样子有多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强加于人的世界观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他们被迫接受最明目张胆的指鹿为马的行径，因为他们从未全面理解对他们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也因为对天下大事关心不够，他们没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靠着缺乏理解力，他们仍保持清醒，只是轻信一切。而他们所轻信的一切也不会留下什么，如同一粒谷物不经消化通过小鸟的身体那样。

6

终于发生了，那个等待中的信息已经来了。他觉得似乎已经等了一辈子。

当时他正顺着部里的长走廊走着，几乎走到茱莉娅塞给他纸条的地方，他感到某个体形比他大的人紧跟在他身后。那个人——不管是谁——轻轻咳了一下，显然是准备说话。温斯顿猛地停步一转身，是奥布兰。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而他唯一的冲动像是要跑掉。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着，无法开口讲话。但奥布兰继续以同样的步伐走着，友好地把手在温斯顿的手臂上搭了一会儿，所以两人是在并肩走着。他开始以一种奇特的严肃然而彬彬有礼的方式开口说话，这一点让他跟大多数内党党员区别开来。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谈谈，”他说，“我最近读了您在《泰晤士报》上写的新话文章。我想您对新话有种学术方面的兴趣，对不对？”

温斯顿部分恢复了常态。“谈不上学术方面，”他说，“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那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语言的具体构建工作。”

“您写得倒是很得体，”奥布兰说，“这不只是我的看法。我最近跟您的一个朋友谈过，他没说的是个专家，可是我这会儿想不起他叫什么了。”

温斯顿的心里痛苦地颤动了一下，这句话指的如果不是塞姆，那才是不可想象。但塞姆不止是死了，而且是被消灭了，是个“非人”，只要明显提及他，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奥布兰的那句话显然意在发出一个信号，一个暗语。通过一同犯下一点点思想罪，他把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共犯。他们本来在继续顺走廊走着，这时奥布兰停下脚步推了推眼镜，这种动作他总能奇怪地做得很亲切，能让人消除戒心。接着他又说道：

“我真正想说的是，您那篇文章里，用了两个已经过时的词，不过只是最近才过时的。您有没有看过新话词典第十版？”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还没有发行吧，在档案司，我们用的还是第九版。”

“我想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会出，不过已经有一批提前发行了，我自己就有一本。您也许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答道，马上明白了这话意图何在。

“有些新发展最具天才性。关于削减动词数量这一点——我觉得您会对这一点感兴趣。让我看看，要不我派人把词典送给您？不过这种事我恐怕肯定会忘记。也许您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来我住的地方拿？等一下，我给您写我的地址。”

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奥布兰有点心不在焉地摸了摸他的两个口袋，然后掏出一个皮面笔记簿和一杆金色的墨水笔。他潦草地写下了地址。他就站在电屏下方，那个位置能让电屏设备那端的人读到他写的是什么。然后他把那页撕下来递给温斯顿。

“我晚上一般都在家，”他又说，“不在家的话，我的仆人会把词典给您。”

他走了，留下温斯顿拿着那片纸，这次不需要藏起来了。不过他还是仔细记下上面所写的东西，几小时后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丢进了记忆洞。

他们两人的交谈最多只有几分钟，这节插曲只可能具有一种意义，即这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布兰地址的一个方法，是计划好的。这有必要，因为除非直接询问，否则总是不可能知道别人住在哪里，根本没有什么地址录。“想跟我见面的话，可以来这儿找我。”那是奥布兰对他说的话。也许甚至在词典里的某处，会藏着某种信息。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他一直想象的地下串联活动的确存在，而他已经摸到了它的外缘。

他知道或早或晚，他会听从奥布兰的召唤，也许是明天，也许是过了很久以后——他不能肯定。正在发生的事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这一进程几年前就开始了。第一步是私下的一个无意识想法，第二步是开始记日记。他已经将想法付诸文字，现在是将文字付诸行动了。最后一步是发生在仁爱部的某种事情，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局，它包含在开始中。但这令人恐惧，要么更准确地说，像是先尝了口死亡，有点像少活了几天。即使在他跟奥布兰说话时，当他已经明白话里的意思时，一种冰冷的战栗感袭遍他全身，有种感觉是踏进了坟墓的潮气中，就算他一直知道坟墓就在那里，也没能让他感觉好很多。

7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全是泪水，茱莉娅睡眼矇眬地翻个身贴近他，嘴里咕哝着什么，似乎在说：“怎么了？”

“我梦到——”他一开口马上又打住。它复杂得无法用言语讲述。一方面是所做的梦，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关的记忆。醒来后的几秒钟内，那些记忆进入了他的脑海。

他又躺在那里，眼睛闭着，仍然沉浸在梦境的气氛里。那是个庞杂而亮堂的梦，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在他面前展开了，就像夏天雨后傍晚时分的风景，全展现在玻璃镇纸内。玻璃的表面就像天空的穹顶，在此穹顶下，万物都沐浴在清晰柔和的光线中，从那里，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这个梦境也是包含在——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他母亲的手臂动作里。三十年后，这个动作是由他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个犹太女人做出的，她在试图为小男孩挡住子弹，就在直升飞机将他们两人炸成碎片之前。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是我害死了我妈。”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茱莉娅问道，她几乎已经睡着了。

“我没有害死她，不是在实际意义上。”

在梦里，他想起他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睡醒前的一小段时间里，许多围绕着那一瞥的小事情都想起来了。就是那种记忆，许多年来，他一定都在有意识地将其从自己的意识里排除出去。他不能肯定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当时他不会比十岁还小，也许是十二岁吧。

温斯顿的父亲早些时候失踪了，他也不记得有多早。但是他记得那时令人不安的喧嚣情形：周期性的空袭带来的惊慌和到地铁站躲避，处处都有一堆堆瓦砾，街角张贴着看不明白的公告，一群群身穿同样颜色衬衫的少年，面包店外长长的队伍，远处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而最重要的，是从来填不饱肚子这件事实。他记得在漫长的下午和别的男孩一起，到处翻垃圾筒和垃圾堆找卷心菜梗和土豆皮的事，有时甚至能找到陈面包皮，他们会小心地把上面的煤灰擦掉。他们还去等候经过某条路的卡车开来，他们知道车上装的是喂牲畜的饲料。有时，当卡车开到起伏不平的路段时，会颠出几块油饼。

他父亲失踪后，他母亲并未表现出惊讶或者呼天抢地的悲痛，但在她身上，也发生了突变。她似乎变得完全无精打采，就连温斯顿也能看出，她在等候她已经明白必将发生的事情。她做着需要做的一切——做饭，洗涤，缝补，铺床，扫地，给壁炉台拂尘——总是做得很缓慢，奇怪地没有多余的动作，就好像一个艺术家的人体模型在机械行动着。她那高大匀称的身体似乎能自行恢复静止。她会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地照看他的妹妹。他妹妹的身子骨很小，病恹恹的，很少出声，两三岁大，由于瘦，她的脸看上去像猴子脸。时不时地，他母亲会把温斯顿揽到怀里，很长时间紧搂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虽然年纪小而且自私，但他也意识到不知为何，这跟那件从未提到过的、即将发生的事情有关。

他记起他们住过的房间，那是阴暗而且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好像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占了一半地方。壁炉挡板那边有个煤气灶，还有块放食物的搁板。门外平台那里，有个褐色的陶制水池，跟其他几个房间的一样。他记得母亲那雕像般的身躯在煤气灶前弯着，在搅动炖锅里的什么东西。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从未吃饱过肚子，还有吃饭时进行的凶狠抢夺。他会纠缠不休地问母亲为何没有吃的了，会向她大吵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的嗓音，那时候开始提前变声，有时候奇怪地瓮声瓮气的），或者是他试图以悲悲切切的啜泣来争取超过自己的应得份额。他的母亲也很愿意给他更大的份额，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男孩子”——应该得到最大份额，然而不管给他多少，他总会要求更多。每次吃饭时，他母亲都会恳求他别自私，要记着他的小妹妹还在生病，也需要东西吃，可是没有用。她不再给他舀饭时，他会发怒地哭喊，用力想把锅和勺子从她手里夺过来，还会从他妹妹的盘子里抓一点。他也知道他在让她们两人挨饿，可他忍不住，甚至觉得他有权那样做，他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好像让他可以理直气壮地那样做。在两顿饭的间隔，他母亲没看好的话，他还会不时偷拿一些搁板上放着的少得可怜的食物。

有一天，配给的巧克力发下来了，过去几周或者几个月里都未发过。他清楚地记得那珍贵的一小片巧克力。他们三个人分得两盎司重的一片（那年头他们还用盎司计重），显然应该平分成三份。突然，像是听从别的什么人的话，温斯顿听到自己在以瓮声瓮气的大嗓门要求得到整块。母亲告诉他别太贪心。他们没完没了争辩了很长时间，有过喊叫、呜咽、流泪、抗议、讨价还价等等。他那长得极小的妹妹双手抱着母亲，恰似一只小猴子，她坐在那里扭着头用大而忧伤的眼睛看着。到最后，他母亲把巧克力掰开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那个小女孩拿着巧克力木然看着，似乎不知道那是什么。温斯顿站在那里看了一会，然后突然迅速跳起来，从她手里抢过巧克力就往门口跑去。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身后叫他，“回来！把妹妹的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下脚步，然而没回去。他母亲那双焦急的眼睛在盯着他。甚至到现在，他还想着那件事，但在即将发生时，他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他妹妹意识到被抢走了什么东西，开始细声细气地哭了起来。他母亲用胳膊搂着那个孩子，把她的脸贴向自己的乳房，那个动作里的某一方面告诉他妹妹快死了。他转身跑下楼梯，手里的巧克力变得黏糊糊的。

他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三口两口吃完巧克力后，他感到有点羞愧，在街上闲逛了几小时，直到最后饥饿感驱使他又回到家里。到家后却找不到母亲，这在当时已经是种正常现象。房间里什么也没少，只是他母亲和妹妹不见了。她们什么衣服也没带走，甚至没带走他母亲的大衣。直到今天，他仍不能肯定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完全有可能的是她被送进了劳改营。至于他妹妹，可能像温斯顿一样，被转移到一处无家可归儿童的集中地（被称为感化中心），是因为内战而设立的。要么可能跟母亲一起被送进了劳改营，要么只是被扔到哪里任其死去。

那梦境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依然生动，特别是手臂的遮挡保护动作，其中包含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又想起两个月前的另外一个梦。那次，他母亲坐在一艘沉船上，跟她坐在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肮脏床上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小妹妹仍在贴着她，是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而且每分钟都在下沉，但她仍透过颜色越来越深的水看着他。

他告诉茱莉娅他母亲失踪的事。她也没有睁开眼，只是翻了个身，以便睡得更舒服。

“我估计你当时是个让人讨厌的小猪猡，”她吐字不清地说，“所有小孩儿都是猪猡。”

