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我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主席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儿，在门坎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人才能分辨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着，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嵇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侯，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辨认才看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二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涉政@建议修改@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望了。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的合算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班，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他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又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生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把赶制出来的寿衣给父亲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把许多生石灰塞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轻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把信给了池爹，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儿，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就一头栽在地上，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而且，公布的罪状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