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枫叶宾馆回来，我问董柳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她说：“不知道。”我说：“说好你和董卉一人一半的。”她说：“任志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单买了，也好，不然这个月我们都过不去了。”我说：“任志强这是打你的脸呢，你以为他平白无故那么大方？”她说：“管他打什么，钱省在我口袋里了，我给我一波也买点东西。”我用手指着她说：“几个钱你把自尊心都卖掉了，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你吃亏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是太大了。”她说：“我不玩虚的，别人付了钱我还去恨他，我想不清这个道理。”我说：“近视眼近视眼，只看见眼皮底下那点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去看它。”董柳笑了说：“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去看它？”我说：“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是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个道理！”她说：“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但那是有钱人的道理，大人物的道理，我们没钱的小人物的道理要反过来讲。”我叹气说：“道理还有你这么讲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讲不清了，本来讲得清的也都讲不清了！任志强这样的都可以甩派头，这个世界真的不像个世界了。”她说：“潮流来了，人人都知道要跟着走，你去跟它讲道理，它把你甩到后面去，理都不理你。”我说：“人人都聪明，都跟着走，那就太他妈的了，天下总还要几个傻瓜。”睡觉之前我对董柳说到办公室拿个材料，就下了楼。近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心里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与世界给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合不上拍了。九十年代，世纪之末，天忽然就翻过来了吗？
我走在大街上，想体会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并不奇怪，都很正常。下夜班的人在等车，高声议论什么。一对恋人手牵手缓缓走过去。洒水车开过来，放着轻柔的音乐。骑单车的人把铃按得飞响，一闪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一长一短，忽然有了一种可怜自己的意思。我并不傻，可就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似的，伸不出头。要说怨谁吧，谁也怨不着。怨自己吧，可自己又错在哪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你的头摁下去，摁下去，你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他却还要再摁下去摁下去。你不知道是谁在这么用力地摁着你，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设想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越想做点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给你做，你越想把腰挺起来，就越叫你挺不起来。心里空荡荡地过了这么几年，根本没在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滋味真不是滋味啊。
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剩下的就想做个好人，相信总有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吧。现在连这点信念都变得犹豫起来，有谁理解自己，又有什么在等待？连董柳也不愿理解，不愿等待，那么还能指望谁来理解谁来等待？那么我还剩下什么？就是眼皮底下那点东西，董柳看见的那点东西。我并不傻，我看得见路在哪里，可是我迈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此现实地去设想人生，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你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的瞬间，在那个空间的角落生存着的你，如此而已。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凭什么拒绝，凭什么反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需要一种拒绝的理由，一个反抗的支点，我找不到这个支点，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天啊，给我一个支点吧。
在大街上这么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个人担着担子，打着手电筒，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是个捡破烂的人。我走过去打招呼说：“师傅，这么晚了还在工作？”他站直身子望我一眼，不理我。我说：“朋友，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他望着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喊我？”我说：“朋友，我是喊你呢。”他说：“你喊我朋友？”我说：“朋友。”他说：“有什么事，这里不准翻？”我说：“谁说不准翻？问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迟疑地说：“多少钱？一口饭钱吧。”我说：“都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呢。”他说：“不干谁给你饭吃？到明天早上就没我的份了，别人来过了。”我说：“很辛苦啊，朋友。不过也好，不要想那么多事。”他凄然一笑说：“好？相声也不是这么说的啊。”我摸摸口袋，想给他一两块钱，却没有带钱出来。我往回走，上楼的时候，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又自嘲地笑一声，推开了房门。
三十二