“对，可我讲这件事的意思不在于此。”

茱莉娅呼吸的样子显然说明她又快睡着了，他也不想继续谈论他的母亲。根据他所记得的，他估计她没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会是个聪明的人，然而拥有一种高贵和纯洁的气质，只因为她遵循的是自己的标准，她的感情是她自己的，无法从外部来改变。她不会想到一个行动既然没用，就毫无意义。你爱一个人，就去爱他，你什么也不能给他时，你仍然给他以爱。当最后一块巧克力也没了时，他母亲用胳膊搂她的小孩。那没用，并不会因此多产生出一点巧克力，也不会让她或她的小孩免于一死，然而她那样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小艇上那个逃难妇女用手臂遮住她的儿子，在抵挡子弹方面，不会比一张纸更有效。党所做的最坏之事，是说服人们仅靠冲动或感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让你在现实世界中变得彻底软弱无力。一旦落入党的手里，你感觉到什么或者没感觉到什么，你做了或者控制住没做什么，那都完全无关紧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和你的行为从此湮没无闻，你被不留痕迹地从历史河流中清除掉。然而对仅仅两代之前的人来说，这点似乎并非很重要，因为他们无意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忠诚，从来不会对之怀疑。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徒劳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向垂死之人所说的一句话等等，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群众依然如此，他们不会忠诚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不再看不起群众，或者只是把他们看做一种早晚会猛醒并改造世界的惰性力量，这在他是第一次。群众仍保持有人性，他们的内心没有硬化，一直怀着朴素的感情，而他温斯顿却需要通过自觉努力再次学到。想到这点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他就想到几周前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时，他是怎样把它踢到阴沟里的，似乎那是片卷心菜梗。

“群众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

“为什么？”茱莉娅问道，她又醒了。

他想了一小会儿。“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对我们来说，最好是在还来得及之前离开这儿，以后永远不再见面？”

“对，亲爱的，我想到过，想过很多次。可是不管怎样，我都不会那样做。”

“我们运气好，”他说，“不过好运气持续不了很久。你还年轻，看上去正常而且清白，如果能和我这种人保持距离，你有可能再活五十年。”

“不，我全想到过。你干什么，我也会干什么。你别太沮丧，我的生存能力强着呢。”

“我们也许能够再在一起半年或者一年，不晓得，可是最终我们还是注定会分开。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何等孤立？他们抓住我们后，我们谁都没办法为对方做些什么，绝对什么也不能。如果我坦白，他们会枪毙你；如果我不坦白，他们一样会枪毙你。我能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者我不说什么，都绝对无法把你的死推迟五分钟。我们两个人甚至不会知道对方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会完全无能为力。不过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不会互相背叛，虽然这点也不会影响结果。”

“如果你说的是坦白，”她说，“我们会坦白的，没错。每个人都会，你无法坚持不坦白，他们会拷打你。”

“我不是说坦白，坦白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有感情。可他们无法让我不爱你，那会是真正的背叛。”

她想了一下。“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那件事他们做不到。他们能强迫你说出任何话——任何话——却无法强迫你心里也相信，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

“对，”他说道，心里也多了点希望，“对，非常正确。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如果你能觉得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那也不能带来任何结果，你就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了永远在监听的电屏，他们可以日日夜夜监视你，但只要你能保住项上人头，就仍然能智胜他们。他们尽管聪明绝顶，却仍然未能掌握如何发现另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的秘密。也许等你真正落到他们手里后，就并非绝对如此了。人们不知道在仁爱部会遭遇到什么，不过可以猜到：拷打，药品，记录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通过不让睡觉、单独监禁以及无休止的审讯一步步击垮你。不管怎样，你无法守住一直不说实话，他们会用审讯挖出来，用拷打的办法从你嘴里撬出来。但如果目标不是求得活命，而是保持人性，说到底，那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无法改变你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连你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感情，即使你心里想。他们能够详细至极地挖出你所做、所说及所想的任何事，然而你内心仍然不可征服，它的运转即使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莫测的。

8

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

他们站在一间长方形房间里，灯光柔和，电屏的声音调得很小，华美的深蓝色地毯给人一种像是走在天鹅绒上的感觉。在房间内的远端，奥布兰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在一盏带有绿色灯罩的电灯下工作着，左右两边都有一堆文件。仆人领茱莉娅及温斯顿进去时，他也没有费神抬头看。

温斯顿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开口说话。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那是他唯一的想法。来这里已经算是够轻率的，两人一起来，就更是愚蠢，尽管他们来时，确实走了不同的路线，只是在奥布兰的门口会合。单单走进这样一个地方，就需要鼓足勇气才行，从里面看一眼内党党员所住的地方，或者说就连进入他们的住宅区，都是很少有的事。巨大的公寓楼房的总体气氛，所有东西的华美感和宽敞感，好食物、好烟丝的陌生气味，无声而且快得难以置信的电梯滑上滑下，身穿白色短上装的仆人匆匆来去——一切都令人生畏。虽然来这里有很好的借口，他还是每走一步都担心墙角会突然冒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卫，要求看他的证件并命令他滚开。但奥布兰的仆人没犹豫就让他们进去了。他是个身穿白色短上装的黑头发矮个男人，长着张全无表情的菱形面孔，也许是个中国人。他领他们走过的那条过道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贴着奶黄色墙纸，还有白色护墙板，全都一尘不染，同样令人生畏。温斯顿记得他所见过的墙壁无一例外，都被许多人的身体蹭得脏兮兮的。

奥布兰的手指间捏了张纸条，好像正在专心看着。他那张凝重的脸庞俯视着，以至于能看到他鼻子的轮廓，样子既令人敬畏，又是聪明的。在可能有二十秒的时间里，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用部里的混合行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项目一逗号五逗号七批准句号建议包括第六项加加荒谬近于罪想取消句号前所未有建设性不取加满估计机械顶上句号通知结束。”

他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起身，走过不发出脚步声的地毯，到了他们面前。说完那些新话单词后，他身上好像少了点官气，脸色却比平时更为阴沉，似乎因为被打扰而感到不快。温斯顿内心已有的恐惧好像突然被一种正常的尴尬所取代。在他看来，似乎很有可能他完全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又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认定奥布兰会是某种政治反叛者呢？除了一个眼神和仅仅一句意义模糊的话语外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他内心的想象，是建立在一个梦境的基础上的。他甚至无法退一步假装他是来借词典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无法解释茱莉娅何以跟他一起来了。奥布兰走过电屏时，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他停下脚步，转身按下电屏上的一个开关，只听得一声脆响，那个声音停止了。

茱莉娅因为惊诧而轻轻尖叫了一声。温斯顿已经感到恐慌，但还是震惊得不由脱口而出：

“您可以把它关掉！”他说。

“对，”奥布兰说，“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他这时正对着他们，魁梧的身体矗立在他们两人面前，他脸上的表情仍然不可捉摸。他有点像是在严肃地等温斯顿说话，可是说什么好呢？即使是现在，很有可能的是他这位忙人正恼火地琢磨他们为何要来打扰他。谁也没说话，电屏被关掉后，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一秒都好像过得很慢。温斯顿仍然费力地直盯着奥布兰的眼睛。接着那张阴沉的面孔突然放松了，似乎接下来就要微笑。奥布兰推了一下眼镜，那是他特有的动作。

“我先说还是您先说？”他说。

“我先说吧。”温斯顿马上说，“那个真的关了吗？”

“对，全关了。只有我们。”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

他顿了一下，首次意识到自己动机的模糊性。因为实际上，他不知道他指望能从奥布兰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所以难以讲出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他继续开口说话，也意识到他一定说得既有气无力，又矫揉造作。

“我们相信存在着某种串联活动，某种与党对抗的地下组织，而且相信您有所参与。我们想加入，为它工作。我们与党为敌，不相信英社的原则，是思想犯，也是通奸者。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交给您，听凭您发落。如果您觉得我们是自投罗网，我们也认了。”

他感觉门被打开了，他停下来扭头瞟了一眼。一点没错，那个黄面孔矮个仆人没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到他拿了个托盘，上面有一个玻璃瓶和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的人，”奥布兰淡淡地说，“把酒拿过来，马丁。放在圆桌上。这儿椅子够不够？我们最好还是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谈。给你自己搬张椅子进来，马丁。这是正事，你可以暂停十分钟不做仆人了。”

矮个子男人动作很自然地坐了下来，但仍然有种仆人式的神态，是仆人享受到另眼相待时的神态。温斯顿拿眼角瞄着他。他突然想到那人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角色，觉得即使仅仅暂时放下装扮的身份，也是危险的。奥布兰手握玻璃瓶的瓶颈，把一种深红色的液体倒进几只玻璃杯。这一动作唤起了温斯顿的模糊记忆，就是很久以前在墙上或是广告牌上看到过的——一个由电灯拼成的巨大瓶子似乎在上下动着，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杯子。从上方看，那东西几乎是黑色的，在玻璃瓶内，却闪着红宝石般的光芒，有种又酸又甜的味道。他看到茱莉娅拿起她那杯很好奇地闻了闻。

“这叫葡萄酒，”奥布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说，“你们肯定在书本上读到过，不过恐怕外党党员很少能喝到。”他的脸色又沉下来，却又举起酒杯。“我觉得应该先让我们为健康干杯，祝我们的领袖，也就是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身体健康。”

温斯顿多少有点急切地举起他那杯酒。葡萄酒是一种他读到也梦到过的东西，就像那块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记了一半的押韵诗，属于已经消失的、浪漫的过去——那是他自己心里对旧时代的叫法。不知为何，他总以为葡萄酒像黑莓酱一样，味道很甜，而且很快就能让人有醉意。实际上，他终于喝到时，那种东西显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喝了许多年杜松子酒后，他变得几乎不会品酒。他放下空玻璃杯。

“这么说是有戈斯坦因这个人了？”他问道。

“对，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还活着。至于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那么串联活动还有地下组织呢？是不是真的有？不会纯粹是思想警察无中生有编出来的吧？”

“不，是真的，我们叫它兄弟会。除了它存在以及你属于其中一员，别的你什么都不会知道，我很快就会再谈到这点。”他看了看他的手表。“即使是内党党员，关掉电屏超过半小时也是不明智的。你们不应该一起来，必须分别离开。您，同志——”他向茱莉娅点了点头。“您先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左右。你们要明白我必须问一些问题。总的说来，你们准备做什么？”

“做任何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温斯顿说。

奥布兰在椅子里把身子转过一点，好正对着温斯顿。他几乎对茱莉娅视而不见，似乎想当然认为温斯顿能代表她说话。他闭眼一会儿，然后开始以低沉而无感情的声音提问起来，好像是例行公事，是种问答教学法，多数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心里有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愿意。”

“你们愿意杀人吗？”

