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几个人我就打电话召到办公室来，话挑明了说：“压了你们这么多年是委屈了你们，厅里对你们是特事特办，从上面要来了名额，够一个条件上一个。但如果闹出什么事来，省里不高兴，名额下不来了，厅里也没有办法。”有人说：“受了这么多年的压就白受了？总要讨个说法。”我说：“今年评了职称就是说法，当年右派比你的委屈大吧，平了反就是说法。他们跟谁打官司去？坦率地说像马厅长这样下了台还经得起审计的人不多，你们要赢官司也不轻松，不脱几层皮是不行的。”我原来以为会费一番口舌，可几句话就摆平了他们。我又一次感到了自己都理解不透的那种神秘力量。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是把他们看高了。
八十二
老贾在人事处已经有十多年，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总想维持，用起来不顺手。我不想让他难堪，可人在江湖，没有办法。我与其他几位副厅长通了气，准备把他调到红十字会去。我说：“贾亦飞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跟不上改革形势的要求。”他们就同意了。贾亦飞知道这个消息，如丧考妣，找到我说：“池厅长我犯错误了？”我说：“组织上正常的平级调动嘛！”他在人事处这么多年，知道“组织上”是怎么回事，说：“其实池厅长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其他的想法我都没有。”我又解释了一番，他还不肯放弃，我索性说：“厅里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干部，有人想跟你打官司你知道吗？你换一个位子，就不在火山口上了。”他痛心疾首地说：“我从来都是执行厅里的指示，我能不执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组织上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得在哪里使劲啊！”我说：“现在放在红十字会，那里正是要使劲的地方，好好干吧。”说着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倒下去，捏成了一个拳，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表示“无须多谈”的动作。他马上就领会了，不再说什么。当了厅长以后我越发觉得形体语言是有着神秘的力量的，在厅里大小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打着手势说话，别人说话手都得规规矩矩放着，这是游戏规则，绝对不能逾越。只有当我不在场的时候，其他副厅长才会打着手势说话。我偷偷观察过，丘立原的手势很自然潇洒，但只要我一出现，哪怕他一句话刚说到一半，手势也会立刻中止。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马厅长将从美国回来，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他在美国，没人请示汇报，没人敬之如神，他怎么呆得住？知道他回来我有点遗憾，如果他能再呆半年八个月就好了。我派了小蔡去上海接他，小蔡为难地说：“厅里派我去我没有话说，可是我怎么跟马厅长讲？我心里还是怵着他的。”我说：“你照顾他们夫妻一路平安回来就可以了，别的事他不问你不提，他问了你就实说。特别是官司被平息下去的事，你实话实说。”马厅长到达的那天，我亲自带了两辆小车去机场迎接。事情我得办，那没有办法，从心里说我还是想对马厅长好。他们一过出站口，我就从马厅长手中把提包夺下来提了，丁小槐又从我手中把提包接过去，我把沈姨的包接过来，又有大徐接过去了。我看马厅长的脸沉着，知道小蔡已经把审计和评职称的事说了。我问马厅长一路的情况，他爱理不理。要是早一年他这样对我，我真会有利剑悬首的恐惧，可现在心中却很轻松，甚至觉得他把脸色做给我看有些可笑。好汉不提当年勇，古人这话真是说到骨头里去了。时过境迁，当年的事情，能提吗？要耐得住今日的寂寞忍得下今日的气，那才是好汉。当个好汉，可不容易！
第二天我就指示计财处的人到马厅长家去为他报账，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跟马厅长见了这一面，看过了他的脸色，我的包袱反而放下来了。人在这个位子上，就想做点事，背着人情包袱能做什么？我是人在江湖，别无选择。毕竟我是从山村走出来的，毕竟我在下面苦了那么多年，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我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人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上来了就要干点事，给自己一个证明。