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想谈论那场战争。人们以为我是个战斗英雄，可我失去了整整一个班的兄弟。还因此得到嘉奖。他们丢了性命，我却得了勋章。我都不想知道你对此作何感想。我没有一天不想到这件事。受益于《退役军人权益法案》，我认识的一些活着回来了的伙计去了奥斯汀上学，对他们的乡亲颇有微词。有些真的是这样。叫他们红脖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感他们的政治观念。在这个国家，两代人是很长的跨度了。就好像你说的是早期移民似的。我常跟别人讲，要是你的老婆孩子惨遭杀害，被剥去头皮，像条鱼那样被掏出内脏，这种事情很容易让人变得暴躁易怒，可是人们似乎并不明白我究竟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六十年代已经使一部分人的头脑冷静些了。起码我希望是这样。不久前，我从报纸上读到，一些教师偶然发现了一份三十年代的调查问卷，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所学校。问卷内容是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他们收到调查表，认真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从全国各地寄了回来。当时他们能提出的最大的问题，不过是学生在课堂上随意说话、在走廊上乱跑之类的事。嚼口香糖。抄作业。这种性质的事。于是，他们拿出一张没有用过的调查表，复印了一大堆，又寄给了同样的那些学校。四十年过去了。好了，收到答案了。强奸，纵火，谋杀。吸毒。自杀。所以我琢磨了起来。因为之前有好多次，每当我说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变坏之类的话时，人们只会露出某种微笑，说我老了。这是变老的症状。但我总觉得，那些连强奸、杀人与嚼口香糖的区别都搞不清楚的人的问题要比我的严重多了。四十年倒也不算是很长的时间。说不定到了下一个四十年，有些人已经是在外太空出生的了。很可能都用不着等到那时候。

在搬回这个县一两年后，我和洛蕾塔去科珀斯克里斯蒂参加过一个讨论会，我坐在一个女人旁边，可能是谁的老婆或者别的什么人。她一直在讲右翼这个右翼那个的。我都搞不清楚她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就像常言说的，和泥土一样平凡。我把这话跟她说了，她却好笑地盯着我。她认为我是在说他们的坏话，但是在我的理解中，那无疑是一种很高的赞美。她又开始说啊说的。末了，她还告诉我：我不看好这个国家的未来，我希望我的孙女可以合法地做人流。我说，呃，太太，我并不觉得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什么好让你操心的。根据我的观察，我毫不怀疑她将来可以做人流。我得说，她将来不仅可以做人流，她还可以让你安乐死呢。显然这终结了我们的交谈。

在凉爽的混凝土楼梯间里，齐格一瘸一拐地爬上了十七层，走到楼梯平台上的铁门前，用系簧枪的活塞柱把门锁的锁心撞飞，拉开铁门，跨进走廊，并反手关上铁门。他靠着铁门站住，双手端着霰弹枪，听了听动静。呼吸就像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样平缓。他沿着走廊走去，从地板上捡起那个被撞飞的锁心，装进口袋，然后一直走到电梯跟前，又站住听了听。他脱下靴子，把它们立在电梯旁边，只穿着袜子往走廊深处走去，为了照顾那条伤腿，他走得很慢。

那间办公室朝着走廊的门敞开着。他停下脚步。他心想，里面那家伙也许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人影正好映在走廊对面的墙上，虽然模糊，但确实有。齐格觉得那家伙竟会如此疏忽实在有些奇怪，不过他知道，对敌人的恐惧经常会使人注意不到其他的危险，更不用说是他们自己的影子了。他让背带从肩上滑下，把气罐轻放到地板上。光线穿过那家伙背后的烟色玻璃窗，投下影子，他观察了一下那身影的姿势。他用掌根把霰弹枪的托弹板轻轻推开，检查了一下枪膛里的子弹，然后推开保险。

那家伙在齐腰高的地方握着一把微型手枪。齐格一步跨进门口，把一发十号的子弹射入那家伙的喉咙。收藏家们采集鸟类标本用的那种型号。那家伙从他的转椅上向后倒去，掀翻了转椅，倒在地板上，躺在那儿抽搐着，发出咯咯的喘息。齐格从地毯上捡起那枚还在冒烟的弹壳，装进口袋，走进房间，安在被锯短的枪管上的消音罐仍旧冒着轻烟。他绕到办公桌后面，站住，低头看着那个家伙。那人仰面躺在那里，一只手捂住喉头，可鲜血还是不断地从他的指缝里喷出来，流到小地毯上。他的脸上到处是细小的弹孔，但是他的右眼似乎完好无损，他向上看着齐格，试图从他那噗噗冒血的嘴里说出话来。齐格单腿跪下，拄着霰弹枪，看着他。想说什么？他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那家伙动了动脑袋。喉咙里的血发出汩汩的声音。