“愿意。”

“去干可能导致几百个无辜百姓丧命的破坏活动呢？”

“愿意。”

“去向外国出卖你的国家呢？”

“愿意。”

“你们愿意去欺骗、造假、勒索、腐蚀儿童的思想、散发让人上瘾的药品、教唆卖淫、传播性病——做任何可能导致道德败坏以及削弱党的力量的事吗？”

“愿意。”

“比如说，如果向小孩脸上泼硫酸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你们有利——你们也愿意去做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余生都当一个服务员或码头工人吗？”

“愿意。”

“如果我们命令你们自杀，你们也愿意吗？”

“愿意。”

“你们愿意——你们两个人——永远分开不再见面吗？”

“不！”茱莉娅突然插了一句。

而温斯顿觉得自己好像过了很久才回答。有那么一阵子，他甚至好像无力说话。他的舌头在无声地动着，先是想发出某个词的音节，接着又想发另外一个词的开头音节，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不。”他最后说。

“你们能告诉我很好，”奥布兰说，“我们有必要了解一切。”

他转过身面对茱莉娅发话了，语气里多了点感情。

“您明不明白就算他不死，他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不得不给他一个新身份。他的脸、动作、手形、头发颜色——甚至声音都会不一样了，而且有可能您自己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能把一个人改头换面得认不出来，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截去他的一只手或脚。”

温斯顿忍不住又很快瞟了一眼马丁那张蒙古人种的脸庞，上面看不到有什么疤痕。茱莉娅的脸略微变得苍白了一些，让她的雀斑显现出来，但她仍然大胆地看着奥布兰。她咕哝了一句什么话，似乎是表示同意。

“好，这就好了。”

桌子上有个装香烟的银盒，奥布兰很是心不在焉地把烟推给温斯顿他们抽，自己也抽了一根，接着他站起身，开始慢慢踱来踱去，似乎他站着可以更好地思考。那是种高级香烟，很粗，卷得很好，卷烟纸也有种不寻常的柔滑感。奥布兰又看了看手表。

“马丁，你最好去餐具室，”他说，“再过一刻钟我就要再打开电屏了。你走的时候，好好认认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不会。”

跟刚才在大门口时一样，矮个男人的黑眼睛扫视着他们的脸庞。他的举止里丝毫没有友好的样子，他在记下他们的外貌，然而对他们不感兴趣，要么是看不出他感兴趣。温斯顿想到假面可能无法改变表情。马丁没说话，没做出任何打招呼的动作就出去了，走时无声地关上了门。奥布兰在踱来踱去，一只手放在黑色工作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香烟。

“你们要明白，”他说，“你们将在黑暗里斗争，永远会是在黑暗里。你们会收到命令，然后服从命令，也不会明白是为什么。回头我送给你们一本书，从这本书里，你们会了解到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真正本质，还有我们据以摧毁它的策略。读完这本书，你们就是兄弟会的正式成员了。但是除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总目标以及当前任务，你们对兄弟会永远了解不到什么。我告诉你们它存在，但是我告诉不了你们它的成员有一百个呢，还是一千万个。以你们的个人经历来说，你们永远连十几个兄弟会成员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你们会有三四个联系人，他们经常消失，然后由别人接上。因为这是你们的初次联系，所以会保持下去。你们收到命令时，会由我发出。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联系，就会通过马丁。最终被抓到后，你们会坦白，那不可避免，但是除了自己的行为，你们能坦白的很少。你们坦白出来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不重要的人。很可能你们甚至无法出卖我，到那时，我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成了另外一个人，长着另外一副面孔。”

他又在柔软的地毯上走来走去。虽然他很魁梧，举动中却仍具有非凡的优雅之处。即使在他把手伸在口袋里，或者把弄那根香烟时，仍能散发出优雅的气质。他给人一种印象：他不仅有力量，而且自信和善解人意，尽管带有嘲讽意味。不管他内心可能有多么热切，他一点也没有狂热分子的那种执着的样子。说起谋杀、自杀、性病、截肢和易容时，他隐约有种开玩笑的样子。“这不可避免，”他的话音似乎这样表示，“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不能退缩。然而如果生命再次变得值得活下去，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温斯顿对奥布兰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那几乎是崇拜。他暂时忘了戈斯坦因那幽灵般的形象。看着奥布兰结实的肩膀和坚毅的脸庞时——非常丑陋而又非常文雅——不能不相信他不可击败。他精通谋略，能预见到所有危险。连茱莉娅也似乎被他打动了。她由着她那根烟自行燃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奥布兰继续说道：

“你们已经听到过有关存在兄弟会的传言，无疑你们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以你们的想象，兄弟会进行规模巨大的地下串联活动，在地下室秘密聚会，在墙上涂写东西，通过暗号或者特殊手势互相接头等，然而这种事情一样也不存在。兄弟会的成员无法互相确认，对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除了很少几个人，不可能知道更多成员。即使戈斯坦因落到思想警察手里，他也招不出一份成员名单，也招不出什么资料让他们能顺藤摸瓜得到全体成员的名单，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无法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它之所以存在，靠的是一种信念，那不可摧毁。除了这种信念，你们永远不会有别的来支撑自己。你们感受不到同志之情，也没人来鼓励你。最终被逮捕后，你们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我们从来不对成员进行营救，最多是在绝对需要让某个人不能开口时，有时把一个剃须刀片夹带送进牢房。你们必须适应没有结果也没有希望的生活。你们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会被逮捕，你们会坦白，后来就会被处死。这些是你们将看到的仅有的结果，任何可见的变化在我们这辈子里都不可能看到。我们是死了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我们会仅仅以几捧尘土、几块骨头参与到未来，然而未来有多远不得而知，可能在一千年后。目前，除了一点点扩大具有理智思想的人群，别的都不可能。我们不能合力行动，只能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一代向下一代这种方式来向外传播我们的认识。在思想警察当道时，你别无选择。”

奥布兰停了下来，第三次看他的手表。

“差不多到了您该走的时间了，同志。”他对茱莉娅说，“等等，瓶里还有一半呢。”

他把杯子全倒满，然后手持杯柄举起他那杯酒。

“这次是为什么而干杯呢？”他仍然带着一丝讥讽的样子说，“为了思想警察不辨东西？为了老大哥死掉？为了人性？为了未来？”

“为了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最重要。”奥布兰严肃地表示同意。他们喝完了杯子里的酒，然后过了一会儿，茱莉娅起身要走。奥布兰从橱柜顶上取下一个小盒子，递给她一片扁平的白色药片，要她放在舌头上。他说在出去时别冒酒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开电梯的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她出去后门一关上，奥布兰就似乎已经忘了她的存在。他又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

“还有些细节问题，”他说，“我估什你们有个藏身处？”

温斯顿跟他说了查林顿先生楼上的房间。

“那里暂时可以用，以后我给你们另外安排一个地方，重要的是经常变换藏身地。另外，我要把‘那本书’送给您。”温斯顿注意到就连奥布兰说起那个词时，好像也是带了引号。“您也明白，就是戈斯坦因的书，可能要过几天我才能拿到一本。您可以想象到，没有几本在世，思想警察对它的查抄和销毁跟我们印刷它的速度一样快，但那几乎无关紧要，这本书不可毁灭。上一本没有了，我们可以几乎一字不错地再印一本。您上班带不带公文包？”

“肯定带。”

“什么样的？”

“黑色，很破旧，有两根系带。”

“黑色，两根系带，很破旧——好。近期的某一天——我不能肯定是哪天——您上午上班时收到的通知中，有个词是印错的，您必须要求重发那个通知。第二天，您上班时别带公文包。那一天某个时候，有人会碰碰你的胳膊说：‘我想您的公文包掉了。’在他给您的公文包里，有本戈斯坦因的书。您要在两周内归还。”

他们有一阵没说话。

“还有几分钟您就得走了，”奥布兰说，“我们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真能再次见面——”

温斯顿抬头看着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说。

奥布兰点了点头，没有显得惊讶。“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似乎也想起了这句话的出处。“还有，在您走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有没有什么口信？什么问题要问？”

温斯顿想了一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想问了，更没有想泛泛而言地唱高调。他想到的不是直接跟奥布兰或者兄弟会有关的任何事情，他脑子里出现的，是混合在一起的图像，包括他跟母亲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阴暗房间，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那块玻璃镇纸还有带红木画框的钢雕版版画。他几乎是随随便便地问：

“您会不会刚好知道一首老押韵诗？开头是：‘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奥布兰又点了点头，他严肃而又彬彬有礼地说完了诗中那一节：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等我富了再说。”肖尔迪奇教堂的大钟说。

“您知道最后一行！”温斯顿说。

“对，我知道最后一行。现在您恐怕该走了，到时间了，可是等一下，最好让我给您取片药。”

温斯顿站起身来，奥布兰伸出一只手，他握手有力得要把温斯顿的手给捏碎。到门口时，温斯顿转过头，奥布兰却似乎正在把他从心里忘掉。他在等待，手放在控制电屏的开关上。在他身后，温斯顿能看到写字台、绿色灯罩的电灯、口述记录器和放着厚厚文件的铁丝篮。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他想到过半分钟后，奥布兰又会重新为党做起中断的重要工作。

9

温斯顿疲劳得像凝胶一样，凝胶是个恰当的用词，自动出现在他脑海里。他的身体似乎不仅像果冻那样软，而且也呈半透明状。他觉得如果把手举起，会看到光线透过来。全部血液和淋巴液都因为无比繁重的工作而被抽干，只留下由神经、骨骼和皮肤组成的脆架子。所有知觉都似乎被放大，工作服在磨擦他的肩膀，人行道让他的脚底发痒，甚至把手张开攥住都是种费力的动作，能让他的关节格格作响。

他在五天内的工作时间超过九十个小时，部里其他所有人也是。现在全结束了，直到明天上午，他实际上无事可做，没有任何党安排的工作要做。他可以去那个藏身处过上六小时，然后再在自己的床上睡九小时。在不算炎热的下午阳光中，他慢腾腾地走上一条通向查林顿先生的铺子的肮脏街道，同时也注意看有没有巡逻队出现，然而他感情用事地相信这天下午不可能有谁来干涉他。他带的公文包重得每走一步都碰到他的膝盖，让他的腿部皮肤从上到下都有发麻的感觉，里面装的就是“那本书”。他带着它已有六天，但是还没有打开过，甚至也没看过一眼是什么样子。

仇恨周的第六天，在游行、讲话、呼喊、歌唱、旗帜、宣传画、电影、蜡像、军鼓敲打和小号尖响、操正步的踏地声、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大批飞机的轰鸣、枪炮齐响——这样长达六天之后，最高潮颤动着接近顶点，对欧亚国的全面仇恨沸腾着达到狂乱的程度。将在仇恨周的最后一天被公开处以绞刑的两千个欧亚国战争犯如果落到人们手里，无疑会被撕成碎片。但就在这时，却宣布大洋国根本不是在跟欧亚国，而是在跟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盟国。

