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刘跃进家，他开了门见是我，说：“不速之客。”我说：“那我只好向后转了。”他把我扯进去说：“这几天昏了头了。”我看见他房里还坐了一个女孩，挺漂亮的，文静地朝我欠一欠身子。我说：“我还以为你写书昏了头呢。”他指了桌上说：“是在写，在写。”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告辞说：“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他也不留我，送我下楼。到楼下我说：“你也三十三了，就别拖了。”他说：“她是我家乡地方剧团的演员。我今年评了副教授可以调家属了，我才敢在家乡找，不然两地分居可怎么办？”我说：“你也该尝尝人生滋味了。”就走了。
出了校门离家两站路，我决定走回去。我沿着东风大街走着，一边故意地踩着路边积雪。我忽然感到世界有点陌生了，似乎在一夜之间繁华起来，无数的霓虹灯广告在冷夜中闪烁，一直往前伸延。街上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街边行人来来往往。走过一家商店门口看见两棵圣诞树，充气的圣诞老人摆在圣诞树旁，才知道今天是平安夜。一个妈妈指着圣诞老人要小女孩叫爷爷，小女孩亲切地叫了。经过一个豪华的大门，我刚想看清楚里面是怎么回事，耳边响起了清脆的声音：“欢迎光临。”吓了我一跳，门边两位穿红色旗袍的迎宾小姐挑开门帘做出手势把我让进去。我转身就走，口里说：“欢迎光临，我还以为你们说造反有理呢。”退下来才知道是金箭夜总会，新开张的。快到随园宾馆了，一个影子闪到我面前，我身子一让，是个姑娘。她看了我的动作笑了说：“先生，休息吗？”我说：“休息？休息什么？”她有点羞涩地笑一笑说：“休息我。”我吃了一惊说：“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中国。”她说：“先生放松一下吧，中国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男人也应该开放一下自己呀。”我说：“不不。”她说：“Why not（为什么不）？”她居然冒出一句英语，我马上想着她可能跟外国人打过交道，我说：“我家里有人，有人。”她说：“换换口味吧，别人我还看不上呢。”我拍拍衣服说：“忘记带钱了，下次吧，下次。”她就退了下去，对旁边另一个女孩说：“我说了不像个打鸡的，你还要我去。”到随园宾馆门口，很多少男少女围在那里，每人手中拿着一个本子。我问了一个女孩，才知道是某歌星今晚在这里下榻，没买到票的崇拜者正等着他演出归来。我没听说过那个名字，又问了一遍，女孩奇怪地望着我，好像在看一个外星人。
城市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气息，令人微醺的气息。在不知不觉之中，它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人。当你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征服而想反抗的时候，却失去了反抗的理由。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平和却不可逆转地展开着，展开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瓦解性极强的力量，使一切深刻性都变得苍白，甚至滑稽。最深刻的思索也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因此最简单的事实有着最深刻的内涵。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比堂吉诃德还不如。堂先生把滑稽当神圣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不合潮流，而我意识到了却还是不合潮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不合潮流。的确，潮流不是从天上凭空流下来的，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依据，一个人不可能凭着匹夫之勇去对抗这种必然性，对抗历史。这是宿命，是那些还愿意相信和坚守一点什么的人最大的悲哀，他们甚至不能给自己找到一种依据，一种理由。他们等啊等啊，终于渐渐地明白了时间的后面唯一的真实就是虚无，可是还在等啊等啊等啊。我并不傻，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希望并不存在。我想了这么多年才明白了这点道理。这很残酷，可又很真实，我想了这么多年才看清了这点真实。世界永远是世界，人永远是人。我不能再抱有幻想，那一天是不会到来的。看清了这点真实，我感到了轻松，如释重负。
在默想中我猛然发现转向家中的路口早已过了，就往回走。这时听到一阵钟声，是若斯教堂在敲钟。我在前面一个路口向西转，走到教堂去看平安夜的场面。我在大门口停下来，看到里面人并不多，都是中老年人。我走到后排坐下，台上是耶稣像，在烛光中不甚分明。弥撒已经结束，教徒们在传递着一只盘子，上面是一杯红酒，一块面包，那就是耶稣的血和肉了。教徒们把嘴唇在酒杯上碰一下，象征性地领受了主的恩泽。当钟声又敲起来的时候，我感到那声音中有着一种磁性的力量，那是一种呼吁，一种召唤，一种对人生的理解。这时我意识到了用无神论来证明宗教的虚妄，是没有最后的说服力的，人们需要归宿，需要终极，需要最后的依据。如果人间没有，就在天国创造出来。上帝的问题其实是人间的问题，永恒的问题其实是现实的问题。
这些人虚构了自己的上帝，就像我虚构了天下千秋一样，孔子实际上是一位教主。这时我注意到教徒中有一位男青年，唯一的青年。我正揣摩着是什么力量将他召唤到了这里，他站了起来，马上有人扶住了他，是一个瘸子。我明白了。宗教是弱者的安慰，是走投无路中的道路。而且，人总是要死去的，宗教是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因此，神圣性不是从上帝开始的，而是从人们对上帝的需要开始的，人们需要一个神话。可我还是宁可忍受没有终极的沉重与虚无，而不愿为自己虚设终极，我可悲地失去了欺骗自己的能力。哲人说，有了死亡，人们向往的一切东西，名声，金钱，都成了渺小的事情。这曾是我在清贫中的安慰。这实在太不对了，正因为有了死亡，那一切才如此重要甚至神圣，否则人们可以无限等待。我们是时间之中的小人物，在这之前或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这时有个教徒注意到了我，向牧师说了什么，牧师就向我走来。虽然披着法衣，但他走路的步态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上帝的使者不能这样走路。法衣把人的步态遮住了，但这仍然是一个人。我马上站了起来，跑了出去。