能听到我说话吗？齐格说。

他没有回答。

我就是你派卡森·韦尔斯去杀的人。你是想知道这个吗？

齐格打量着他。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尼龙运动服和一双白皮鞋。血在他的脑袋旁边汪成一片，他浑身颤抖着，好像很冷似的。

我之所以用鸟枪子弹，是因为我不想打碎窗玻璃。你身后的窗玻璃。让碎玻璃像下雨一样落在下面街上的行人身上。他冲着窗户扬了扬头，那里留着由小小的灰色凹痕衬托出来的上半身轮廓，那是铅弹留在玻璃上的。他看着那家伙。他捂着喉头的手已经松落，血也流得慢了。他看着那支丢在地上的手枪。他站起身，关上霰弹枪上的保险，从那人身边走过，来到窗前，看了看铅弹在上面留下的斑痕。等到他再次低头看时，那家伙已经断了气。他穿过房间，站在门口听了听动静。他走出去，穿过门厅，收起他的气罐和系簧枪，拿起他的靴子，把脚伸进去，穿上。然后，他走过走廊，穿过那道铁门，沿着混凝土楼梯下到车库，他的车就停在那儿。

她们到达巴士站的时候，天光刚刚破晓，阴冷、灰暗，还下着毛毛雨。她从前排车座上面探过身去，付了司机车费，又给了他两美元小费。司机从车上下来，绕到车后，打开后备箱，把她们的提包拿出来，放到门廊下，然后提着助行架绕到她母亲坐的那边，打开车门。她的母亲转过身，挣扎着从车里出来，来到雨中。

妈妈，能不能等一下？我得绕到那边去。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母亲说。三年前我就说过了。

还不到三年呢。

反正我早就说过这话。

请等一下，让我绕过来。

在雨里等，她母亲说。她抬头看着那个出租车司机。我得了癌症，她说。还有这个。连家都没了。

哦，夫人。

我们要去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你知道我在埃尔帕索认得几个人吗？

不知道，夫人。

她把胳膊搭在车门上，抬起她的手，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O形。就这么多，她说。

哦，夫人。

她们在咖啡馆里坐下，行李放在周围，望着外面的雨，望着那些引擎正在空转的大巴。阴沉的天色变亮了。她看了看母亲。你想再要点咖啡吗？她问。

老妇人没有回答。

我猜，你不想说话。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

好吧，我觉得我也没有。

不管是什么，你们做都做了。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躲着警察。

咱们不是在躲警察，妈妈。

可你还是不能寻求他们的帮助，不是吗？

谁的帮助？

警察啊。

对。咱们不能。

我说的就是这个。

老妇人用大拇指调整了一下她的假牙，盯着窗户外面。过了一会儿，大巴进站了。司机把她的助行架放进巴士底部的行李仓，然后他们扶着她登上车门口的台阶，把她安置在最前面的座位上。我得了癌症，她对司机说。

卡拉·琼把她们的提包塞到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坐下来。老妇人看都不看她。三年前，她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点预兆都没有。我也不是自夸。是个人都会这么说。

好啦，我也没有问你啊。

老妇人摇了摇头。看向车窗外面，她们坐过的那张桌子。我也不是自夸，她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不会再有人这么说你了。

齐格把车停在街对面，关掉引擎。他关掉车灯，坐在车里，盯着那幢黑乎乎的房子。收音机上的绿色数码屏显示时间是一点十七分。他一直坐到一点二十二分，从手套箱里拿出手电筒，下了车，关上车门，横穿过街道，向那幢房子走去。

他拉开纱门，撞掉锁心，走进去，带上门，站住听了听。有一道亮光从厨房里照出来，他顺着过道往里走，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提着霰弹枪。走到厨房门口，他停下，又听了听。亮光来自房后游廊上的一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他径直走进厨房。