当然，无人承认有过任何转变，只是极其突然地，每个人都知道了敌国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大家知道的那一刻，温斯顿正在参加一次示威活动，在伦敦的中心广场举行。时当夜晚，那些白色的面孔及鲜红的旗帜被耀眼的泛光灯照射着。广场上集中了数千人，其中包括一千个身穿侦察队制服的小学生组成的方阵。在用红布装饰的讲台上，某个内党的演讲家正向人群做着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是个瘦削的矮个男人，长着跟身材不相称的长手臂和一颗硕大的秃顶头，上面还有几绺稀疏的头发。他长得像个侏儒，因为仇恨而扭动着身子，一只手抓着话筒柄，另一只手——胳膊瘦骨嶙峋，手却大如蒲扇——在头顶的空气中凶狠地抓舞。他的声音因为扩音器而带上了金属味，在没完没了地迸射着一系列内容，诸如暴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拷打战俘、轰炸平民、散布谎言的宣传、侵略、背信毁约等。听着他演讲，你不可能不先是相信，然后变得疯狂。每隔一阵子，人群的愤怒沸腾起来，喇叭的声音被野兽般的咆哮声压了下去，那是从几千个喉咙里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的，而最为野性十足的喊叫，来自那些学童。讲话持续了可能有二十分钟时，一个通讯员匆匆走上讲台，把一张纸条塞到演讲家手里。他打开看了一眼，然而并未停止演讲。他的声音和行为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演讲的内容也未改变，但是突然间，那些名字变了。不用说什么话，理解像波浪一样掠过人群。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然后出现一阵剧烈的骚动。广场上布置的旗帜和宣传画全错了！超过一半的宣传画上印错了面孔。这是蓄意破坏！戈斯坦因的特务在行动！接着出现了暴乱般的一段插曲，宣传画被人们从墙上扯下来，旗帜被撕成碎片踩到脚底。侦察队的队员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捷身手，他们爬上楼顶，把烟囱那里飘扬的三角旗剪掉。才两三分钟时间，这些工作就全部完成了。那位演讲家仍紧攥话筒柄，肩部前倾，另一只空出来的手在空中抓舞，仍然在演讲。再过一分钟，人群中又爆发出因愤怒而引起的野蛮咆哮声。仇恨周跟刚才一样，丝毫不走样地进行，只是仇恨的对象变了。

温斯顿回头想一想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演讲者实际上是在某句话中间变了调，不仅没打顿，而且甚至没破坏句子结构。但在那时，他还在想着另外一件事。宣传画被扯掉的混乱时刻，有个他没看到其长相的男人拍拍他肩膀说：“对不起，我想您的公文包掉了。”他没说话，心不在焉地接过公文包。他知道还要再过几天，他才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东西。示威活动结束后，他立即回到了真理部，尽管那时已经差不多二十三点，部里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做的。电屏里已经传出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命令，但那几乎是多此一举。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过去五年内的政治性文献的绝大部分都已完全落伍，所有报道和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照片等等——一切都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改掉。虽然没有什么指示，但大家都明白，部里的首长希望在一星期内，让所有地方都不再提到跟欧亚国打仗、与东亚国结盟之事。这项工作极其艰巨，而且由于不得明言涉及到的做法而更显艰巨。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是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小睡两次，每次三个小时。从地窖里取出了床垫，走廊上摊的全是。三餐饭由食堂服务员用推车推着到处发放，包括三明治和胜利咖啡。每次温斯顿暂停工作去睡会儿觉时，总是努力把桌子上的活干完；而每次当他眼皮沉重、腰酸背痛地拖着脚步回来后，他的桌子上又堆满积雪一样的纸卷，不仅把口述记录器埋了一半，而且多得掉到了地上，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把纸卷堆成够整齐的一堆，好给自己腾出地方干活。最难办的，是这项工作根本不是完全机械性的。尽管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就行了，然而凡是处理某些事件的详细报道时，都需要细心再加上想象力，甚至在把某场战争搬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这需要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才行。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难以忍受，眼镜片每隔几分钟就需要擦一次。这就像在撑着干一件极其累人的体力活，一件有权利拒绝去干，然而又神经质地渴望将其完成的活。他低声向口述记录器念出的每个词、蘸水笔的每一画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然而在有时间回想一下时，他不记得自己被这一事实困扰过。跟档案司里的别人一样，他渴望能把这种伪造工作干得十全十美。第六天上午，纸卷来量少了下来。长达半小时里，什么也没有从管子里吹送出来，然后又是一个纸卷，接着又没有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每个地方的工作都轻松了。记录司里的每个人都悄悄长叹一口气，一件不可提及的伟大功绩完成了。现在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以文件证据证明跟欧亚国发生过战争。十二点时，出人意料地收到通知，说部里所有工作人员从下午到第二天上午都不用上班。温斯顿仍带着装有“那本书”的公文包——工作时放在两腿之间，睡觉时放在身子下面——回了家，刮过脸后，他几乎在浴缸里就睡着了，虽然水才微温而已。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铺子里的楼梯，关节有点叫人舒服地咯咯作响。他身上累，却不再困乏。他打开窗户，点亮肮脏的小油炉，在上面放了一锅水，准备煮咖啡。茱莉娅很快也会来，还有“那本书”也在这里。他坐在那张脏兮兮的扶手椅上，解开了公文包的系带。

这是本黑面厚书，装订较差，封面上没印作者名或书名，印刷字体也略微有点不一致。页边已经破旧不堪，很容易就会散页，似乎这本书已经过很多人的手。有书名的那一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　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是为了体会一下他正在舒适安全地读书这一事实。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锁眼上也无人偷听，没有扭头扫视或捂住书本这种不安的冲动。宜人的夏日微风吹拂他的脸颊，从远方某处，隐隐约约传来小孩子的叫喊声。在这房间里，除了时钟虫鸣般的走时声，没有别的声音。他往扶手椅里坐得更深一些，把脚放在壁炉前的挡板上。这是种无上的幸福，是不变的永恒。突然，正如一个人有时会翻一本他知道最终会把每个词都一读再读的书本那样，他把书翻到另外一处，发现已经是第三章。他继续阅读：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即可预见到世界将分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大英帝国被美国所吞并，现存三大国中，有两个在当时已实际存在，第三个大国东亚国将在又经过十年混战后崛起。三者之间的边界在有些地区很明确，而在另外一些地区，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而波动，但一般而言是按照地理界线划分的。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包括美洲、大西洋岛屿以及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端；东亚国比另外两国小一些，西部边界不是很确定，它包括中国及其以南地区、日本群岛以及满洲和蒙古。

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三个超级大国永远处于交战中，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如此。然而战争也不再像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战争那样，具有孤注一掷、你死我活的性质。它是各个无法击溃对方的参战国之间目标有限的战事，既无具体开战原因，也无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差异。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方式或者在战争问题上的盛行态度变得没那么嗜血或者多了点骑士精神，恰恰相反，战争歇斯底里症在各国内部都经久不衰并普遍存在，像强奸、劫掠、屠杀儿童、把大批人口变成奴隶，甚至发展到煮死及活埋这样针对战俘的报复行为都被视为正常，而且如果是己方而不是敌方所为，此种行为就更值得称颂。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战争涉及的人数很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受到高度训练的专家，造成的伤亡数字相对少一些。战斗都是在一些不清不楚的边境地区，一般人都知之不详，要么在扼据海路战略地点位置的水上堡垒附近。从各国社会和生活方式意义上说，战争的意义仅限于消费品的常年短缺和偶尔打来一颗火箭弹炸死几十个人而已。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得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战中只占较小程度的动机现在已成为主导性的，被有意识认可并依照其行动。

为理解如今的战争——因为战争或结盟的对象每隔几年总会变化，但总是同样的战争——人们必须首先理解战争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三者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被征服，甚至另外两国联合起来也做不到，它们过于势均力敌，而且相互之间的天然屏障太难克服。欧亚国被其辽阔疆域所保护，大洋国依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宽度，东亚国靠的是其居民善于生养以及勤劳的本性。第二，从实际意义上说，也没可以为之打仗的原因了。随着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形成，生产和消费达到互相平衡，在以前的战争中，作为主要战争理由的争夺市场这点已不复存在，原材料之争也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管怎样，三个超级大国辽阔得能够在各自疆域内取得所需全部物资。如果说战争还有直接经济原因，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各大国的国境之间，存在一个哪个国家都不曾长期占领的地带，大致呈四边形，四个角分别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3]、香港，它包括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三大国就是为了占领这一带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北部的冰盖区而不断争斗。实际上三者中，谁都不曾占领过全部争议地区，它的各部分经常易手，要靠突然背信弃义，才能占据这一块或那一块地方，正是这一点，造成了结盟方式的不断变化。

所有被争夺的地区都蕴藏着宝贵的矿产资源，有些地方出产重要的植物产品，如橡胶。在较寒冷的地方生产橡胶，则需要以费用相对较高的合成方法。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拥有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占领了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或者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同时能够支配几千万乃至几亿廉价而勤劳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多少被公开置于被奴役的地位，永远是前一个征服者刚走，下一个又来，而且被当做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为的是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控制更多劳动力，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就这样无限进行下去。应该看到的是，战斗从未越过被争夺地区的边界。欧亚国的国境在刚果河和地中海北岸之间波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在大洋国和东亚国之间不停易手，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从未稳定过；在北极地区，三者都声称对极其辽阔的疆域拥有主权，其实那里大部分地区都荒无人烟，也未经探测。力量平衡却总是被大体维持着，作为三大国的中心地域从未被侵犯过。此外，赤道地区被剥削人民的劳动对全球经济而言，也并非真正必需，他们对全球财富总量没有贡献，因为不管他们生产的是什么，总被用于战争这个目的，发动战争的目的，总是为了让己方国家在发动下次战争时处于有利地位。通过被奴役人民的劳动，永不停息的战争的速度会加快。然而即使他们不存在，全球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自我维持的过程也不会有根本不同。

