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挺早，说不准几点钟，但也不会太晚。我不喜欢根本不困就躺到床上，就打开手提箱取出一件干净的衬衫，进浴室洗了一下后换上。我该干吗呢？我想到可以下楼去看看“薰衣草厅”里有他妈什么好玩的。这家旅馆里有间夜总会，名叫“薰衣草厅”。 换衬衫时，我他妈差点要给我的小妹妹菲比打个电话。我真想跟她通电话，跟她这么一个懂事的人。可我不能冒这个险，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子，根本不会起床接电话，更别说到电话机旁边了。我想我可以在听到是我爸或我妈接电话时就挂断，不过那也不行，他们会知道是我打的。我妈不管怎么样都会知道是我打的，她能未卜先知。不过没说的，我真想跟菲比这丫头聊聊天。 你应该见见她，你这辈子都不会见到哪个小孩儿像她这样，又漂亮又聪明。她真的很聪明，我是说上学以来，她得的全是A。事实上，我在我们家最笨。我哥D. B．是个作家，我弟弟艾里——就是死去的那个，我跟你说过——是个奇才。比较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实打实的笨蛋。你真该见见菲比这丫头。她的头发颜色偏红，有点像艾里的，夏天时剪得很短，那时候她会把头发拢在耳后。她的耳朵长得小巧玲珑。不过到了冬天，她就把头发留得很长。我妈有时给她扎辫子，有时不扎，那样也很好看。她才十岁，长得很瘦，像我一样，可是她瘦得好看，是溜冰女孩的那种瘦。有次我隔着窗户看她穿过第五大道去公园，她就那副样子，像溜冰女孩那样苗条。你会喜欢她的，我是说如果你跟菲比丫头说什么事，她总是能准确理解你的意思。我是说你甚至可以带她去任何地方。比如说，如果你带她去看的是一部糟糕的电影，她能看出它糟糕。如果你带她去看的电影很好，她也会知道电影很不错。D. B．和我带她去看过一部法国电影——《面包师的妻子》，雷米主演，她喜欢得要命。可她最喜欢的，还是《三十九级台阶》，罗伯特·多纳特主演。她对这部破电影记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带她去看过十遍左右。比如说，当多纳特从警察那儿逃脱，进入一间苏格兰农舍后，菲比会大声跟着电影说话，就是里面那个苏格兰人说“你能把鲱鱼吃完吗？”时。她记住了电影里的每一句对白。当里面的教授——实际上是个德国间谍——向多纳特举起他那根中间关节少了一块的小指时，菲比已经比他抢先伸出手指——她在黑暗中向我举起她的小指，就在我面前。她很不错，你也会喜欢她的。不过她唯一的毛病，是偶尔过分热情，对一个小孩儿来说，感情太丰富了，真的。她还会做别的事，一有空就写书，只是都没写完，全是关于一个名叫黑兹尔·韦瑟菲尔德的小孩儿，菲比却拼写成哈兹·韦瑟菲尔德。此人是个女侦探，按说是个孤儿，不过她爸经常出现，总是“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二十岁上下”，让我乐死了。菲比这丫头，我向上帝发誓，你会喜欢她的。她甚至一丁点儿大时，就已经很聪明了。我和艾里以前经常带她去公园玩，特别是在星期天。艾里有艘帆船模型，经常星期天带到公园玩，我们就经常也带菲比丫头去。她戴着白手套，走在我们俩中间，大小姐似的。我和艾里随便聊起什么时，菲比这丫头一直在听。有时我们会感觉不到她在旁边，因为她太小了，但是她会让你知道她在旁边。她老是打断我们的话，把我或是艾里推一下问：“谁？谁说的？是鲍比还是那个小姐？”我们就会告诉她是谁说的，她会“噢”一声，然后继续听我们聊天。艾里让她给迷死了，我是说艾里也很喜欢她。她现在十岁了，不再是个丁点儿小孩儿。可她还是让谁都喜欢得要命——反正有点脑子的都会。 总之，她是那种你总想跟她在电话里聊天的人，可我很担心是我爸或者我妈接的电话，那样他们就会发现我在纽约，而且被潘西开除了等等。所以我只是穿上衬衫，收拾好后就坐电梯下到大堂看看。 除了几个像是拉皮条的家伙和婊子样的金发姑娘，大堂里几乎别无他人，但是听得到“薰衣草厅”里有乐队在奏乐，我就进去了。里面人不是很多，但他们还是给我找了个糟糕的位子——在最后边。我应该拿一块钱在领位侍者的鼻子下面晃晃。