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率比上一次统计还是有所提高，原因是连续几年涨大水。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把发病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后的调查数据这也就出来了。报告作最后的定稿时，我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几年连续涨大水，发病率可能会提得更高一点，涨了大水。”没有人接我的话，好一会儿有人说：“算了，大为，算了。”我说：“那就算了？”望着江主任，江主任说：“总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然你跟丁处长马厅长汇报去？他们说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大家都笑起来，我也陪着挤出一个笑脸。
我看着他们心里想：“你们都是人，还是知识分子，一个个聪明过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没人愿出来说一句话。”我想把问题提出来，有几个人应和，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可就是没人响应。一声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儿卖了。不说良心和责任，大家都是学医的，说人性吧。一份报告一百多页，又是图表又是统计数据，装订得像一本书，准备报到部里去。总结会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说这次的数据是历次抽样调查中最准确的。一个人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我捏着一把汗，怕丁小槐听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脸放下来，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细？可丁小槐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这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性的盲点，那些好听的话能够如此有效地瓦解一个人的判断力。以后有什么好听的话尽管放胆说出来，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担心被奉承者会承受不了。要办成什么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报告报上去了，我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当年父亲和我挣扎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处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公正会在时间的路口等待那些无助的人吗？我不能骗自己。我沉默着，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参与，我参与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间有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吼一声吧，吼一声吧，我有吼一声的责任。这么吼一声的机会，人生能有几次？就在我似乎下定决心的时候，反过来想一想那些促使自己吼一声的理由，都不那么稳妥。我决定放弃。
一个周末，在省城工作的十来个中学同学到胡一兵家聚会，大家七嘴八舌说起社会上的怪现象，我就把这件事说了。我以为他们会感到惊异，可他们听了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只当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我试着说：“这件事我不捅上去肯定没人去捅，难道就这么算了？”胡一兵说：“算了的事有多少，为什么你这件事就不能算了？你以为你是谁吧，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管大家的事。公道主持不完，人生却只有一辈子。”
刘跃进说：“一个名记者都这样说话，人性还有什么希望？”胡一兵说：“我已经不是记者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良心的负担了，我就是负担不起才改行的。”他这时候正为贷款的事头疼，一心想着怎么把建设银行的信贷员拉下水。我说：“我就是在其位嘛，我要是没去搞调查也就不想吼那么一嗓子了。”大家又感叹生活中有两种逻辑，良知的逻辑和生存的逻辑，按理说这两种逻辑应该一致，尽良知的责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像那两个美国记者，把水门事件那么一曝光，自己就成了名记者。刘跃进说：“胡一兵你现在是商人了，戴一副孔方兄的眼镜看世界，看什么都是孔方兄，整个一个经济动物。”胡一兵说：“刘跃进你站在讲台上讲什么精神，道理一串一串红辣椒似的，煞是好看，真碰了什么事，砂子都搁在眼睛里。你们那里件件事都是公正的？我没看见你跳出来吼那么一嗓子。”这么一说刘跃进马上气馁了，空洞地说：“那也不见得，那也不见得。”
我说：“话别讲散了，伞别撑开了，那你们的意思，我就不跳出来算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件事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是说不明白！”大家都笑了，说：“池大为到底比我们多读几年书，书生气硬是重一些。”胡一兵说：“几千年都没讲清，轮到你就能讲清？讲得清屈原也不跳江，岳飞也不被杀，刘少奇也不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你自己的父亲，怎么样？你跳出来那不是鸡蛋碰石头，简直就是鸡蛋碰地球。”他这一番话，把我的勇气又打下去了。我说：“你们坐在这里谈玄很轻松，没看到那些病人有多么可怜。世界上就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命都不值钱的人，一种是政绩和面子重于泰山的人，第一种人总是为第二种人不断地付出代价。”这么一说，刘跃进就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右的，彭德怀上了万言书，突然转向反左，结果是三年苦日子，人都饿死了。
这时有人叫肚子饿了，催胡一兵去做饭，胡一兵说：“我这就打电话叫唯一酒楼把饭菜送来，我早就订好了。”我说：“你一边为贷款发愁，一边订酒席。”他说：“钱用惯了就收不住手，怎么也收不住，哪天不用百把块钱就丢了魂一样。”刘跃进说：“市场就是这样把人活活地给同化了。”一个女同学说：“胡一兵你再找一个，至少有人做饭给我们吃吧，别结一次婚就吓怕了，女人不是老虎。”胡一兵说：“还是一个人自由，一个人好。”女同学说：“男人真的好残忍啊。”
吃着饭我说：“我的问题还是悬着呢，大家说怎么办？”胡一兵说：“就这样办。”说着做一个睁只眼闭只眼的怪模样。刘跃进说：“你这个家伙太歹毒了。”胡一兵说：“我是蛇窝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对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参与，太对不起那些病人了。”刘跃进说：“我们这些人都临阵逃脱，还能指望谁坚守在那里呢？”胡一兵说：“大为你如果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等我第一笔生意做成了，我出两三万钱买一批药送去，顺便在电视台找一个哥们儿去给我报道一下，我也不亏。”我说：“两三万能救几个人？”他说：“你要把自己看成上帝，那我就没办法了。”
又有人说：“胡一兵你在电视台熟人朋友多，搞两个记者去报道一下，也做一件好事。”胡一兵马上说：“你们真的把记者看成了上帝。这些没根没底的事也去捅，捅出祸来了脱得了身？再说谁也没有确切的数据，就凭大为一张嘴说？小人物把命拼上，也动不了世界一根毫毛！照理说装聋作哑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做一个人。”听了这话我骇然心动，又觉得这也是放弃的一条理由。人作出牺牲，需要充分的理由，如果什么也改变不了，牺牲就没有意义了。我说：“这件事我心里实在放不下来，可也只有放下来，我的脚下没有路。”刘跃进说：“路就在你的脚下，你没有勇气走。你明知路在哪里，又装着没看见。”我说：“我敢走吗？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又筷子点着桌上的菜说：“人吃动物，人其实比动物更可怜，更可怜！”说着夹起一片肉往上面一抛，张口咬住了。有人说：“大为你心里实在过不去，我出个主意，你就装作是长港乡在省城读书的大学生，写封匿名信到卫生部去，再写一封到报社，你不露痕迹，鬼知道是你写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式不错。胡一兵说：“除非你真的不露一点痕迹，否则领导不是傻瓜。你要在圈子里讨生活，又要有怀疑和批评的想法，这不合逻辑，这是你们的可悲之处。”
那天从胡一兵家里出来，我心里坠着铅似的。下楼时胡一兵说：“大为，算了，想着自己不是上帝就别让自己操这份心了。别人不知道你，我是知道你的。你就是想反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给自己一个证明，池大为这个人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我知道你。我吧，我不再怀着幼稚的使命感面对世界，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幻想。我要给自己一个证明也得先保住了自己，我比你就多了这么一点。”我说：“你比我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我理解他，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承担和牺牲的理由。
四十六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根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而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是痛苦的承担，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
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又设想着写信者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把调查的情况也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果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
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信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