当然这点可怜的证明对世界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毕竟是我在干，这是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自己跟别的官最大的不同，就是还有一点平民意识，愿意从小人物的角度去想一想问题。把郭振华他们那一批人解放了，了却了一桩心愿，也赢得了厅里上上下下的口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华源那几个县的血吸虫发病率调查清楚。一方面我不能背这个包袱，将来认真查起来，发病率不是从我手中上去的，另一方面也想为那些无助的乡民争取更多的救助，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这件事做起来，无疑又是在马厅长胸口戳一刀。
这件事我决定马上就做，可做起来又颇费思量。部里省里没有布置，我凭空做起来，把真实数据弄出来了，省里不见得高兴，还会留下我过于追求政绩，贬低前任抬高自己的印象。我仔细考虑了，事情得从下面做起。
我的打算是叫华源县长港乡的乡民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把情况反映上来，叫厅里的《群众卫生报》登了，再想办法让北京的《中国健康报》转载，这样就有了气氛，再以此为依据向部里打报告，请许小曼帮助推动，申请一个特别项目下来。这样省里没有话说，马厅长也不能怨我了。我得找一个可靠的人，派他到华源去，帮助乡民把信写出来。我想了一下，对小蔡还是不太放心，就把厅里的名单翻了一遍，觉得办公室的小龚还可以用。他比小蔡晚来两年，人倒还很朴实的。前几天我看见他抱着两个西瓜从外面进了大院，抱不动了，我过去接了一个放在地上，让他休息。问他怎么不向卖瓜的要两个塑料袋兜起来提着，他说：“塑料袋能少用一个就少用一个，大家都在讲环保呢。”现在还有这么认真的人，我倒觉得奇怪。环保我天天挂在嘴边讲，可从来没往这些小地方想过。
我打电话把小龚叫到办公室来，他进来叫一声池厅长，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了。我心中有一丝不快，可还是觉得他的人格比较正常。虽然意识到这一点，我还是感到了不快。人格正常的人不那么顾及等级的界线，不做出相应的姿态，总会让人感到别扭。小龚他是碰上了我，要是碰上别人，他也许就玩完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玩完了，哭都找不到哭的理由。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我觉得那样很无聊，但也明白无聊有无聊的道理。回头一想有道理也还是无聊，再一想无聊还是有道理。天下的事大多如此，生活的辩证法早就为人们设置了他不得不去做那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理由，一个人跳不出辩证法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对小龚从七年前去华源搞血防调查说起，最后才说了我的计划。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我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一晃，捏成一个拳。他竟没有领会这个信号，还建议我直接行动。我说：“也是为了照顾一下老领导的情绪吧。”他就不再说了，带着我的短信去华源找血防办苏主任。
一个月以后群众来信登出来了。小龚向我汇报说，信是他起草的，但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大。上湾村一百多人，就有四十多个患病的，其中有九个是大肚子。这是苏主任替我找到的一个典型。我把血防办江主任叫来，他进来畏缩地站在那里。我说：“老江，这期的报纸看了？”他说：“看了。”我说：“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很难过，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手足无措说：“池厅长，您是知道的……”我说：“我去过长港乡我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比这还惨！我想给部里打个报告，争取一笔特别经费，你去起草。”他连连点头去了。编辑收到这封信首先给他看了，他还想扣下来，怕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说华源的苏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有这么一封信，他才退给编辑。上面的人都像他这样冷漠，老百姓的苦吃起来就没个边了。想一想要世界凭良心，那靠得住吗？又过了半个月，信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我把江主任写的报告和两张报纸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部里去了。