跑到街口我回过头望着教堂，十字架在微光中耸立着，指向天空。可是，在它的后面，新开张的立华商厦耸入云天，灯光从下面一直打上去，将大厦笼罩在金黄的光辉之中。我忍不住闭上了眼，这种景像在我心中变成了一幅剪影。
大街上人声鼎沸。我马上明白教堂中的人为什么那么少了。我回到了那种微醺的气息之中，感到了置身于这种气息之中的自在。身边不时走过描眉抹粉的姑娘，我对她们也没有了反感，她们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幸福，而且，我跟她们的差别，也并不像过去设想的那么大。我觉得自己看透了世界，没有来世，没有终极，没有时间后面的本质，因此没有牺牲的理由。难道自己的骨灰对世界会有一种期待？时间之中的历史因素是无法抗拒的，展开着的市场不承认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需要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却被永远地击碎了。于是，自己就是终极，就是唯一的意义之源。过程与终极已经合流，这是破译，这是底牌，这是真相，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觉醒，也是最大的悲哀。我想，生存成为生存的唯一依据，这太可怜也太可悲了。人不是猪狗，人需要到自我生存之外去寻找活着的依据。可今天，当人们把自己当做意义之源，他就切断了自己通向无限的可能性。醒了的人是可悲的，他承受着残忍的悲哀，横下心剪断了对世界的任何念想，舍弃了道义人格和良知，顺从了可亲可近可悲可鄙的现世主义。
我曾认为如果一个人只凭生活经验活着，那他一定是个狭隘的人，只看见自己的人。世界上一定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从神秘的虚无之中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无法驾驭，也无法证实无法描述，却是那样确凿地存在。这是更高的真实。这个真实不是上帝，而是内心那种无法说明的冲动和渴望。这种声音只有少数人能够听到，并受到感召，使他有抗拒生活经验的力量。那些圣人们，就是一些抗拒者。我仍崇拜他们，但我再也不能跟着他们走下去了。对世界我无能为力，我有权利放弃，我只能如此。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是我的理由，也是我的解脱，我感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那些猪人，还有狗人，其实是聪明的人，幸福的人啊。人这一辈子，最现实的就是鼻子底下的那一点点东西，人其实就是这么可怜，可悲。但只有在可怜可悲之中，才可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才可能萌生出一点点希望的萌芽。
五十一
我发誓要重新做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决心很大，做起来可不容易。
目标已经确定，第一步就是要在厅里占到一个位子。世界这么大，无限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只剩下这么一点。哪怕是只为了儿子吧，眼前即使是一潭臭水，也要跳下去扑腾一番。过去设想自己站在一座山峰上，俯瞰山脚下名利场中那些可怜可悲可笑可鄙的人在蠕动，蛆一般地蠕动。当自己终于决定了要进入的时候，才感到这种蠕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对董柳说：“这雀巢奶粉，就自己吃了？”董柳说：“我想好了，给丁处长送去。”我还以为她说的是她们医院哪个处长，她手往那边一指，才知道说的是丁小槐。送给谁我咬咬牙也上门去了，去拜丁小槐的码头，这太伤我的心了。我说：“那你今天晚上给宋娜送去，就说谢谢丁小槐那个电话。”董柳望着我嘲笑地说：“就把我推到第一线？”要不是我心怀着鬼胎，哪怕是丁小槐，去谢谢他也是应该的，可现在生怕才进了门，就被别人把五脏六腑看了个透。我想起了自己的誓言，连声说：“我去，一起去，坚决去，完全去，彻底去。”别人无中生有还会来事，我有一个由头在这里没勇气来事吗？答应下来了晚饭吃得不痛快，心中拧了一个结。我对自己说：“还能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吗？要把自己看小，看小，像粪坑里的一条——蛆。你一条蛆你还想有尊严？”这种想象太恶心，也太残忍，可我还是不放过自己，逼着自己反复想了好几遍，盯着那种蠕动的样子，不让自己逃开。这样想着，饭嚼在嘴里都要吐出来了，又强迫自己吞了下去。可这样想了还是没有冲开心中那个结。吃完饭董柳在洗碗，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心里忽地冲出一句话来：“老子毙了你！”我马上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意义，就站住了，身体中似乎被冲开一条透明的通道，从头到脚。我把右手缓缓举了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把虚幻的枪，左手贴近了，做了一个上子弹的动作，食指又弯了弯，体会着扳动扳机的感觉，然后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心里说：“老子以儿子的名义毙了你，你还没死！”马上感到了窒息的紧张，像有一把真枪逼住了自己，心跳也加快了。我对这种效果感到满意，把手放了下来。去的时候董柳想把蜂蜜拿出来，我说：“一起送去，丁小槐他娘不是老人吗？”就带一波去了。走在路上我说：“人他妈的总是很庸俗地存在，连美国总统竞选时都说自己好，别人不好，他竟敢在电视里对全国人民这么说。连他在电视上都敢说，我脸皮要那么薄干什么？”走到楼下我想千万别被晏老师看见了，我从来没送过什么给他呢，就加快了步伐。上了五楼，我用左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想象着给自己戴上了面具，右手又比划出那把枪，在太阳穴上戳了一下。董柳奇怪地望着我说：“干什么，神经病一样。”我说：“干什么？就干那个什么。”董柳敲了门，我对自己说：“你就是来谢谢人家的，难道他还潜入到你心里来搞侦察？”我心里镇静了一点，手中提着东西，心中幻想着那把枪正顶着自己的太阳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