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三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做日子,把自己当做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做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把白天了解的情况做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如石沉大海,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一九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同学们的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〇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拥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做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哭出声来,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是班上的许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游行后有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后她叫我:“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我怔了一会儿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着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的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们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见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许小曼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看她打了饭从楼下经过回宿舍去。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她把勺往碗里一扔,“当”的一响,端着就走。何况她是北京人,父亲又是军级干部。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被称为“八老”。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上大学三年多来,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更不用说跟许小曼了。我并没有小看自己,内心甚至还很骄傲,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许小曼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最后的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就凭这点差别,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许小曼有什么特殊的来往。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它干吗?我心如止水,也就不必像“八老”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我感动过后,只觉得许小曼是个好女孩,别的也没去想了。
一天晚上我去教室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后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儿许小曼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不幸我说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她走了我十分遗憾,几年才等到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反而丢脸了。她会不会在心中小看了我?我真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正想着她又过来了,这一次我讲得有条有理。她头发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芳香,我忍不住装着要讲得更详细些,把头靠近了用力地吸了几下。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神不定,那种淡淡的芳香总是在我身边缭绕。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那间教室去,模糊地希望再见到许小曼。到了九点多钟她还没来,我心神不定,又说服自己说:“几年才碰到一次,还有第二次吗?”渐渐地我反而安心了,想入非非,那可能吗?正想着她进来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一眨眼,可不就是她。她笑一笑,我点点头,又低下头装作用心看书。她在我的左前方坐下,掏出笔来写着什么。我的头不听使唤似的,老忍不住微微偏了斜着眼去瞟她的侧影,鼻子、耳朵、头发,无一不是恰到好处。看见她头一动,我马上就把头转向书本。这样好几次,我看着看着忘了情,她突然一转头,我似乎不记得应该掩饰,仍是那么微张着嘴呆呆望着。她眼睛询问似的一眨,我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把眼睛转到书上,书上写了什么,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再往后我就不敢去那间教室了,许小曼是谁,池大为又是谁,那可能吗?能那么近距离地看一看就已经很奢侈了,还真能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方面作超水平的发挥,那不可能,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天在图书馆与许小曼迎面相逢,她把我叫住说:“池大为,你最近怎么老躲着我?”这话没头没脑大有意味,可我还是不敢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给予准确的解释。我跟她说话,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瞟,怕同学看见了把我列为“老九”。她说:“池大为你的眼睛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我只好把“八老”之说讲了。她说:“有这样的事?那现在放你走,明天晚上,老地方。”不等回答就走了。
第二天我不敢不去,在那间教室等了很久,许小曼也没来。我心痒难熬,跑到楼下去,又跑上来,上窜下跳十几个来回,一直到打熄灯铃了,才泄了气。我太自作多情,人家顺口说句话,我就当了真。心中又怨着她,你没那意思我也不敢有什么妄想,偏要惹我,害我乱了方寸,这一乱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第二天上课仍不见许小曼的身影,我想问女同学,又不敢问。晚饭前在寝室听见汪贵发和伍巍议论,说许小曼因急伤风引起胃痉挛,在校医院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了。我心中直跳,装着若无其事,出了门马上往医院跑,在病房门口看见有几个男同学围在病床前,就退了出来。我在窗外来来回回地走,总想找到一个机会,单独地看一看她。可不断有人来往,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天黑之后又来了一个男的,高高大大,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恨得我心中痒痒的。本来还想就这么进去,看同学嘛!到后来越发失去了勇气,人家有人看有人守,我是谁?回到寝室想找另一个同学一起去,可没有勇气开口,好像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想什么。又回到医院,那人还没走。一直到医院关门,看那男的出来,我在他后面跟了一段才回寝室。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三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做日子,把自己当做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做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把白天了解的情况做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如石沉大海,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一九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同学们的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〇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拥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做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哭出声来,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是班上的许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游行后有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后她叫我:“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我怔了一会儿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着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的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们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见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许小曼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看她打了饭从楼下经过回宿舍去。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她把勺往碗里一扔,“当”的一响,端着就走。何况她是北京人,父亲又是军级干部。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被称为“八老”。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上大学三年多来,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更不用说跟许小曼了。我并没有小看自己,内心甚至还很骄傲,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许小曼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最后的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就凭这点差别,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许小曼有什么特殊的来往。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它干吗?我心如止水,也就不必像“八老”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我感动过后,只觉得许小曼是个好女孩,别的也没去想了。
一天晚上我去教室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后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儿许小曼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不幸我说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她走了我十分遗憾,几年才等到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反而丢脸了。她会不会在心中小看了我?我真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正想着她又过来了,这一次我讲得有条有理。她头发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芳香,我忍不住装着要讲得更详细些,把头靠近了用力地吸了几下。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神不定,那种淡淡的芳香总是在我身边缭绕。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那间教室去,模糊地希望再见到许小曼。到了九点多钟她还没来,我心神不定,又说服自己说:“几年才碰到一次,还有第二次吗?”渐渐地我反而安心了,想入非非,那可能吗?正想着她进来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一眨眼,可不就是她。她笑一笑,我点点头,又低下头装作用心看书。她在我的左前方坐下,掏出笔来写着什么。我的头不听使唤似的,老忍不住微微偏了斜着眼去瞟她的侧影,鼻子、耳朵、头发,无一不是恰到好处。看见她头一动,我马上就把头转向书本。这样好几次,我看着看着忘了情,她突然一转头,我似乎不记得应该掩饰,仍是那么微张着嘴呆呆望着。她眼睛询问似的一眨,我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把眼睛转到书上,书上写了什么,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再往后我就不敢去那间教室了,许小曼是谁,池大为又是谁,那可能吗?能那么近距离地看一看就已经很奢侈了,还真能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方面作超水平的发挥,那不可能,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天在图书馆与许小曼迎面相逢,她把我叫住说:“池大为,你最近怎么老躲着我?”这话没头没脑大有意味,可我还是不敢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给予准确的解释。我跟她说话,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瞟,怕同学看见了把我列为“老九”。她说:“池大为你的眼睛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我只好把“八老”之说讲了。她说:“有这样的事?那现在放你走,明天晚上,老地方。”不等回答就走了。
第二天我不敢不去,在那间教室等了很久,许小曼也没来。我心痒难熬,跑到楼下去,又跑上来,上窜下跳十几个来回,一直到打熄灯铃了,才泄了气。我太自作多情,人家顺口说句话,我就当了真。心中又怨着她,你没那意思我也不敢有什么妄想,偏要惹我,害我乱了方寸,这一乱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第二天上课仍不见许小曼的身影,我想问女同学,又不敢问。晚饭前在寝室听见汪贵发和伍巍议论,说许小曼因急伤风引起胃痉挛,在校医院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了。我心中直跳,装着若无其事,出了门马上往医院跑,在病房门口看见有几个男同学围在病床前,就退了出来。我在窗外来来回回地走,总想找到一个机会,单独地看一看她。可不断有人来往,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天黑之后又来了一个男的,高高大大,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恨得我心中痒痒的。本来还想就这么进去,看同学嘛!到后来越发失去了勇气,人家有人看有人守,我是谁?回到寝室想找另一个同学一起去,可没有勇气开口,好像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想什么。又回到医院,那人还没走。一直到医院关门,看那男的出来,我在他后面跟了一段才回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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