现代战争最重要的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头头脑脑承认的同时也加以否认）是消耗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总体生活水准。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就成为工业社会的潜在问题。当前，少数人还算能填饱肚子，这个问题显然仍不紧迫，即使不进行人为销毁，也可能不会成为紧迫问题。当今世界跟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比较起来，是个物质缺乏、食不果腹、满目疮痍的世界，跟当时人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比起来更是如此。二十世纪初期，设想中的未来社会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足安逸、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的社会——是个由钢铁和雪白水泥所构建的光彩夺目、一尘不染的世界——那是几乎每个识字的人们意识中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且很自然可以想象科技会永远发展下去。但这些并未发生，部分由于长期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穷困，部分由于科技进步需要思想上的经验主义习惯，在一个严格军事化管理的社会里，这种习惯无法幸存。总体而言，当今世界比五十年前的世界更原始。有些落后地区得到发展，不少东西被发明出来，但总是以某种方式跟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有关，实验和发明总体上说是停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从未被全面修复过。然而，机器的潜在危险性总是存在着。机器首次出现时，在所有能够思考的人们看来，人们不必再从事苦工，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也将消失。如果机器是有意为此目标而使用，那么几代人以后，饥饿、过劳、肮脏、文盲和疾病就会被消除。实际上机器并非有意为此目标使用，而是按照一种自动的过程。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差不多五十年时间里，机器确实大大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生产出有时不可能不分配的财富来完成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具有毁灭性危险——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毁灭等级社会。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能够填饱肚子、能够住在一幢有厕所、有冰箱的房屋里，而且拥有一辆汽车甚或飞机，最明显和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成为全面现象，那么财富就不会带来差别。无疑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社会，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但事实上，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所有人都能享受悠闲自在、高枕无忧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将学会识文断字和独立思考——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可能因为贫穷而变得愚昧——他们学会这些后，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将之扫除。长远而言，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回到农业社会——正如二十世纪初某些思想家梦想过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行，它跟机械化趋势相矛盾，而机械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差不多类似一种本能。再者，任何国家如果一直保持工业落后状态，那么在军事上都会过于软弱，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更先进的对手国家。

通过控制物品产量来让广大人民保持贫穷状态，也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约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很大程度上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土地抛荒，不再增添资本设备，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工作，靠政府慈善行为才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也会导致军事上的弱势，因为它造成的贫困显然并非必需，使得反抗不可避免。问题是怎样让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必须生产出货物来，却又必须不去将之分配。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是毁灭，不一定是人命，而是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是个将物资粉碎或者抛到同温层，或者沉到海底的办法，否则这些物资就会让人们生活得过于舒适，因而从长远意义上说，会过于聪明。即使战争武器真的被摧毁了，武器生产仍是消耗劳动力的方便途径，而不用去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东西。例如，建造一个水上堡垒所使用的劳动力就能建造出一百艘货船，然而这一堡垒最终也会报废拆掉，永远不能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接着再花费极其巨大的劳动力去建造下一座水上堡垒。从原则上说，战争努力总是计划得能够消耗掉满足人们最低需求之外的所有剩余物。实际上，人们的需求总是被低估，结果是生活必需品中有一半总处于短缺状态，然而就连这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精心制订的政策，让即使享有特权的团体也在困苦的边缘徘徊，因为普遍的物资缺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导致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以二十世纪初的标准衡量，甚至一个内党党员所过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然而，他的确拥有的一些奢侈条件——他住面积很大、配套设施齐备的公寓，穿质地更好的衣服，享用高级的食物、酒类和烟草，还有两三个仆人供他驱遣，有自己的汽车或直升飞机——让他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天渊之别，而外党党员和他们称为“普罗”的贫不聊生的大批群众相比，又享有类似的特权地位。社会气氛是那种相当于被围困的城市之内的气氛，贫富的差别可能就是有没有一块马肉可吃。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处于战争中，因此是处于危险中，这使得将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小小的阶层似乎是自不待言，是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完成了必需的摧毁工作，而且完成得在心理上也能接受。从原则上说，通过建造庙宇和金字塔，挖个坑然后再填上，或者甚至是生产出大批货物然后放把火烧掉这些方式，也能很简单地把过剩的劳动力浪费掉，然而这些方法仅能提供等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在此，要关注的不是群众的精神面貌——只要让他们一直处于工作中，他们的态度便无关紧要——而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甚至是地位最低的党员也要求他们称职而且勤劳，甚至在有限的程度内头脑聪明，但是同样需要他们做易于轻信和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他们主要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真正发生着没有关系，而且因为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进程的顺势逆势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应当保持战争状态。党要求其党员的智力分裂——这在战争气氛中更容易达到——现在几乎成了种普遍现象，而且所处职务越高，这一点就越突出。恰恰是在内党中，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和对敌人的仇恨最强烈。以他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一个内党党员经常需要知道这条或那条战争消息是不实的，他也许经常也能意识到整个战争都是无中生有之事，既非正在发生着，也非为了跟所宣称的相去甚远的目的而发动，然而通过“双重思想”，不难使这种认识失效。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对战争正在进行着的神秘信念有过一丝动摇，而战争注定将以己方取胜而结束，大洋国将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主宰。

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征服，所有内党党员都将其当做事关信仰之事。征服要么通过攫取一块块领土逐渐达到，从而积聚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要么靠着研制出无法与之对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新式武器的工作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也是具有创造力或者爱思考的头脑能得到用武之地的极少数活动之一。在当今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个词，过去的科学成就赖以建立的思维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跟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相矛盾。就连技术进步，也必须是在它的产品能以某种方式用以减少人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所有实用技术方面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在倒退。耕作农田用的是马拉犁，书本却是用机器写就。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指的就是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仍然鼓励用经验主义方法，要么至少这种方法得到容忍。党有两个目标，一是征服全世界，二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在并非本人自愿透露的情况下发现他正在想什么，二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科学研究之所以仍继续进行，这些就是研究课题。现在的科学家要么是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对脸部表情、动作和说话音调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而且对让人说实话的药物、休克疗法、催眠和拷打肉体的效果进行试验；要么他是个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研究专业上的特定分支，跟杀人有关。在和平部里的巨型试验室里和隐蔽在巴西森林里——或是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或是南极洲的不为人知的岛屿上——的试验站里，一队队专家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专家只是在制订将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些专家在设计越来越大个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大的炸药和防护性能越来越好的装甲；还有些专家在寻找更致命的毒气，或者可大批生产的可溶性毒药，以致能全部消灭地球上的植物或者能抵抗所有可用抗生素的病菌种类；另外有些专家在努力制造出可以在地下前进的车辆，如同潜艇在水下那样，或者像帆船一样不需要基地的飞机；还有些专家的研究方向更是匪夷所思，例如通过架设于几千公里以外太空中的透镜聚焦太阳光，或者利用地心热量，人为制造出地震和海啸。

但是所有这些项目离实现从来差得很远，三大国中，没有哪个能明显领先另两个。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三者都已经拥有原子弹，那比他们目前任何一种研制工作有可能制造出来的武器的威力都更大。虽然党习惯性地将原子弹的发明归功于自己，然而原子弹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出现，差不多十年后开始大规模使用。当时，几百颗炸弹投在工业中心地区，主要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以及北美。其后果令三国的统治集团明白再多投几颗，就意味着有组织社会的末日，因而也是他们自己掌权的结束之日。因此，虽然正式的协定不曾存在过或者有迹象存在过，然而没有谁再扔原子弹。三大国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备起来，等待决定性机会的到来，他们都相信那一天迟早会来。同时，战术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被固定下来。直升飞机比以前使用得更频繁，轰炸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自动推进的炮弹所取代，易受攻击的脆弱的战舰让路给了不会沉没的水上堡垒，然而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都仍在使用。虽然报章上和电屏里在报道没完没了的杀戮，但是像早期战争中孤注一掷的战斗，也就是在几周内使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人送命的战斗，却从未再次发生过。

三大国中没有一个会企图进行有可能带来重大失败危险的部队调动，所采取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对盟国的突然袭击。三者都采用的，或自欺地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策略。三者的计划是通过结合战斗、讨价还价和时机计算恰当的背叛行为，去占领多个基地，这些基地形成一个圆圈，将两个对手国家之一完全包围起来。然后跟该国家签下友好条约，在许多年时间里与其保持和平关系，以致其疑心全失、麻痹大意起来。这段期间，装有核弹头的火箭弹可以集中到所有战略据点。到最后，这些火箭弹在同一时间发射，造成铺天盖地的效果，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反击。然后再跟剩下的对手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并为下次攻击作准备。几乎不值一提的是，这种如意算盘只是白日做梦而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不仅如此，除了赤道及北极附近的被争夺地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进攻过敌国领土，这就说明了各大国之间在某些地方有确定的边界。例如，欧亚国很容易就能攻占不列颠群岛，从地理位置上说，那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也能将其边界扩张到莱茵河甚至维斯图拉河^[4]，但那样就违反了各大国都遵循的关于文化统一性的不成文原则。如果大洋国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就需要或者消灭掉当地的居民——会是一项实行起来极为困难的工作，或者把差不多有一亿的人口同化，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说，这些人口与大洋国的人口处于一致的水平。三大国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对其结构来说，绝对需要除了有限度地和战俘和黑人奴隶接触，不与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对目前的正式盟国，也以最复杂的猜忌之心度之。大洋国的普通公民除了见到战俘，从未见过一个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而且被禁止学习外语。如果他被允许跟外国人接触，就会发现他们跟他是一样的同类，他被告知的关于那些人的说法绝大部分是谎言，他在其中生活的封闭世界将被打破，而他的道德观赖以存在的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就可能灰飞烟灭。因此，所有三方都意识到不管波斯或者埃及，或者爪哇岛，或者锡兰易手多少次，除了炮弹，一切都绝对不可越过边界。

在此背后，有一项从未明明白白讲出来的事实，然而被默认，并成了行为准则，那就是所有三大国中的生活状况都相差无几。在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在欧亚国盛行的哲学被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东亚国盛行的哲学有个中文名字，通常被译做“崇死”，但是也许用“消灭自我”可以表达得更透彻一些。大洋国的公民被禁止了解另外两种哲学的任何宗旨，却被教导将其斥为野蛮地违背了道德和常识。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别，所支持的社会体系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金字塔结构，同样有着对半人半神领袖的个人崇拜，经济同样由连绵的战争所维持并为战争而服务。因此，三者不仅不能将对方征服，而且征服了也不会有任何获益。恰恰相反，只要三者之间保持战争冲突，就会像三捆谷物那样互相支撑着。通常而言，三者的统治集团对其所作所为在意识到的同时也意识不到。生活中，他们都致力于征服全世界，然而他们也知道，有必要让战争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永远继续下去。同时，因为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使得否认现实成为可能，这也正是英社和与其对立的其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征。有必要重复一次之前已经讲过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变得连绵不断，战争从根本上说，改变了自身性质。

在过去，一场战争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早晚会结束的，通常说来，胜利还是失败也明确无误。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用以与具体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个时代的每位统治者都曾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们的追随者，然而不会鼓励他们拥有趋于影响军事效率的错觉，其后果令这些统治者承受不起。只要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或者意味着通常被认为不好的结果，就一定要认真防备以避免失败。具体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哲学或宗教或伦理学或政治中，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时，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总是迟早会被征服，而追求效率则不利于产生错觉。再者，为追求效率，就有必要向过去学习，那就意味着对过去发生之事要有相当精确的观念。当然，以前的报纸和历史书经常是带着偏见和经过歪曲的，但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进行伪造活动。战争能可靠地让人保持理智，对统治集团而言，它也许是让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不管战争是赢是输，没有哪个统治集团毫无干系。

