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我半天没回过神来，青天白日之下竟有这样的强盗。我看看窗外，的确是青天白日，一切都很正常，倒是刚才的电话显得虚幻。我坐在那里，把一根牙签插在牙缝里，心里想象着一种流氓强盗的神态，并在脸上表现出来。我歪了嘴，斜了眼，鼻翼显出狞笑，眼中也放出一种残忍的光，强盗也就是这个样子吧。我想起几个月前，带一波到动物园去，看到了狼。饲养员喂狼的时候，公狼看见母狼也吃肉，就上去撕咬。饲养员只好一只手喂公狼，另一只手喂母狼。
我想起那狼的目光，自己眯着眼表演了一番。想不到有人比狼还凶残啊。我想着怎么对付这件事，报警吧，又没构成事实，真构成事实一波还受得了？到时候即使判了他们几年，也吃不消啊。不理呢，想来他们也就是吓一吓而已，可万一真动手呢？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别说削掉儿子一只耳朵，就是碰一下儿子我也不敢想啊。这些家伙是下了功夫的，连我家的底也摸去了。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也去找两个流氓来以黑制黑呢，总不能就这样活活被人欺负了。
晚上我把电话的事告诉了董柳，隐去了有关一波的那几句话。董柳说：“怕什么，难道真打我一棍不成？世界上就没个容易的事，条条蛇咬人。被他这么一吼就退了，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要说有人吼，走到哪里都有人吼，你想发达肯定要侵入他的领地，他能不吼？最多就是吼的方式不同。那些笑眯眯的话，比吼还阴险一些。”这时一波在高凳上看动画片，岳母说：“一波你也跷二郎腿，小大人似的！”一波马上把腿跷了跷，把一只手放上去说：“三郎腿。”又把另一只手放上去，“四郎腿。妈妈你看我四郎腿。”我们都笑了，董柳说：“我一波为什么这么聪明呢，这么有味的话，大人都讲不出。”我也没想到他三岁多就说出这种妙语，说：“到底有种。”岳母说：“一波他的嘴这样厉害。”一波又表演了一遍，下巴一点一点地得意着。我看着他真顺眼，处处都顺眼，怎么看怎么顺眼。我想着一波真被那些人给弄了一下，一家人可怎么活？这样我还是把电话里的话全对董柳说了。她呆了好一会儿说：“真的？”很可怜的样子。我说：“真的倒是真的，我们自己小心点，不怕他们！”她侧过脸去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这不是强盗吗？”我给她打气说：“要不我们不予理睬，不信他们就真的会做什么。”董柳怔怔地望我一会儿，把头慢慢摇到左边，又慢慢摇到右边，反复几次，面无表情，目光黯淡，像个机器人似的。
岳母紧抱着一波说：“别的我不管，一波我是要管的，他就是我的命，连他都没保住，赚了钱有什么用，屁！过几天我给董卉带孩子去了，这叫我怎么能放下心去。”我好不容易抱了个希望，不愿就这么放弃了，说：“您老人家不知道，也别管这么多。”董柳说：“外婆讲的是真的，人没保住，钱就是人体释放出来的废气。”我不甘心道：“想了这么久的事，被别人几句话就吓退了！”董柳说：“我们这样的人，不是那块材料，说来说去还是得依靠组织，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我怔了好一会儿说：“是的。”她说：“是的以后就拿出行动来，要靠就全心全意地靠，不然怎么叫做靠？”我颓然说：“什么都想好了，只等动手了，又完了。”她说：“我在心中造了一座金字塔，造成了才发现是用冰造的，太阳一照，就没有了。”我用拳头连连敲着额头嚷道：“强盗，强盗，连我也要去做个强盗了！”
“强盗强盗”这句话是我脱口而出的，却轰隆隆在心中响了好久，像高速列车碾过钢轨时那种有节奏的震响。强盗也不失为一种做人的方式，老棍老刀是强盗，匡开平是不是？还有任志强呢？丁小槐呢？连胡一兵，那个曾经一起去搞农村调查的人，也要去做强盗了。他们都活出了滋味，我却这么窝囊。我耸着肩翘起嘴角嘲笑自己，以前我经常用这种神态去嘲笑猪人狗人们。猪人狗人，他们那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我没有资格去嘲笑他们。就说做强盗吧，也有各种做法，可原则是一样的。要心黑脸皮厚，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总之为了把那些好东西拿到自己手中来，不能心慈手软。一时间我似乎大彻大悟，觉得父亲那一辈子太不值得，他的牺牲毫无意义。我心中浮现出父亲的身影，在那些遥远的夜晚，他坐在油灯下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墙上映出他那似乎凹进墙壁的影子。想到这些，我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
四十二
那一年初冬我心情颓败，虚无感攫住了我，我无力挣脱。一个人总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他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明。可我就是看不到那点意义，于是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没有兴趣。我很清醒，可是我的灵魂在梦游。
这个周末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吃了早饭，就下了楼。下了楼我不知道自己下来干什么，也没有地方可去。我毫无知觉地走出了大院，来到街上。街上人很多，很嘈杂。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都很高兴，也不知他们有什么事值得那么高兴。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有人在那里等车，我也站住了。汽车来了，大家都往上挤，我站着不动。售票员探出头说：“快点。”我觉得她似乎是在喊我，就上了车。中途有人下了车，我坐了一个位子，看着窗外。也不知过了多久，售票员说：“到站了。”这时我才发现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下了车，知道自己到了大叶山脚下，就往山上走去。我不知道自己上山干什么，但似乎应该上去。游人很多，我花两块钱买票进了山门，跟在别人后面向上爬，终于来到了云峰寺前。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壮怀激烈青史几行名姓
鸿爪一痕北邙无数荒丘
