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跟董柳商量好了,孩子生下来,就把她妈妈接到城里来。这样就非得再要一间房子不可。随着产期的临近,这事情已经是火烧眉毛了。董柳说:“你能不能想点办法?不然我妈妈就来不了。”我只好到行政科去找申科长。我来的时候他对我那么热情,现在去求他帮帮忙也许有点希望。我打听了下面三楼刚空出来一间房,要过来就解决问题了。我去了行政科,申科长正在看报。我想把气氛调节得亲热一点,脸上荡着笑叫了声“申科长”,他也叫了声“小池”。我想跟他握一握手,手伸出去,他双手仍拿着报,把视线从我的手上移开,抬头望了我说:“好。好。”我说:“申科长最近还好吧?”他说:“好,好,好?从哪里好起来?”我正想绕着弯说房子的事,他说:“有什么事,你说。”我说:“倒真有事想麻烦您。”他说:“不然你也不会来。”我就把事情说了。他说:“你的困难,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的困难,你就不一定知道了。你的心情,我们也是理解的,我们的心情你理解不理解,还很难说。知道你的困难理解你的心情,并不等于能解决你的问题。房子要有才行,对不?有了要排队才行,对不?”我说:“那总不能让我跟岳母娘住一间吧,那太不人道了。”他说:“天下也不能说事事都人道,我在这张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一二年,谁跟我讲过人道这个好听的词?气得死我早就气死了,可惜人又是气不死的。大家都只有忍一忍,叫谁一个人忍着,那人道吗?”他正憋了一肚子气,心里窝着怨忿,我碰着了,也是活该倒霉。可是房子的事,实在是绕不开又躲不过去,我赔了笑说:“申科长您对我总没有什么成见吧?”他说:“我对谁也没有成见,我敢?”我说:“我刚来那年,您把我送到宿舍里,还帮我到招待所去提东西过来,我都还记得。”他淡然说:“我不记得了,我老了,记性坏掉了。我做过什么好事,别人要我帮忙的时候总都还记得,平时就都忘记了。”我仍厚了脸皮赔着笑说:“能不能考虑我的特殊情况……”他打断我说:“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情况不是特殊的。”我站在他面前,真的说不下去了,咬紧牙关仍站在那里,笑着说:“三楼那间空房,空也空着了。”他马上说:“你的信息还算灵,只是还不够灵,那间房已经有安排了。”我说:“那就是说没有办法了?”他一只手一捏一捏说:“你说呢,如果我能用手捏几套房子出来,办法就有了。”话再也说不下去,可实在也不能放弃。我退到沙发上坐下,想再找几句话来说。申科长一边看报,一边偏过头去喝着滚烫的茶,长长地出着粗气,像是品赞,又像是叹息。
为了避免沉默中的难堪,我也拿起一张报纸来看。正看着有人进来,叫一声“申科长”。我听声音很熟,从背影看出是丁小槐。申科长马上站起,把手伸了过来,两人很亲热地握手,申科长又把另一只手盖了上去,丁小槐也这样做了,四只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丁小槐说:“申科长我那件事……”申科长对他使个眼色,丁小槐回过头来说:“大为也在这里。”我扔下报纸说:“你们谈,你们谈,我走了。”出了门我在心里骂了几句“小人”,可骂有什么用,房子到手才是真的。丁小槐肯定也是来要房子的,他妻子也怀孕了。我心里盘算着,如果丁小槐是要别处的房子,那就算了,如果要三楼那一间,我非得撕开脸跳出来争一争不可。董柳比他的妻子要早生一个月,这就是道理,卫生厅还能没这点公道?这么一想我又有了点信心,下午我还要去,就用这个话堵着申科长,看他还有个什么说法?我不在乎闹到厅里去,论工龄我比丁小槐还长一年呢。
到办公室我忍不住把这件事对尹玉娥说了。她说:“当然是应该先考虑你,论工龄,论学历,论孩子出生先后,那都是你跑在前面。要我是你,搞不成我就一直告上去,告到哪里都不怕,卫生厅不讲道理,总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吧。”我听出她的话有点别的意味,可还是觉得她讲得好。中午我吃过饭,去厕所时看见丁小槐扛着一张钢丝婴儿床从五楼往下走,我说:“孩子还没生呢,床倒买好了。”他说:“撞着优惠打折就买了,反正要买的。”回到房中我心中一惊,他把床搬到哪里去?我赶紧下楼探头一看,他正好进了三楼那间空房。怎么回事!回到房里,我使劲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脑袋里有火在熊熊燃烧,烧成一片通红。又拼命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手掌火辣辣地疼。下午还没上班我就等在行政科门口,申科长来了,我勉强笑了说:“申科长。”