然而，当战争实际上变成连绵不断时，它也不再是危险的了。战争连绵不断时，就没有军事必要这一概念，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被否认或漠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仍在进行的、能称为科学研究的研究仍是为了战争这一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说，那是种白日梦，而研究出不了成果也不重要。效率，甚至军事效率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没有效率。因为三大国的每一个都不可征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在其中，几乎想怎样歪曲思想都可以放心实行。现实只是在日常生活需要中凸现出来——饮食需要，住房需要，穿衣需要，避免服毒或者从顶楼窗户跳下来的需要，诸如此类。生与死、肉体的欢乐和疼痛之间仍有差别，但仅此而已。在被与外部世界以及过去切断联系的情况下，大洋国的公民就像位于星际之间的人，不知道哪个方向是上，哪个方向是下。这种国家里的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就连以前的法老或恺撒都未曾达到。他们必须避免他们的追随者不要饿死太多，以免造成不便，不得不与对手国家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样的低水平。然而一旦达到这些起码条件，他们就可以将现实随心所欲地进行扭曲。

因此，按照从前的战争标准来衡量，现代战争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就像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争斗，这种动物头顶的角所长的角度让它们不会互相伤害。但是尽管战争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没有意义。它会消耗掉剩余的消费品，也有助于保持那种特殊的精神氛围，那是等级社会所必需的。可以看出，现在的战争完全成了一种内部事务。过去，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也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对战争的破坏性进行控制，但他们的确互相开仗，而且胜利者也掠夺失败方。而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根本没有互相开仗，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占或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因此，“战争”这个词就变得能使人误解。也许说得准确点，就是通过将其变得连绵不断，战争已不复存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战争对人们造成的那种独特压力也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互相开战，而是同意永远保持和平，每个国家的边界都不受侵犯，结果将完全一样。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仍是自成一统的天地，永远不会有外来危险所带来的使人头脑清醒的影响。真正永远的和平和战争将是一回事。这一点——虽然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浅层意义上明白这一点——就是党的标语“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

温斯顿停止了阅读。远处，一颗火箭弹雷鸣般爆炸了。独自在没有电屏的房间里读禁书的极乐感觉仍未消逝。独处和安全是种身体上的感觉，不知为何，它跟身体上的疲累感、扶手椅的柔软感以及窗外吹入的微风拂在脸颊上的感觉掺杂在一起。那本书让他读得入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它给了他安心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本书上所写的内容没有什么他不知道，但那正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如果他有可能把自己的零乱思想整理出来，书上所说的正是他会说的东西。它是由另外一个跟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人写出来的，但在能力、系统性和无畏精神方面，此人比他强了许多倍。在他看来，最好的书本是告诉你一些你已知事情的书本。他刚刚翻回到第一章，就听到茱莉娅走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上起身去迎接她。她把褐色工具包扔到地上，一下子扑进他怀里。他们超过一星期没见过面了。

“我拿到了‘那本书’。”松开她后温斯顿说。

“噢，你拿到了吗？好。”她没有多大兴趣地说，几乎马上就在油炉旁边跪下来煮起了咖啡。

直到在床上躺了有半小时后，他们才又回到这个话题。傍晚的凉意刚好可以让他们盖上床罩。楼下照常传来熟悉的唱歌声和靴子走在石板路上的摩擦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看到的那个强壮的红胳膊女人几乎是院子里的固定景致，只要太阳不落山，她似乎没有一个钟头不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走来走去，嘴里不是塞着晾衣服的夹子，就是在兴致勃勃地唱歌。茱莉娅侧躺着，像是已经快睡着了。他伸手拿过在地板上放着的“那本书”，然后靠床头坐着。

“我们一定要读读它，”他说，“你也得读，所有兄弟会的成员都得读。”

“你读吧，”她眼也没睁地说，“读得大声点，这样最好了，你可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

时钟指向六点钟，即十八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本搁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茱莉娅，你醒着吗？”温斯顿问道。

“对，亲爱的，我听着呢。往下读，写得太棒了。”他继续读下去：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其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跟上等阶层调换地位，下等阶层的目标，如果有——因为他们被苦工压得喘不过气，只是断断续续地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他们恒久的特点——就是要消灭所有差别，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具有相同主要特点的斗争贯穿了整部历史。很长一段时期内，上等阶层似乎牢固地掌握着权力，然而迟早会到这么一个时刻，他们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要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要么两者皆有。接下来，他们被中等阶层推翻，中等阶层假装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因而争取到了下等阶层的支持。但是中等阶层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将下等阶层又强行置于原先受奴役的地位，然后自己成为上等阶层。很快，新的中等阶层从另外一种或两种人中分离出来，斗争又重新开始。三种人中间，只有下等阶层从未哪怕是暂时达到过目标。说自古至今从未有过实质上的进步是夸大其辞，即使在现在，虽然处于下降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跟几个世纪前比起来还是有实质性的进步。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举止的文明化、改革或者革命，都不曾向着人类的平等推进过哪怕一毫米。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变动所意味的，除了主宰者的名称变化，从来别无其他。

到十九世纪后期，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此种模式的反复性显而易见，因此产生了一个思想家学派，他们将历史诠释为循环发展的，声称这一点表明了不平等乃人类生活的不变法则。当然，这一学说向来不乏拥护者，但在如今，它被提出的方式是大大不一样了。过去，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形式的必要性特别被上等阶层宣扬，它被国王、贵族和靠其过着寄生生活的牧师、律师之类的人鼓吹，一般说来，是通过承诺死后可以进入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从而淡化等级社会的严峻性。中等阶层只要仍在为掌权而斗争，便总是使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眼。然而如今的情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受到目前还没有、只是希望不久就会掌权的人们的攻击。过去，中等阶层打着平等的旗帜闹革命，然后当旧的专制一被推翻，就马上会建立起新的专制，而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事先就宣称要实行专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是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隶起义的一系列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它仍然深深受到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然而约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每一变种都多少公开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目标。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运动——即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通常被称为“崇死”的主义——都有自觉的目标，即保持不自由、不平等永远不变。这种新运动当然是从旧的发展而来，趋于变得有名无实，对旧的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只是口头宣扬而已。然而这三种运动的目标都是抑制进步，在某个时刻让历史止步不前。那种常见的钟摆式运动将再次发生，然后就停下来。照例，上等阶层将被中等阶层推翻，后者就成了上等阶层，不过这一次，通过有意采取的策略，上等阶层将永远保持地位不变。

新学说之所以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增强，那在十九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历史的循环性前进如今已为人们所了解，要么说似乎如此。如果说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就可以篡改。然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仍然不变的是人们的天赋各不相同，能力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天独厚，另一些人并非如此。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不再有阶级差别或者贫富悬殊的必要。在更早的时代，阶级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利。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仍需要做不同种类的工作，却不再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水平上生活。因此，从正在夺取权力的新集团的角度看来，人类的平等不再是个值得奋斗的目标，而是需要避开的危险。在更远古的时代，在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平等公正的社会时，就会相当容易相信其存在。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梦想有人间天堂，在其中没有法律和累死累活的工作，人人亲如兄弟般在其中生活，甚至在确实从革命中获益的人们当中，这种憧憬也有一定的市场。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部分相信对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他们自己的说法，甚至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说法的影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政治思想的主流都是独裁主义的了。恰恰就在有可能实现时，人们却不再相信有人间天堂。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不管如何自称，都导致倒退回等级化和军事化。从一九三〇年左右开始，在普遍日益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停止很久的做法，有些停止几百年了——不经审讯关押，把战俘当做奴隶使用，公开处决，刑讯逼供，扣押人质乃至放逐整个地区的人口——不仅变得平常，而且被自认开明和进步的人们容忍甚至辩护。

只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十年国际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之后，英社和与其并立的其他主义才成为被全面贯彻执行的政治理论，其到来则早被其他许多体制预示过了，那些体制一般被称为极权主义，出现于本世纪早些时候，而将在大乱之后出现的新世界的轮廓则早就显而易见，由什么样的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显而易见。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主义者、教师、记者和专业政治家所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由以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所组成的贫瘠的世界造就，并团结到一起。跟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们比起来，他们没那么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诱惑，更渴望拥有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最后一个区别最重要：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甚至中世纪的教会以当今标准衡量，也具有宽容性。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持续进行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控制，而电影和收音机更在这方面推进一步。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用同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变得可能，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断绝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或者说至少每个重要到值得被监视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警方监视之下，也二十四小时被置于官方的宣传声浪中。这样，不仅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问题看法上的绝对统一就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

然而为了长期保持等级社会，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统治集团之所以下台，会有四种情形，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要么其统治的效率不高，以致大众被发动起来造反，要么它让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要么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这些因素都不是单一起作用的，作为规律，某种程度上说，这四种因素全都存在。统治集团如果能防止此四种因素出现，就会永远掌权。说到底，决定性因素还是统治集团自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叶之后，上述第一种危险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如今将世界瓜分的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不可征服，只有通过缓慢的人口变化使其有可能被征服，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种理论上的危险。大众从来不会自发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而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做比较的标准，他们就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在受压迫。过去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毫无必要，如今也不允许发生，但是其他情形，具有同样大范围的混乱状况能够而且确实会发生，只是不会带来政治性后果，因为不满不可能被表达得清晰有力。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因为机械技术的进步，在我们的社会，这一直是个潜在问题——可以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也有利于将大众的士气鼓舞到必要水平。因此，从我们目前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唯一的真正危险，是从他们自身阶层分化出一个由能干、未尽其才、渴望权力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从而产生出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这就是说，问题在教育，要不断促进领导集团和紧挨其下的更大的行政管理集团的觉悟，而大众的觉悟则要以否定大众的方式来影响。

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个人原先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结构，也能够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为老大哥，老大哥永远正确，无所不能。每次成功、每项成就、每次胜利、每项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德行，都被认为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取得的。谁也不曾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牌上的一张面孔，电屏里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合理地确信他将万寿无疆，至于他何时出生，已经成了很不确定的事情。老大哥是党选择用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作为热爱、恐惧、崇拜的焦点，在对象是某个人而非某个机构时，这些感情更易于产生。老大哥之下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说不到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内党之下是外党，如果内党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再往下是愚昧的大众，习惯上称之为“群众”，可能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我们前面所做的社会分类中，群众是下等阶层，因为赤道地区的被奴役人口经常在征服者之间易手，不是永远或者必要的组成部分。