大门的两旁摆了两排桌子，有十几个摊位在卖香烛。一位妇女叫住我向我推销，我问：“多少钱一炷香？”她说：“三十块钱一套。”我说：“这么贵？”她说：“敬菩萨还价钱？那就看你诚心不诚心。”我往里面走去，她在后面喊：“五块好吗？五块。”庙里供的是如来，两边站着如来的弟子，我叫不上名来。不断有人朝功德箱中塞钱，然后跪下去，打卦，又摇出一支签来，去讲签的和尚那里交了五块钱，领到一张签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知道这些圣像不过都是泥胎涂了金粉罢了。我忽然注意到庙堂的地上铺的是磁砖，觉得这太煞风景了，应该是青石板才对，而立柱也不是大圆木而是水泥的。侧房里有二十多个人，穿着黑衣，是戴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在听一个人讲道。我注意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全身着黑，虔诚地在听讲，一边数着手中的一串佛珠。她为什么要放弃了人生的一切欲念坐在这里？她有孩子有丈夫吧？
她看去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有什么事情使她对人生如此绝望？我理解这些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将虚构的意义世界当做真实，以此获得灵魂的归宿。人需要一个终极，否则他的心就会一直悬着而得不到安宁，而这个终极恰恰不能是他自己。看着他们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灵也曾有过终极，那就是天下，是千秋。我的全部精神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天下千秋是孔子的教导，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能，还是他们的宗教，至少对我如此。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起自己全部的意义世界，这是人活得有意义的理由，也是值得付出和牺牲的理由。人不能只是自己，只是一个瞬间的生存者，否则他就太可怜可悲也太渺小了。如果活着只是活着罢了，人怎么还叫做人呢，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是谁呢，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
可是，在今天，我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思路已经轰毁。时代变了，人不能不变，不能沉浸在一种幻象中而不可自拔。在今天，当我本能地去设想自己应该而且能够超出自身去做点什么，马上又理智而残忍地意识到只是一种虚妄。时代变了，世界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社会分工的门类多到不可想象，而自己只占据着小小的一角。从这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去设想天下的意义吗？我不怕牺牲，但我害怕牺牲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牺牲像沉在大海深处的一条小船，被黑暗的时间永远地淹没，那不太可怕了吗？我不能欺骗自己。而且，市场只承认眼前，而绝不承认时间后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市场是正确的，可这种正确瓦解了太多的人生想象。当一切都在消费欲望的平面上展开，人们就再也不能去想象什么天下千秋。何况，那些牺牲的理由，那些神圣的光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露出凡俗的甚至颓败的真相。我心有不甘，不甘，但别无选择。于是，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另外一种人生。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瞬息，大人物也逃脱不了这种悲剧命运。于是，抓住了瞬间就抓住了本质，抓住了永恒。此生面临的全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世界是一盘棋，而那棋盘上的老将，就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沮丧，令人绝望。
把世界放下来，我就轻松了，可这种轻松比沉重更加沉重。一个知识分子，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承受。因此，他需要把天下千秋放在心上。可今天，他们的意义世界被摧毁了，基于这种意义的身份也失去了。我不能再抱有希望，再抱有希望我这一辈就没有希望了。可要我从心里把世界放下来，斩断对世界的任何念想，那几乎就等于要把我自己杀死。我对自己不能那么残忍，我下不了手。我不能绝望，我绝望了就真的绝望了。我叹息着，从今往后，活下去需要勇气。身后的事不必去想，远处的事也不必去想，想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无能为力。人不能骗自己，又不能不骗自己。骗自己是太残忍了，可不骗自己也太残忍了。当生命的真相不加掩饰地在眼前显现，我真的没力量正视。
我盯着如来的像看了很久，想看透那神秘微笑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明知道那种笑意只是出自工匠之手，可还是摆脱不了一种神秘之感。和尚说：“施主摇支签吧，我们庙的菩萨是很灵的。”看来市场已经渗透到庙里来了。我说：“真的有灵吗？”和尚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要看施主是否有诚意。”有诚意就是要把钱拿出来，与门口卖香的妇女并没有什么两样。由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着，我也学着别人跪到那蒲团上去，有模有样地磕了三个头，用那两片竹板打了卦，是胜卦。又拿起竹筒摇了几十下，摇出一支签来，走过去递给和尚。他问我说：“求什么？”我说：“都有些什么可求？”他说：“有财喜，平安，前程，婚姻，人有的这里都有。”我想着菩萨也真管得宽啊，就说：“求前程吧。”他拿着签在有着很多小方格的木柜里找了一会儿，递给我一支签条，说：“施主大喜了，上上。”我交给他五块钱，他说：“上上签是十块，难得难得。”我只好把那张五块的票子收回来，给了他一张十块的。我去看签条，上面写道：
勿言一信向天飞泰山宝贝满船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