他说:“你又来了?”我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他说:“不能说人人有了问题就立马得解决,我的问题十多年了,问都没人问过。”我说:“我要房子吧,可能还有别人也要,但总还是有个规矩是不是?有个说法是不是?谁比我工龄长学历高,他的孩子又先生下来,分给他我没意见。”申科长望着我,微微点头说:“是要有规矩,也要有说法。”他那嘲弄的神态激怒了我,我说:“我妻子这一两个星期就要生了,生下来就多一个人,那间房子是分给多一个人的人呢,还是分给少一个人的人?”申科长“嘿嘿”地笑,也不做声,又是一口一口地喝茶,长长地出着粗气,像是品赞,又像是叹息。那种声音使我难受得要命,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冲口而出说:“这个道理吧,我想能在行政科说清楚了最好,说不清还有厅里呢,还有省里呢。”他望着我说:“省长可能闲得无聊了,来管这间房子。”说完又“嘿嘿”地笑,笑纹一直牵到耳根,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线。他这么笑着,笑得我心中发虚,不知为什么,我的信心在笑声中迅速减退。他哈一口气说:“年轻人啊,叫我怎么跟你说?你总不是最近从天上下凡的吧,人跟人怎么好比呢?人家丁小槐是科级办事员,你知道不知道?要说排队,他多五分呀!”他说着把五只手指一张一合地比划,“五分,知道不?别说你孩子没生下来,就算生下来了,你工龄多一分人口多三分也只有四分,这不是我申仁民定的政策吧?你到省里去说,省里的人恐怕还不止多那么一间两间房吧,我们怎么可以去攀比,人能跟人比吗?”他这么一说,我呆了似的望着他,一时好像糊涂了。他说:“好好想想,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就好,实在想不通再来讨论还是欢迎的,到厅里省里去讨论也是可以的。”说着对着门做了个手势。我失去了意志似的,顺着他的手势就走到了门外。
整个下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双手支着头,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尹玉娥看了我也不问什么,呆一会儿就出去了。快下班时她回来了说:“下班了!”我望她一眼点点头。她说:“没搞成是吧?”我机械地点点头,说:“人家现在是科级干部了。”她说:“这件事我知道了,是个科级还不是科长,再说批文还没下来呢,要下个星期才有。”我一听就更气了,说:“文件还没下,手就伸到前面去了,偏偏就有人配合着这么紧。”她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想让这个世界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可能。”我说:“怎么走到哪里人家总是有说法,左右都是说法,那说法像他养的狗养的奴仆在屁股后面,他的利益在哪里说法就跟到哪里,跟得紧!我总找不到一个说法,有说法都是被别人的说法套住的。”她说:“说来说去还是人被套住了,人被套住了说法也就被套住了。”我说:“有些人永远有说法,有些人永远没有说法,人能气死人啊!墨索里尼他妈的总是有理,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才没理了。老子——我,趁着这几天文件还没下来,豁出去吵一场看着怎么样!”她说:“那是要去吵,硬柿子谁也捏不动!”我把桌子一拍说:“看老子——我,看我明天!”她说:“看你,看你,小池可不是那么好捏的。”