从原则上说，这三个集团的成员并非世代相传。内党党员的后代理论上并非生来就是内党党员，能否当上内党或外党党员，要在十六岁时通过考试决定。也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或任何明显的一个地区控制另一个地区的现象。党的最高层有具有犹太人、黑人、南美人血统的党员，每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总是从那一地区的居民中挑选出来的。大洋国的所有居民都没有自己被别人从一个遥远的首都殖民的感觉。大洋国无首都，其名义上的元首，是一个无人知其行踪的人。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所有其他方面都未实行集中化。它的统治者不是靠血缘关系聚拢在一起，而是靠着信奉同样的教义。确实，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分得很严格，是按照乍一看似乎是世袭的脉络分等级。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互相流动情况，比在资本主义甚至是工业前时代都要少得多。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人员换位，但目的只是把意志薄弱者从内党剔除出去，并提拔外党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以使其不致造成危害。群众实际上得不到提拔，其中最具天赋的，有可能成为传播不满的核心人物，他们只是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灭掉。但此种状况并非一定永远不变，而且并非原则问题。党不是原先意义上的阶级，其目的不是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简单。如无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最高层，它会完全准备好从群众阶层中提拔整整新的一代。关键年代里，党并非世袭体制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能化解反抗。老式社会主义者被训练跟所谓的“阶级特权”作斗争，他们以为不是世袭的，便不会是永远的，然而他们不明白寡头政治的连贯性并不需要在实际意义上世袭，也未能想一想世袭贵族统治总是短命的，而像天主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到几千年。寡头统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诸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会是统治集团。党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保持不变，至于是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

真正说起来，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信仰、习惯、喜好、情感、精神状态，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并防止当前社会的本质被看透而有意使其持续下去。实际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完全不用害怕群众，由其放任自流，他们就会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工作，生养，死去。他们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不会明白世界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时，他们才会变得危险，但是既然军事、商业以及竞争都不再重要，群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是降低了。群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没有什么意见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之事，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另一方面，在党员身上，甚至在最不重要事项上最细微的思想越轨，也不能被容忍。

党员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独处时，他也永远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独处。不管他在哪里，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休息，洗澡还是在床上，他都能在不经通知也不知觉的情况下被监视。他的一切行为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友情、娱乐、对妻子儿女的行为、独处时脸上的表情、睡梦时的咕哝讲话，甚至独具特点的身体动作，都被警惕地、一点不漏地监视着。不只是任何轻罪，而且是任何不管有多不显眼的古怪行为、习惯上的改变、任何可能是内心斗争征兆的紧张姿态都注定会被发觉。在所有方面，他都不能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清楚写明的行为规范所规定。大洋国没有法律，被查到就意味着肯定被处死的行为并未明示为严禁之列，持续不断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蒸发这些惩罚手段并非针对实际所犯罪行而使用，而只是为消灭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犯下某种罪行的人而使用。对党员的要求是他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许多他被要求拥有的信念和态度从未被清楚地说明白，而要想说明白，就必然会将英社的内在矛盾之处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如果他天生是个思想正统的人（新话称为“好想者”），他在所有情况下不用想就知道什么是正确信念或者应有情感。然而不管怎样，由于在他的儿童时期对他进行过围绕着“止罪”、“黑白”和“双重思想”这些新话词语的精心思想培训，他不愿意，也无力对任何方面想得太深入。

党员不应该有任何个人情感，而且内心要永远保持热情，他应该生活在仇恨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持续狂热状态之中，因为打胜仗而欢欣鼓舞，在党的力量和智慧面前对自身产生渺小感。通过像两分钟仇恨会这种活动，他对贫乏的、无法得到满足的生活产生的不满被精心导向外部并消散，而有可能导致反抗态度的怀疑感被他很早就形成的内心纪律提前消除。这种纪律中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甚至能教给小孩子的，就是新话里所谓的“止罪”。“止罪”意味着在即将产生任何危险思想的关头，具有马上停下的能力，如同本能。它包括掌握不了类推、看不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如果某个最简单的论点对英社不利，就对其进行误解的能力，还有对可能导致向异端思想发展的思绪感到厌烦或者抵制的能力。简而言之，“止罪”意味着保护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恰恰相反，在广义上，正统要求一个人像柔体杂技演员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样，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思路。大洋国社会从根本上守着这样的信条，即老大哥无所不能以及党永远正确，然而因为在现实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而党也并非永远正确，这就需要在现实问题上不懈地、时时刻刻地弹性对待。此处的关键词为“黑白”，跟新话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恰好相互矛盾的两种含义。用在敌人身上，它意味着无视客观事实、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习惯。而用在党员身上时，它的意思是在党的纪律要求如此时，要出于忠诚的意愿去颠倒黑白。但它同时还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这种能力，而且不止如此，知道黑的就是白的，然后忘记他曾相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过去，这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有可能完成。在新话里，这被称为“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有两个必要原因，一种是次要的，可以说，是预防性的。这个次要原因，就是党员之所以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可资比较的标准。一定要把他和过去切断，就像把他与外国切断一样，因为对于他，有必要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平均物质享受水准一直处于提高中。然而之所以需要对过去进行调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要保证党的永远正确性。不只是讲话，统计数字和所有档案都必须不停被更新，以显出党在所有问题上预测都正确，也因为这样，才可以不承认所有教义以及政治联盟上的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是政策，都等于承认自己有缺点。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在被重写。这种每天都在伪造过去的工作由真理部进行，它跟由仁爱部进行的镇压及侦察行为一样，对政权的稳固性都是必要的。

过去的易变性是英社的基本教条之一。英社认为历史事件并非客观存在，而仅仅存在于文字档案以及人们的记忆里。档案和记忆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就是过去。因为党全面控制档案，也全面控制党员的思想，因此过去就是党想让它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同时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它在任何特定事例上，却从未被篡改过。因为不管它在当时是需要按什么样子再创造，这一新版本就成了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形式的过去存在过。经常会这样，当同一事件在一年内被篡改好几遍，已改得面目全非时，依然存在上述情况。永永远远，党掌握着绝对事实，而且很清楚，这种绝对事实永远都是现在的样子。可以看出，控制过去的最关键之外在于对记忆的训练。确认所有文字档案都跟目前的正统性相一致无非是种机械行为，然而也需要记住，事件是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发生的。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记忆或者篡改文字档案，就有必要忘掉自己做过这种事。这样做的窍门，可以像其他任何一种思考方法那样学会，绝大多数党员的确都学会了，既聪明又正统的人更不用说全学会了。旧话中，它被很直白地称为“现实控制”。新话中，它被称为“双重思想”，不过还包括很多别的含义。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明白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因此他知道自己在玩弄现实，然而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也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不曾被改变。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最基本的行为，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保持目的的坚定性，那需要绝对诚实。讲着别有用心的谎言，同时又真心实意相信这些谎言；忘掉一切变得有碍的行为，然后一旦再次需要，又从遗忘中拣回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考虑到被否认的现实——这些都缺一不可。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也需要进行“双重思想”。因为使用这个词时，是承认在篡改现实，通过再来一次“双重思想”，就会清除这种认识，如此循环不已，谎言总跨在真实的前面。最终以“双重思想”为手段，党就能够——我们都明白，可能在几千年内仍然能够——左右历史进程。

历史上所有寡头统治者都倒台了，是因为要么他们变得僵化，要么变得软弱，要么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地调整而被推翻，要么变得开明而且懦弱，在需要使用武力时却让步，所以也被推翻了。这就是说，他们倒台要么是有意识导致，要么是无意识。创造出两种情况并存的一种思想系统，这是党的成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基础能让党的统治千秋万代。如果要实行统治并使之持续下去，就必须混淆现实感，因为统治的秘诀，在于把对自身永远正确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的教训结合起来。

几乎毋庸置疑，“双重思想”最高明的实行者，是那些创造出“双重思想”并知晓它是种超级思想欺骗系统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世事最明察的人也是最看不清其本质的人。总而言之，越是理解透彻，越是幻觉重重；越是聪明绝顶，越是头脑昏庸。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越往上层，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就越厉害。对战争有着最接近理性认识的人，是被争夺地区的被统治对象，对他们而言，战争无非是持续不停的灾难，浪潮一样来回冲刷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哪一方取得胜利完全无所谓，他们明白统治者变化无非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干同样的活，因为新主人会以旧主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地位稍高一点，我们称之为“群众”的工人只是偶尔才意识到战争的存在。需要时，他们能被刺激进入恐惧和仇恨的狂热状态中，然而在被放任自流时，他们可以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正在打仗。真正的战争狂热存在于党内上下，特别在内党，相信能够征服世界的人，正是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人。这种对立面的奇特联系——有知和无知，悲观怀疑和狂热盲信——正是大洋国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显著标志。官方意识形态中充满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原因需要这样。因此党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党宣扬要对工人阶级采取轻视态度，这在前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党却要求党员穿上制服，那曾是体力劳动者的特别制服，党如此决定正是出于“双重思想”的考虑。党有系统地削弱家庭的稳固性，用一个能直接唤起家庭式忠诚的称呼来称其领导人。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在蓄意混淆事实方面，也揭示了一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则制造饥饿。这些矛盾之处不是偶然，也不是由一般的虚伪所致，而是精心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调和矛盾，才能永远保住权力，要打破古老的循环别无他法。如果能做到永远避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已经以高等阶层称之的那些人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那么主要思想状态就必定是受控的疯狂状态。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直到现在我们险些忽略的问题，这就是：为何要避免人人平等？假设这一过程中的方法已得到正确说明，这种为了将历史凝固在某一特定时间而做出不遗余力、精确计划的全部努力是出于何种动机？

至此，我们就要谈到最重要的奥秘。正如我们已经明白的，党的神秘性，最重要的是内党的神秘性是依靠“双重思想”来实现的。然而比这更深一层就是最初的动机，也就是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本能，这种本能首先导致夺权，然后引出“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必要的那套东西。这种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察觉到了寂静，就像察觉到新的声音一样，他觉得茱莉娅似乎有一阵子一动不动了。她侧躺着，腰部往上光着身子，脸枕在手上，一绺黑发散盖在她的眼睛上，她的乳房在缓慢而匀称地起伏。

“茱莉娅。”

没有回答。

“茱莉娅，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那本书，小心地放在地板上，躺下来把床罩拉上来盖住两个人。

他想，他仍对最根本的秘密不得而知。他明白怎么做，却不明白为什么。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并未告诉任何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只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系统化了。然而读过之后，他比以前更明白他没疯。作为少数派，即使是一个人的少数派，也并不能说明你疯了。世界上存在着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个世界对抗，你也不会是疯的。正在下沉的夕阳把一缕黄色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枕头上。他闭上眼睛，照在脸上的阳光和挨着他的那个女孩的光滑躯体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催人欲睡的、自信的感觉。他是安全的，一切正常。他嘴里咕哝着“理智不是个统计学概念”就睡着了，他觉得这句话蕴藏了深刻的智慧。