两个月后抽样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华源丰源几个县里的发病率不是百分之三点几，而是百分之六点一三。我把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和部里，部里很快就拨了两百万。省里又配套两百万，划到了这几个县，专款专用。可谁来保证钱都用在病人身上？我组织了八个医疗队下到这几个县，自己亲自带队在下面跑了半个月，走了四个县。又再次去长港乡看了，在那里呆了三天，给几十个人看了病。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可总好一点吧，也了却了自己多少年来的一件心事。
从这以后马厅长就不再到厅里来。我知道他心中会怎么想我，他看人看走眼了。可换了谁也不会有别的选择，人在江湖！这时我明白了马厅长为什么不住在大院里，他想得深远，其实他早就有了世态炎凉的心理准备，像施厅长那样让自己的软弱无力天天暴露在以前的下属面前，那不是他的风格。
八十三
大楼盖起来了，厅史陈列馆的事再也没人提起。马厅长题写的“锦绣大厦”和“厅史陈列馆”的条幅放在厅办公室的抽屉里，人们都忘了似的。看着一楼大厅一千多个平方，还没装修起来就显得那么气派。现在想起来，把临街的风水宝地做厅史陈列馆，这真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因为个人的因素，荒唐的事情也可以进入程序。如果马厅长不下台，这件事还得有模有样地进行下去。哪怕自己的良知往左边想吧，事情还得往右边做，不做行吗？
锦绣大厦怎么处置，厅里开了办公会也定不下来。我想胡一兵在搞房地产，他有经验，就开了车跑去向他请教。他一开口就说：“把它卖了，正好你们欠了银行那么多钱，卖了就还清债了。”这个建议倒使我大吃一惊，说：“我一上台就卖家产，过了几十年别人还要戳我的脊背呢。”他说：“要是我当厅长我就把它卖了，说起来别人也不会说是你盖起来的，卖了拿这笔钱在偏一点的地方可以盖出两幢楼来。”又说：“说老实话，房子不流通，就是钱不流通。钱不流通怎么会流到自己手里来？”我说：“你原来打的这个主意，那我还真有点怕。”
他说：“怕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还不来。你有了今天，你想不发财，那不可能。”我笑了说：“想发财而不可能，那是可能的，想不发财而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他也笑了说：“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你这个八字我算死了。”我说：“我什么错误都可能犯，搞腐败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听不懂！你知道有些人养得有多肥了？报纸上天天警告贪污腐败亡党亡国，你以为有些人把警告当回事，怕亡党亡国？亡了国大批财产没了主人，他就是主人。苏联有样子摆在那里，他们心里想得叫呢。远的不说，云阳市的市长最近揪出来了，受贿四百万。你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云阳市还有六十万人没脱贫，我睡不着觉啊！真是幽默大师，大玩家啊！如今的大师玩家遍地开花，我还能相信有谁在认真？”我说：“你在说我？”他说：“说你也没冤枉你。”我说：“那你看错我了。”又说：“这些话你别跟我们卫生系统的人说，大会小会我还是要露脸的。”他说：“我不说人家就不会想？他又不傻。你还想青史留名？那是陈腐观念了。”我说：“总之你不能说。”他笑了说：“那我们还说大厦吧。操作得好弄出几百万，无声无息，你不想？你想，我就帮你订个详尽的计划。”我说：“你别吓我，你别吓我。”他笑着说：“吓你？你说我吓你我就不说了。房地产我也搞了几年了，我看少了？说老实话做了都不止三五七八次了，如今不用钱把权买过来，你想赚钱？”
我没接受胡一兵的建议。我早就下了死决心不做越界的事，难啊！我叫基建处请人对锦绣大厦作了评估，值一亿两千万。听了这个数字我有点心动，用这笔钱把后面的皮箱厂收进来，有二十来亩一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盖了办公楼，还可以盖几幢像样的家属宿舍。卫生厅中高层干部的居住条件比不上别的厅，很多人都有意见了，我上了台也得在这里烧一把火啊！马厅长在他们不敢说，现在都提出来了。如果我打着这个旗号把大厦卖了，自己从中插一手，落下几百万真是神鬼不知。两年前有机会我不敢弄，上面有马厅长，现在我怕谁？想起钱可以这样到手，事情还可以办好，真是忍不住心跳。人总是人啊！
我把这个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他们都同意。他们早就想换更大的房子了，可没地皮盖，把皮箱厂收进来，问题就解决了。丘立原说：“房子不盖就不盖，盖就一步到位，化工厅的厅级是一百五十个平方，我们搞幢一百八的，要有超前意识。”说来说去竟形成了一种气氛，好像锦绣大厦要不卖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