一波慢慢长大起来，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以前吧，我也爱他，也挂记着他，可并没有那种入骨入髓的感觉，还觉得董柳那种不可理喻的偏执非常可笑。天下的孩子那么多，怎么可能自己的孩子就集中了一切优点，样样第一？父母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是没有道理的，可董柳说有道理。我说：“你的道理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现在一波长大起来，我倒悟到了人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看世界，他其实是不讲道理的。那种没有道理的道理，其实是最深刻的道理，植根于人性深处。由于深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演进而改变，人永远都是人。我看一波吧，怎么看怎么顺眼，连把尿撒在床上了也顺眼。早些时候他在床上爬着想靠近我，嘴里含糊地喊着“爸爸”，可越爬却越往后面去了，急得“哇哇”地叫。我把他抱起来，他就把脸贴在我脸上，这种感觉跟以前硬是不同了。我把这种感觉告诉董柳，她说：“还是个做父亲的呢，儿子都这么大了，才感到儿子是儿子。”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奇怪，我贡献了什么，就贡献了一条虫吧，那只是几亿分之一呢，没想到那条虫就有这么神秘的力量，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了。”董柳说：“你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儿子。”她以前说一波这里像我那里像我，连皮肤的质感和脚趾头的形状都像我，我还想着这是一个女人习惯性的说法，现在仔细一观察，可不是真的吗。
到九月份，一波快三岁了，该进幼儿园了。从六月份开始，董柳就天天催我，想办法把一波送到省政府幼儿园去。她说：“现在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环境中成长？我一波他再聪明，也要一个好环境。做父母的没给他一个好环境，那就是失职，就对不起他，等他长大了，怎么跟他说？我一波现在住在这老鼠窝里，我心里就过不去，再把他送到人民路幼儿园去，那我就气死去算了。如果宋娜的强强进了省政府幼儿园，我一波问起来，我心里会比刀扎还疼。”我说：“人民路幼儿园也是人去的，厅里有几个人的小孩子进了省政府幼儿园？几十个厅局，人人都往那里钻，怎么钻得进去？我又不是厅长。”岳母说：“大为呀，别的事我们都算了，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事，关系到一波一辈子。人民路幼儿园？那还不如我在家里带带算了，省政府幼儿园有琴房跳舞房呢，有画画班外国话班呢，比起来人民路差得就不止天上到地下那么远哪。”董柳说：“反正这个任务就交给那个做父亲的了，看他对儿子的感情。他把这件事办好了，也算我没有白找他一场。”我说：“董柳你把事情提这么高，你是将我的军，多半会将死的。”她说：“我什么都忍了，从来没将过你的军，今天一定要将一次，实在是没有办法。”第二天上班我抽空出来，到省政府幼儿园一看，条件果然好得不得了。小朋友正在排练，准备到市里参加儿童操比赛，一百多个人排在操场上，红衣蓝裤，整整齐齐，真令人羡慕。我想，这样的条件不得奖，那怎么可能？我自己心中也动了，决定竭尽全力去争取。又到人民路幼儿园去看了，倒不像岳母说的那么差，可跟省政府幼儿园实在是没法比。
我想着这件事怎么入手。我不想求人，放不下这张脸，即使舍得放下吧，也想不起有什么人好求的。我打听好了，园长姓陈，我就直接去找她了。陈园长不在，姓钱的副园长接待了我。我把儿子夸成了一朵花，可她根本不感兴趣，打断我说：“你在卫生厅吧？”我说：“省里的卫生厅。”她说：“是在厅里？”我说：“怎么不是，要不我下次拿工作证给你检查。”她说：“厅里很多部门呢，在医政处？”我说：“中医学会，管全省中医方面的事情。”她说：“还有个中医学会，没听说过。”又说：“在中医学会干什么工作？”我说：“全省中医方面的事都管着呢。”她打量一下我说：“全省？不知道。”又说：“要不你下午直接找陈园长。不过我说吧，来了也没什么用。我们对外的名额很少，照顾了关系户，电力局和自来水公司，还有一些，就没剩下几个了。机械厅郭副厅长想把孙子送来，都没搞成。”我说：“我们马厅长的孙女叫渺渺的，在你们这里，托儿班，去年进来的。”她说：“渺渺？不知道，家里有条件的人太多了。”
晚上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我说：“郭厅长的孙子都进不去，我们凭什么进得去？一个副园长，冲破了天是个副科级，口气就有那么大，审我像审贼似的，真的是个妇科疾病。”董柳说：“她凭什么要帮你的忙，你又凭什么要她帮忙？凭什么？”我说：“那怎么办？”她说：“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前年袁处长的女儿都弄进去了，马厅长我们不去比，袁震海有办法。前面乌龟爬条路，我们后面乌龟跟着爬，你去取取经，总有条缝让我们钻一钻吧，钻那么一下跟不钻那么一下还是不同吧。”这个“钻”字不好听，丑，可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准确、生动。第二天我找了袁震海说：“袁处长，向你取经来了。”
他说：“大为，今天有空来视察？”我把事情讲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难啊，不是一般的难。”我说：“事情到眼前来了，难是难，怕它也不行，总有条缝钻一钻吧。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操作的，我也跟着操作一下。”他沉吟一会儿说：“不瞒你说，前年我是转了三个弯才把关系疏通的。我拜了好多码头才摸到线索呢，想起来跟搞特务工作也差不多。”我说：“有什么方便的码头，让我和董柳也去拜一拜。你知道我平时从来不拜人的，事情来了，我也没办法。要是我自己的事，我就放下来了，如今儿子是天王，被逼到墙角了。”他嘿嘿地笑了说：“如今的码头，凭张嘴就拜下来？”我说：“平时我从来不做这些事的，今天事情来真的了，该做也得做，让董柳去做。”他说：“人家不会收你的东西，谁送东西就进去了，那还得了？”我见他绕来绕去不肯说出门径，就说：“那这个码头要怎么拜才拜到点子上？”他说：“事情真有这么难，不是随随便便就可解决。线索吧，我告诉了你也没有用。我转了三个弯，前后是五个人，前面是我，后面是陈园长，就这么回事，说清楚了吧。”我直摇头说：“真没想到事情有这么难。”他说：“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太难了。”他说着把文件从抽屉里拿出来，“下次有什么别的事，你只管来找我，这件事呢，实在是太那个了点。”
知道事情难度有这么大，我反而安心了一点。这一段我总是在心里骂自己“枉为人父”，现在却想着：“反正枉为人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我对董柳说：“说来说去小袁他还是不肯帮忙。”她说：“我是小袁我也不帮你的忙，他凭什么要帮你的忙，你又凭什么要他帮忙，凭什么？世界上凡事都有个缘故。笑嘻嘻让你碰扁了鼻子，你是个人物那他敢吗？”我想想董柳说得也对，嘴里却说：“你这么说把世界说得太阴暗了吧。”她说：“毛主席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凭什么要别人爱你，帮你？总要凭点什么，没有空口为凭的事，你凭什么？”我想着这个世界真太现实主义了，一个人总要凭点什么才能跟它打交道。想起来真叫人心里发冷。我说：“也不怪小袁，他走的门路不能见阳光，让你把底细摸了去？”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算了？”我说：“说算了吧，实在不甘心，说不算了吧，也只能算了。”董柳慢慢地说：“现在的人都是商人，你往他面前一站，他就用心里那杆秤把你的分量称了，然后决定一种姿态。前几天我问科里的小左知不知道哪里有好裁缝，想请到家里来做几天衣服，她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今天她对史院长的老婆说，你要做衣服，我知道一个好裁缝，我家里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我这几年每年请她两次，冬天一次，夏天一次。小左她都忘记自己前几天是怎么对我说的了。不过我也不必恨她，除非我去恨所有的人。她凭什么帮我，我又凭什么要她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