回到家一想,吵也没什么意思。还没吵出个名堂,文件就下来了,还会下得更快,结果只能是我自取其辱。人被套住了说法也就被套住了,这就是世界。我对董柳说没有房子,还要等,没告诉她自己今天的遭遇,没有勇气说。董柳失望地低下头,好久没做声。到晚上董柳知道了丁小槐搬家的事,当做新闻告诉了我。我装作刚听到说:“是吗?是吗?”她说:“他凭什么跑到你前面,你还是研究生呢。”我说:“人的手有长有短。”她要我去质问行政科,我含糊着答应了。后来她再没追问这件事,我在心里感激着她的宽容。岳母来的前一天,我把房间整理了一下,把家具尽量挤着放,又把一些东西摞起来,在门边腾出了一小块地方,塞进一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用一道布幔隔开。董柳说:“还真挤下了一张床!”我说:“你妈妈肯定要骂我的。”她说:“她不会的,她又不是什么高级人物,在乡下一辈子都苦过来了,还怕这点苦?”我不做声,拍一拍她的肩膀。
二十四
本来计划好了,董柳就在市第五医院生孩子的,可就在要生的前几天,她们院里的产科出了事故,一个孕妇大出血死了,家属搞了几十个人来闹了几天,开口就要赔十万。那些来闹的人与死者并不沾亲带故,而是一帮专门吃“了难饭”的人,赔的钱要分一半给他们,没闹到钱一分不给。于是那帮人拼了命来闹,日夜不息。第五医院到处贴满了标语,一些人举着死者的大幅相片整天守在医院大门口。“闹头”自称死者的舅舅,代表死者家属出面谈判。医院不堪其扰,赔了五万二千块钱,事情才平息了。我去联系住院事项时正看见这种场面,心里凉了半截。产科主任说:“叫董柳到别的医院去生,我们科里的人手都软了。”我又到财务科去要支票,科长说:“你们自己先垫着,回来再报销,医院的账上都空了。”
我们只好临时决定到省妇幼保健院去生,交了八百块钱,住了进去。预产的前一天医生通知我说:“还要交一千块钱。”我说:“怎么要这么多?”医生说:“她的情况很可能要剖腹产,万一大出血呢?要抢救要输血。”我一听“大出血”,脑袋里就“嗡嗡”地响,说:“有危险?”她说:“也没有那么危险,看你脸色都变了。”把催款单给我就走了。我问董柳怎么办,她说:“要这么多?要这么多?”我说:“存折上还有钱没有,我去取出来,到时候真要输血,你能不输?”她说:“那钱还没到期,再说我还想留给孩子用呢,他生下来冰箱肯定要买一个的。”又说:“花这么多钱,叫我回去怎么报销?钱就是我们财务科长的命,你要钱就是要他的命,那张脸真要人看的。”我说:“总不能说要了自己的命吧?”董柳还是舍不得那笔钱,说:“还没到期呢。”岳母说:“你们城里人还少这点钱?”我说:“妈妈,城里也没有金矿挖。”岳母说:“不够我还带了点钱来了。”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厚厚一叠都是五元十元一张的。我说:“哪有倒过来要您老人家钱的事?”岳母说:“那也有三百五十七块钱呢。”董柳叫道:“妈你赶快把钱收起来,再不收我就不生了!”说着撑起身子要起来。我赶紧双手按住了说:“董柳你不高兴你骂我打我几个耳光都可以,你腆着个肚子要到哪里去?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要赌也别拿孩子赌!”她马上躺下去,嘴里说:“大为你叫个车来,我回院里去生,我就不相信碰到我会那么倒霉,实在要倒霉那是命。”我说:“董柳你别说这些山高水低的话!”又说:“妈妈你赶快把钱包起来。”就冲了出去。
为了避免沉默中的难堪,我也拿起一张报纸来看。正看着有人进来,叫一声“申科长”。我听声音很熟,从背影看出是丁小槐。申科长马上站起,把手伸了过来,两人很亲热地握手,申科长又把另一只手盖了上去,丁小槐也这样做了,四只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丁小槐说:“申科长我那件事……”申科长对他使个眼色,丁小槐回过头来说:“大为也在这里。”我扔下报纸说:“你们谈,你们谈,我走了。”出了门我在心里骂了几句“小人”,可骂有什么用,房子到手才是真的。丁小槐肯定也是来要房子的,他妻子也怀孕了。我心里盘算着,如果丁小槐是要别处的房子,那就算了,如果要三楼那一间,我非得撕开脸跳出来争一争不可。董柳比他的妻子要早生一个月,这就是道理,卫生厅还能没这点公道?这么一想我又有了点信心,下午我还要去,就用这个话堵着申科长,看他还有个什么说法?我不在乎闹到厅里去,论工龄我比丁小槐还长一年呢。