厨房当中摆着一张空空的镀铬富美家吧台桌，上面只有一个麦片盒子。厨房窗户的影子落在油毡地板上。他走到厨房最里面，拉开冰箱门，看了看。他把霰弹枪夹在胳膊弯里，拿出一罐橘子汽水，用食指打开，站在那儿，一边喝，一边留意听着拉开易拉罐的动静可能引起的任何声响。他喝够了，把剩下半罐的易拉罐放在桌上，关上冰箱门，穿过餐厅，走进起居室，坐在一把放在墙角的安乐椅上，望着外面的街道。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穿过房间，走上楼梯。他站在楼梯井的顶部，听了听动静。他走进老妇人的房间，立刻就嗅到病人身上那种甜腻腻的霉臭味，所以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老妇人说不定就躺在那张床上。他拧亮手电筒，走进卫生间。他站在那儿，看了看梳妆台上那些药瓶的标签。他向外看了看窗户下面的街道，冬天街灯的亮光显得格外阴沉。凌晨两点钟。干燥。寒冷。寂静。他走出来，穿过走廊，来到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卧室。

他把她写字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床上，坐在床边挑拣着，时不时举起一件东西，就着院子里电灯照进来的浅蓝色亮光研究一番。一把塑料发刷。一只从露天市场买来的廉价手镯。他用手掂量着这些物件，仿佛这是一种媒介，可以由此推测出关于物主的一些情况。他坐在那儿，翻看着一本相簿。学校里的朋友。家人。一条狗。一座房子，但不是这座。一个可能是她父亲的男人。他抽出她的两张照片，装进自己的衬衣口袋。

头顶上方有一个吊扇。他站起身，拉了拉开关绳，他躺在床上，霰弹枪放在身边，看着吊扇的木制叶片映着从窗户那边洒进来的亮光缓慢地旋转。过了一会儿，他起身从摆在墙角的桌子那里拖了一只椅子，把椅背斜抵在球形门把手的下面。随后，他又坐到床上，脱掉靴子，伸展四肢躺下，睡着了。

早上，他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上楼，下楼，回到过道尽头的卫生间，洗了个澡。他没有把浴帘拉上，水溅到了地板上。卫生间的门敞开着，那支霰弹枪放在离他只有一步的梳妆台上。

他把衣服放在腿上，用吹风机吹干，刮了刮胡须，穿上衣服，走到厨房，吃了一碗牛奶麦片，边吃边在房子穿行。到了起居室，他停下来，看了看丢在前门黄铜投信口下面地板上的信件。他站在原地，慢慢咀嚼着。随后，他把碗和汤勺放在咖啡桌上，穿过起居室，俯下身，捡起那些信件，站着翻检起来。他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拆开电话账单，把封口撑开，往里面吹了口气。

他浏览了一下通话记录。单子中间有一个来自特勒尔县警长办公室的电话。他把电话账单折起来，放回那个信封，然后把信封塞进衬衣口袋。接着，他又把剩下的信件看了一遍。他站起身，走进厨房，从桌上拿起那支霰弹枪，又走回来，站在他先前站的地方。他走到一个廉价的红木写字桌前面，拉开最上面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信件。他把霰弹枪放下，坐在椅子上，把信件全拿出来堆在桌上，开始一封一封地翻看起来。

莫斯整个白天都在县城边上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里睡觉，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新衣服挂在衣橱里的铁丝衣架上。他醒来时，旅馆院子里的阴影已经拉得很长了，他挣扎着起来，坐在床沿上。一片淡淡的、巴掌大的血印留在床单上。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纸袋，装着他从县城一家药房买来的东西，他拎起那个纸袋，蹒跚着走进卫生间。五天来，他第一次冲了个澡，刮了胡须，刷了牙，接着，他坐在浴缸边上，用新纱布包扎好伤口。之后，他穿上衣服，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到时，他正站在旅馆接待处前面。他爬到后座上，喘匀了气，然后伸手拉上车门。他从后视镜里打量着司机的脸。你想赚点钱吗？他说。

当然。我想赚钱。

莫斯掏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把它们撕成两半，把其中一半从司机的椅背上面递过去。司机数了数撕成一半的美钞，装进自己的衬衣口袋，从镜子里看了看莫斯，等着他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保罗，司机说。