10

醒来后，温斯顿觉得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可是扫了一眼老式时钟，发现那时才二十点半。他躺着迷糊了一会儿，接着下面院子里又响起一如既往的低沉歌声：

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

就像四月天般易逝。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和唤起的梦啊，

已经把我的心儿窃取！

这首傻里傻气的歌曲流行不衰，仍然到处都能听到，比《仇恨之歌》还要命长。茱莉娅听到唱歌醒了，舒舒服服伸个懒腰就下了床。

“我饿了，”她说，“我再煮点咖啡。妈的！炉子里没油了，水也凉了。”她掂起炉子晃了晃。“里面没油了。”

“我估计可以从老查林顿那里弄一点。”

“奇怪，我肯定油原来是满的。我要穿上衣服，”她又说，“好像越来越冷了。”

温斯顿也起床穿上了衣服。那个不知疲倦的声音继续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愈合一切，

说你早晚都会忘完。

但是多年前的笑容还有泪水，

仍把我的心儿给搅乱！

束紧工作服的腰带后，他踱到窗前。太阳一定是落到了房子那边，而不再直射着院子。石板是湿的，好像刚洗过，烟囱之间的天空蓝得那么鲜艳，他有种天空也被洗过了的感觉。那个女人在不知疲倦地大步来回，衣服夹子塞在嘴里又取出，一会儿唱歌一会儿不出声，晾着一块又一块取之不尽的尿布。他怀疑她是不是以洗衣为生，要么只是为二三十个孙辈操劳不已。茱莉娅来到他旁边，他们一起有点着迷地盯着下边那个身强体健的女人。他看着那个女人特有的举止，她粗壮的胳膊伸向晾衣绳，壮实得像母马一样的屁股往后撅着，他突然第一次想到她是漂亮的。这样一个五十岁的女人——由于生养而变得身躯庞大，然后由于干活而变得结实有力，直到粗糙到了骨子里，像是长得过了头的萝卜——他以前从未想过这种身体会是漂亮的，但的确如此。他想，到底为什么不可以说那是漂亮的？那具结实而全无曲线的、花岗岩一般的躯体再加上粗糙的红皮肤，它跟一个少女的躯体之间的关系，与玫瑰果跟玫瑰花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为何果实会被认为比不上花朵呢？

“她真漂亮。”

“她屁股那儿至少有一米阔。”茱莉娅说。

“那是她独特的美。”

他一只手就轻易地把茱莉娅柔软的腰部搂了一圈。从臀到膝，她身体的一侧在贴着他。他们两人不会生出孩子来，永远做不到这点。他们只能通过说话互相传递头脑里的秘密。下面那个女人缺乏智力，她只有粗壮的胳膊、温暖的内心和多产的肚皮。温斯顿想知道她生了多少孩子，可能至少有十五个。她有过为期不长的花季年华，也许有一年是像野蔷薇那样美丽。然后突然像个受了精的果实一样，她长得壮实、红润而且粗糙，接着她的生活就一直是洗衣、拖地、缝补、做饭、扫地、擦亮东西、修理等等，先是给孩子，然后为孙辈，三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到头来，她却依然在歌唱。不知为何，温斯顿对她所怀的神秘崇敬感跟烟囱后面天空的样子混合到了一起。那片天空苍白无云，向无限遥远的地方延伸着。想来奇怪，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同样的天空，无论在欧亚国或者东亚国或者这里。天空下的人们也几乎完全一样——在所有地方，包括全世界，有着上亿跟这里一样的人们，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被仇恨和谎言之墙所隔，但仍然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从未学会思考，但正是在他们的心里、肚子里和肌肉里，储备着某一天将推翻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用不着非得把“那本书”读完，他就知道戈斯坦因最后要表达的一定也是这意思。未来属于群众。不过他是不是能够肯定，当他们翻身做主人时，对他温斯顿来说，他们建立起的世界不会跟党的世界一样，让他感觉格格不入？是的，他可以肯定，至少那将是个理智的世界。只要有平等，就会有理智。或早或晚，那都是将要发生的，力量会觉醒。群众是不朽的，看看院子里那个勇敢的女人，你就不会怀疑这点。最终他们会觉醒，直到那天到来之时——虽然可能要过一千年之久——他们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活下来，像小鸟一样，从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传递活力，那是党所缺乏的，也无法消灭。

“你还记不记得，”他问道，“第一天时，那只在树林边上对着我们唱歌的画眉？”

“它没在对着我们唱，”茱莉娅说，“它在自娱自乐，甚至也不能那么说，它只是在唱歌而已。”

小鸟唱歌，群众唱歌，党不唱歌。在全世界，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巴西和边界那边的神秘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上，在无限广袤的俄国平原上的村庄里，在中国、日本的市场上——每个地方，都伫立着同样坚强而且无法被征服的身躯，由于干活和生养而变得庞大，从生下来一直劳累到死去，却仍然在唱着歌。正是从她们强壮的两腿间，总有一天会诞生一个自知自觉的种族。你们是死人，他们拥有的是未来。但如果你能像他们那样保持躯体活着，让自己的大脑不死，并把二加二等于四这种秘密教义传下去，你就也能分享到未来。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是死人。”茱莉娅顺从地附和道。

“你们是死人。”他们身后响起一个冷酷的声音。

他们一下子分开了。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他看到茱莉娅瞪圆了两眼，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仍然留在她脸颊上的两个胭脂块格外显眼，几乎像是要游离下面的皮肤。

“你们是死人。”那个冷酷的声音又说。

“在画后面。”茱莉娅轻声说。

“在画后面。”那个声音说，“站着不许动，没有命令一步也不许动。”

来了，终于来了！他们除了看着对方的眼睛，什么也不能做。去逃命，在为时还不太晚前离开这座房屋——他们从未动过这些念头，不可想象敢于违抗传自墙上的冷酷声音之命。只听见啪的一声，好像一个锁扣被扣上，还有打碎玻璃的声音。那张画掉到地上，露出后面的电屏。

“现在他们能看见我们了。”茱莉娅说。

“现在我们能看见你们了。”那个声音说，“站在房间中央，背靠背。手抱在脑袋后面。不准互相接触。”

他们没接触，但他似乎能感觉到茱莉娅的身子在颤抖，也许只是他自己在颤抖。他只能控制住不让自己的牙齿打战，可他的膝盖不听使唤。楼下响起了皮靴声，房内房外都是。院子里好像挤满了人，有什么东西被人在石板上拖着。那个女人的歌声突然停止了。又响起物体在地上不断滚动的声音，似乎是洗衣盆被扔落在地，从院子这头滚到了那头。接着是十分混乱的愤怒呼喊声，最后是一声痛苦的号叫。

“房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房子被包围了。”那个声音说。

他听到茱莉娅在咬紧牙关。“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说再见吧。”她说。

“你们最好还是说再见吧。”那个声音说。接着，另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插了进来，那是个细细的文雅的声音，温斯顿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另外，顺便说句不跑题的话：‘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

温斯顿背后，有什么东西砸到了床上。一架梯子从窗口伸进来，压坏了窗户框，有人正在从窗口爬进来。上楼梯的皮靴声也响了起来，房间里站满身穿黑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脚上穿着钉了铁掌的皮靴，手里拿着警棍。

温斯顿不再颤抖了，连眼睛也几乎没转动。只有一件事要紧：保持别动，保持别动，以免让他们有理由打你！一个长着像职业拳击手那种扁平下巴，嘴巴只是一条缝的男人跟他面对面站着。那男人用拇指和食指掂着警棍，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一样，把它上下晃悠着。温斯顿跟他的视线接触了一下。那种暴露的感觉，也就是手放在头后面，脸和身子完全没有遮挡时的感觉令人无法忍受。那个人把白色的舌尖伸出来舔了一下应该是嘴唇的地方，然后走了过去。又听见啪的一声，有人从桌子那里拿起玻璃镇纸，把它砸到壁炉底部的石头上摔成碎片。

那一小片珊瑚——一片小而起皱的粉红色东西，像是蛋糕上的糖制玫瑰花蓓蕾——滚过了床垫。温斯顿想，它多么小啊，它总是那么小！他听到在背后有吸气的声音，接着砰的一声，他的脚踝被狠狠踢了一脚，让他的身体猛然几乎失去平衡。有个男人一拳捅在茱莉娅的肚子上，她痛得像把折尺般弓着腰在地板上猛烈扭动着，难以喘上气来。温斯顿根本不敢把头转动哪怕一毫米，但有时能从眼角看到她那张苍白的脸庞，正在大口喘气。即使他自己也是满怀恐惧，但似乎他身上也能感受到那种痛楚，可是对茱莉娅来说，比彻骨痛楚更紧迫的是要能喘上气来。然后，有两个人拉着膝盖和肩膀把她像麻袋一样抬走了。温斯顿扫了一眼她的脸庞，朝着地，呈现黄色而且变了形，眼睛闭着，脸颊上仍有胭脂印。那是他最后一眼看到她。

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还没有人打他。几点想法很快自动闪现在他的脑海，但似乎完全不能让他感兴趣。他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把查林顿先生抓起来了，也想知道他们把院子里的那个女人怎么样了。他注意到尿很憋，也略微感到吃惊，因为他只是两三个钟头前才尿过。他注意到壁炉台上的时钟指着九点，也就是二十一点。可是光线好像太强了。八月傍晚的光线到二十一点时不是越来越暗淡吗？他怀疑是不是说到底，是他和茱莉娅把时间弄错了——他们多睡了十二个小时，当时其实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不过他没再往下多想，没有意义。

过道里又响起轻一些的脚步声，查林顿先生进了房间，那些穿黑制服的人突然变得较为恭顺了些。查林顿先生的外表也有了些变化。他的眼光落到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碎片捡起来。”他厉声说道。

有人弯腰从命。查林顿先生话里的土腔消失了。温斯顿突然意识到刚才从电屏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查林顿先生仍然穿着那件旧丝绒夹克，但是他一直以来几乎是全白的头发变成了黑色，他的眼镜不见了。他向温斯顿狠狠盯了一眼，似乎在对他验明正身，然后就不再多看他一眼。仍能将他认出来，但是变了个人。他的身体挺得直了，好像比以前魁梧些。他的脸庞只有很少变化，但足以让他面目全非。他的眉毛没那么浓密了，皱纹不见了，整个脸部轮廓似乎改变了，甚至鼻子也似乎短了些。这是张属于五十三岁左右的人警觉而严肃的脸庞。温斯顿想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心里明白地看着一位思想警察。

【注释】

[1] 奥利佛·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

[2] 指伦敦中心刑事法庭，它位于老百利街，“老百利”是它的俗称，“老百利的大钟”实际上是指其对面的一座教堂的大钟。

[3] 丹吉尔为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布拉柴维尔为刚果共和国首都，达尔文港为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

[4] 又称维斯瓦河，波兰最大的河流，流经华沙、克拉科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