到办公室我忍不住把这件事对尹玉娥说了。她说:“当然是应该先考虑你,论工龄,论学历,论孩子出生先后,那都是你跑在前面。要我是你,搞不成我就一直告上去,告到哪里都不怕,卫生厅不讲道理,总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吧。”我听出她的话有点别的意味,可还是觉得她讲得好。中午我吃过饭,去厕所时看见丁小槐扛着一张钢丝婴儿床从五楼往下走,我说:“孩子还没生呢,床倒买好了。”他说:“撞着优惠打折就买了,反正要买的。”回到房中我心中一惊,他把床搬到哪里去?我赶紧下楼探头一看,他正好进了三楼那间空房。怎么回事!回到房里,我使劲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脑袋里有火在熊熊燃烧,烧成一片通红。又拼命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手掌火辣辣地疼。下午还没上班我就等在行政科门口,申科长来了,我勉强笑了说:“申科长。”
他说:“你又来了?”我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他说:“不能说人人有了问题就立马得解决,我的问题十多年了,问都没人问过。”我说:“我要房子吧,可能还有别人也要,但总还是有个规矩是不是?有个说法是不是?谁比我工龄长学历高,他的孩子又先生下来,分给他我没意见。”申科长望着我,微微点头说:“是要有规矩,也要有说法。”他那嘲弄的神态激怒了我,我说:“我妻子这一两个星期就要生了,生下来就多一个人,那间房子是分给多一个人的人呢,还是分给少一个人的人?”申科长“嘿嘿”地笑,也不做声,又是一口一口地喝茶,长长地出着粗气,像是品赞,又像是叹息。那种声音使我难受得要命,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冲口而出说:“这个道理吧,我想能在行政科说清楚了最好,说不清还有厅里呢,还有省里呢。”他望着我说:“省长可能闲得无聊了,来管这间房子。”说完又“嘿嘿”地笑,笑纹一直牵到耳根,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线。他这么笑着,笑得我心中发虚,不知为什么,我的信心在笑声中迅速减退。他哈一口气说:“年轻人啊,叫我怎么跟你说?你总不是最近从天上下凡的吧,人跟人怎么好比呢?人家丁小槐是科级办事员,你知道不知道?要说排队,他多五分呀!”他说着把五只手指一张一合地比划,“五分,知道不?别说你孩子没生下来,就算生下来了,你工龄多一分人口多三分也只有四分,这不是我申仁民定的政策吧?你到省里去说,省里的人恐怕还不止多那么一间两间房吧,我们怎么可以去攀比,人能跟人比吗?”他这么一说,我呆了似的望着他,一时好像糊涂了。他说:“好好想想,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就好,实在想不通再来讨论还是欢迎的,到厅里省里去讨论也是可以的。”说着对着门做了个手势。我失去了意志似的,顺着他的手势就走到了门外。
整个下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双手支着头,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尹玉娥看了我也不问什么,呆一会儿就出去了。快下班时她回来了说:“下班了!”我望她一眼点点头。她说:“没搞成是吧?”我机械地点点头,说:“人家现在是科级干部了。”她说:“这件事我知道了,是个科级还不是科长,再说批文还没下来呢,要下个星期才有。”我一听就更气了,说:“文件还没下,手就伸到前面去了,偏偏就有人配合着这么紧。”她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想让这个世界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可能。”我说:“怎么走到哪里人家总是有说法,左右都是说法,那说法像他养的狗养的奴仆在屁股后面,他的利益在哪里说法就跟到哪里,跟得紧!我总找不到一个说法,有说法都是被别人的说法套住的。”她说:“说来说去还是人被套住了,人被套住了说法也就被套住了。”我说:“有些人永远有说法,有些人永远没有说法,人能气死人啊!墨索里尼他妈的总是有理,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才没理了。老子——我,趁着这几天文件还没下来,豁出去吵一场看着怎么样!”她说:“那是要去吵,硬柿子谁也捏不动!”我把桌子一拍说:“看老子——我,看我明天!”她说:“看你,看你,小池可不是那么好捏的。”