你的态度不错，保罗。我不会让你搅进麻烦的。我只希望你别在我不想被放下的地方丢下我。

没问题。

你有手电筒吗？

有。我有一把手电筒。

递给我。

司机把手电筒递到后面。干得好，莫斯说。

咱们要去哪儿。

去河边那条路。

要是去接人，我可不干。

咱们不是去接什么人。

司机从镜子里看着他。毒品也不行，他说。

不是毒品。

司机等着他往下说。

我去取一个皮箱。是我的。你想的话到时候可以打开看看。没有任何非法的东西。

我可以打开看看。

当然，你可以。

但愿你不是在耍我。

不会的。

我喜欢钱，但我更喜欢待在监狱外面。

我自己也是这样，莫斯说。

他们沿着公路慢慢地向大桥那边开去。莫斯趴在前面车座的靠背上。我希望你把车停在大桥下面，他说。

好的。

我得把这个顶灯里的灯泡拧下来。

这条路二十四小时都有监控，司机说。

我知道。

司机把车停到路边，关掉引擎和车灯，从镜子里看着莫斯。莫斯把顶灯的灯泡取了下来，放在塑料灯罩里，越过座位递给司机，然后打开车门。我用不了几分钟就回来，他说。

那些芦蔗上面沾满了灰尘，芦秆生得密密麻麻。莫斯小心翼翼地从芦蔗丛中挤过去，手电筒拿在膝部，手掌半遮着灯口。

那个皮箱在矮树丛里直立着，完好无损，仿佛是有人刻意放在那儿的。他关掉手电筒，提起皮箱，盯着头顶上方的大桥桥孔，摸着黑往回走去。他走到出租车旁，拉开车门，把皮箱放在座位上，小心翼翼地上了车，关上车门。他把手电筒还给司机，向后靠在座位上。走吧，他说。

皮箱里是什么，司机说。

钱。

钱？

钱。

司机发动引擎，开上公路。把车灯打开，莫斯说。

他打开车灯。

多少钱？

很多钱。你把我送到圣安东尼奥要多少钱。司机想了想。你是说除了那五百美元。

对。

总共一千块怎么样。

全都算上。

对。

成交。

司机点了点头。那我手里这五百美元的另一半呢。

莫斯从口袋里掏出那些半张钞票，从车座上面递了过去。

要是移民警察拦住咱们怎么办。

他们不会拦咱们的，莫斯说。

你怎么知道？

这一路上还有的是破事儿等着我处理呢。这点小事绝对难不倒我。

但愿你是对的。

相信我吧，莫斯说。

我最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司机说。真的不喜欢。

你以前说过这句话吗？

当然。我说过。所以我才知道它什么用都没有。

当夜，他住在了小镇西面90号公路边上的一家罗德威旅馆，第二天早上，他下楼去拿了一份报纸，然后又费劲地回到他的房间。他没法从经销商那里买枪，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但是他可以通过报纸买到一支，他确实买到了。一支Tec-9冲锋枪，两个特制弹匣与一盒半子弹。卖家把枪送到他的房间门口，他付了现金。他把枪拿在手上翻看。做过磷化防锈，泛着绿色。半自动的。你最后一次用它开火是什么时候？他问。

我从没用它开过火。

你肯定它能开火吗？

为什么不能？

我哪儿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

那人离开后，莫斯走出房间，来到旅馆后面的林中空地，胳膊下面夹着一只旅馆里的枕头，他用枕头捂住枪口，开了三枪，然后站在寒冷的阳光下，看着羽毛飘过那片灰蒙蒙的灌木丛，同时想着他的人生，已经过去和即将来临的事情。之后，他转过身，慢慢地走回旅馆，那只有着焦黑弹孔的枕头被丢在了地上。

他在大堂里休息了一下，然后爬上楼梯，回到他的房间。他在浴缸里洗了个澡，然后照着卫生间的镜子看了看他后背靠下那里的伤口。看起来非常狰狞。两个弹孔里都插着排脓管，他想把它们拔出来，但还是没有拔。他把胳膊上的护创贴拉开，看了看子弹在那里划出的深沟，然后用胶带把它重新粘好。他穿上衣服，往牛仔裤后袋里又塞了一些钞票。他把手枪和弹匣全都放进皮箱，合上箱盖，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提起皮箱，走出房间，下了楼梯。

在北百老汇街上的一个停车场，他买了一辆一九七八年出品的福特皮卡，四轮驱动、460马力，他付了现金，在办公室拿到所有权证，把它放进手套箱，开走了。他把车开回那家旅馆，结了账，随即离去，那把Tec-9放在座位下面，那个皮箱和他装衣服的提包则放在副驾下面的踏垫上。

在通往伯尼的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有个姑娘正等着搭便车。莫斯把车停到路边，揿了揿喇叭，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她跑了过来，蓝色尼龙旅行背包挎在一侧的肩膀上。她爬上卡车，看着他。十五六岁的样子。红头发。你最远要去哪儿？她说。

你会开车吗？

当然。我会开。不会没有手动挡吧？

有。下车，绕到这边来。

她把背包放在副驾上，下了车，从前面绕过来。莫斯把那个背包推到踏垫上，然后慢慢地挪了过去。她上了车，发动，驶上了州际公路。

你多大了？

十八。

胡扯。你跑出来干什么？不知道搭便车很危险吗？

哼，我当然知道。

他摘下帽子，放在身旁，接着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不要超速，他说。要是你害得咱们被警察拦住，你和我可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没问题。

我是认真的。你要是超速，我就立马把你踹到路边去。

好啦。

他想睡一会儿，可是睡不着。伤口痛得厉害。没过一会儿，他坐起身，从座位上拿起帽子，戴上，看了看时速表。

能问你个事儿吗？她说。

问吧。

你是通缉犯吗？

莫斯在座位上挪了挪，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车外的公路。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因为你刚才说过的那些话。被警察拦下来之类的。

如果我是呢？

那我想我应该立马下车。

你可没这么想。你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处境。

她用眼角余光看了看他。莫斯看着车外闪过的乡野。要是你跟我混上三天，他说，我说不定会带着你去抢加油站。可别耍什么花招。

她冲他摆出一个似笑非笑的滑稽表情。你就是干这个的？她说。抢加油站？

不是，我不是非干这个不可。你饿吗？

我还好。

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

我不喜欢别人一上来就问我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

好吧。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吃的？

从我上车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没错。下一个路口就下高速。应该还有四英里。另外，把座位下面的机枪递给我。

贝尔开着车缓缓地驶过拦畜沟栅，从车上下来，关上大门，又回到卡车上，开过牧场，把车停在水井旁边，从车上下来，走到蓄水池那里。他把手伸进水里，掬起满满一捧，又让它流走。他摘下帽子，用湿手捋捋头发，抬头望了望风车。他望着那些黑乎乎的椭圆形叶片在被风吹得倒伏的枯草丛上缓缓地转动。他的脚下有一个低矮的木制小脚轮。他就站在那儿，把帽檐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转了转。一个人刚埋完什么东西时的站姿可能就是这样。我真的是什么都他妈的不知道啊，他说。

到家的时候，她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他把钥匙丢进厨房抽屉里的皮卡模型里，走到水槽前面洗了洗手。他的妻子把一张纸放在吧台桌上，他站在那儿看着它。

她有没有说她在哪儿？这个电话号码是得克萨斯西部的。

她只说了她是卡拉·琼，然后留了这个号码。

他走到餐具柜旁边，拨了电话。她和她的祖母住在埃尔帕索郊外的一家汽车旅馆。我需要你告诉我一些事情，她说。

没问题。

你的话靠得住吧？

当然，靠得住。

对我也是？

我得说，尤其是对你。

他可以从听筒里听到她的呼吸。还有远处车辆驶过的声音。

警长？

说吧，太太。

如果我告诉你他从什么地方打过电话，你能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吗。

我可以保证他不会受到来自我的伤害。我可以做到这点。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好吧。

那个家伙坐在一张用铰链连在墙上的小胶合板折叠桌前面，在便笺本上写完，摘下耳机，放在面前的桌上，两只手向后捋了捋脑袋两边的黑发。他转过身，向拖车房的尾部看去，那里，另外一个人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准备好了吗？他说。

那个家伙坐起来，双腿一摆，踩到地板上。他在那儿坐了一分钟，然后站起身，走到前面来。

弄到啦？

弄到啦。

他从便笺本上撕下那页纸，递给他，他看了看，折起来，塞进自己的衬衣口袋。然后，他伸手打开厨房里的一个壁橱，拿出一支涂成迷彩色的冲锋枪和一对备用弹匣，推开门，向停车场走去，顺手关上房门。他穿过铺石路面，走到一辆黑色的普利茅斯梭鱼车旁边，拉开车门，把那支冲锋枪扔到另一边的车座上，俯身钻进去，关上车门，发动引擎。他让节气阀响了两声，然后把车开上沥青路面，打开车灯，换到二挡，大个的后轮胎受力，摆了摆尾，轮胎嘎吱作响，冲上了公路，身后留下一股橡胶味的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