回到家一想,吵也没什么意思。还没吵出个名堂,文件就下来了,还会下得更快,结果只能是我自取其辱。人被套住了说法也就被套住了,这就是世界。我对董柳说没有房子,还要等,没告诉她自己今天的遭遇,没有勇气说。董柳失望地低下头,好久没做声。到晚上董柳知道了丁小槐搬家的事,当做新闻告诉了我。我装作刚听到说:“是吗?是吗?”她说:“他凭什么跑到你前面,你还是研究生呢。”我说:“人的手有长有短。”她要我去质问行政科,我含糊着答应了。后来她再没追问这件事,我在心里感激着她的宽容。岳母来的前一天,我把房间整理了一下,把家具尽量挤着放,又把一些东西摞起来,在门边腾出了一小块地方,塞进一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用一道布幔隔开。董柳说:“还真挤下了一张床!”我说:“你妈妈肯定要骂我的。”她说:“她不会的,她又不是什么高级人物,在乡下一辈子都苦过来了,还怕这点苦?”我不做声,拍一拍她的肩膀。
二十四
本来计划好了,董柳就在市第五医院生孩子的,可就在要生的前几天,她们院里的产科出了事故,一个孕妇大出血死了,家属搞了几十个人来闹了几天,开口就要赔十万。那些来闹的人与死者并不沾亲带故,而是一帮专门吃“了难饭”的人,赔的钱要分一半给他们,没闹到钱一分不给。于是那帮人拼了命来闹,日夜不息。第五医院到处贴满了标语,一些人举着死者的大幅相片整天守在医院大门口。“闹头”自称死者的舅舅,代表死者家属出面谈判。医院不堪其扰,赔了五万二千块钱,事情才平息了。我去联系住院事项时正看见这种场面,心里凉了半截。产科主任说:“叫董柳到别的医院去生,我们科里的人手都软了。”我又到财务科去要支票,科长说:“你们自己先垫着,回来再报销,医院的账上都空了。”
我们只好临时决定到省妇幼保健院去生,交了八百块钱,住了进去。预产的前一天医生通知我说:“还要交一千块钱。”我说:“怎么要这么多?”医生说:“她的情况很可能要剖腹产,万一大出血呢?要抢救要输血。”我一听“大出血”,脑袋里就“嗡嗡”地响,说:“有危险?”她说:“也没有那么危险,看你脸色都变了。”把催款单给我就走了。我问董柳怎么办,她说:“要这么多?要这么多?”我说:“存折上还有钱没有,我去取出来,到时候真要输血,你能不输?”她说:“那钱还没到期,再说我还想留给孩子用呢,他生下来冰箱肯定要买一个的。”又说:“花这么多钱,叫我回去怎么报销?钱就是我们财务科长的命,你要钱就是要他的命,那张脸真要人看的。”我说:“总不能说要了自己的命吧?”董柳还是舍不得那笔钱,说:“还没到期呢。”岳母说:“你们城里人还少这点钱?”我说:“妈妈,城里也没有金矿挖。”岳母说:“不够我还带了点钱来了。”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厚厚一叠都是五元十元一张的。我说:“哪有倒过来要您老人家钱的事?”岳母说:“那也有三百五十七块钱呢。”董柳叫道:“妈你赶快把钱收起来,再不收我就不生了!”说着撑起身子要起来。我赶紧双手按住了说:“董柳你不高兴你骂我打我几个耳光都可以,你腆着个肚子要到哪里去?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要赌也别拿孩子赌!”她马上躺下去,嘴里说:“大为你叫个车来,我回院里去生,我就不相信碰到我会那么倒霉,实在要倒霉那是命。”我说:“董柳你别说这些山高水低的话!”又说:“妈妈你赶快把钱包起来。”就冲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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