在纽约，乖乖，钱真能通神——这可不是开玩笑。 乐队很臭，是巴迪·辛格的乐队，铜管乐味道很重，但不是好的铜管乐——而是过时的那种。里面很少有我这样岁数的人，事实上我这样的一个也没有，主要是那些带着女朋友、一副人前炫耀模样的老头儿，只有邻桌那里坐着三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们都长得很丑，戴的帽子让人一看就知道她们不是真正的纽约人，其中一个倒不算太差，金发的那个。她有点儿可爱的样子，就是金发那个，我就暗暗用眼神撩她。但就在那时，侍者过来问我点什么。我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并跟他说别混起来。我说得很利索，因为如果你哼哼唧唧地点，他会觉得你不足二十一岁，不卖给你可以晕乎一下的烈酒。可我在他那儿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对不起，先生，”他说，“您有没有能证明年龄的证件？也许您带了驾驶执照？” 我冷冷地瞪着他，就好像他他妈极度侮辱了我。我问他：“我看着像不到二十一岁吗？” “对不起，先生，但是我们有我们的——” “好了，好了，”我说，我琢磨那就他妈算了，“给我拿杯可乐吧。”他转身要走，我又把他叫回来。“你就不能往里面少掺点儿朗姆酒什么的？”我问他，语气很亲切，“我不能坐在这种俗气地方不让自己晕乎一下，你就不能往里面掺点儿朗姆酒什么的？” “很抱歉，先生……”他说着撂下我走掉了，我没跟他争执。他要是被抓到卖酒给不到年龄的年轻人，就会丢饭碗，而我他妈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我又开始跟邻桌三个巫婆样的女人递眼神，就是长着金色头发的那个，对另外两个那样，完全是饥不择食的缘故。但我表现得还不算很下流，只是冷冷地瞟她们三个人而已。她们怎么样呢？我那样看她们时，她们只是蠢蛋似的咯咯傻笑，大概觉得我太小了，不该跟人瞄来瞄去，我真他妈气坏了——本来别人还会觉得我想娶她们还是怎么样呢。她们那样取笑过我之后，按说我应该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可麻烦的是当时我想跳舞。有时候我很想跳舞，那会儿就是。这么着，我突然侧过去一点说：“你们哪位想跳舞吗？”我说得并不粗鲁，事实上彬彬有礼的，可是真他妈的，她们觉得我那样说是紧张过度，咯咯笑得更厉害了。我不是开玩笑，她们真的是三个蠢蛋。“来吧，”我说，“我跟你们一个一个跳，好吗？怎么样？来吧！”我当时真的想跳舞。 最后，还是那位金发女郎站起来跟我跳舞，因为都看得出我其实只是邀请她。于是我们两人就走到舞池那儿，另外两个丑八怪简直要笑出毛病。当时我肯定对她们冷冰冰的，才懒得搭理她们呢。 不过还算值得，那位金发女郎算是个跳舞好手。在跟我跳过舞的女孩儿里头，她算是跳得最棒的之一。我不是开玩笑，有些蠢不可及的女孩儿跳起舞来真能让你目瞪口呆。要是跟一个聪明的女孩儿跳舞，有一半的可能，她会领着你在舞池里跳来跳去，要么跳得很糟糕，那最好还是跟她坐着一起喝醉算了。 “你跳得真好，”我告诉这位金发女郎，“你应该专门干这行，我不是开玩笑。我有次跟职业跳舞的一起跳，她跳得只有你一半好。你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和米兰达？” “什么？”她问我。她根本没听我说话，眼睛只是扫来扫去。 “我问你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和米兰达？” “我说不上来，没有，我说不上来。” “唔，他们是跳舞的。就说那个女的吧，她不太红。虽然她该会跳的全会，可还是不怎么红。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儿是真正的跳舞高手？” “你说什么？”她问我。她根本没听我说话，不知道她的心思正在这间舞厅的哪儿转悠呢。 “我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儿是跳舞高手？” “嗯——嗯。” “哎，就像我这样，把手放在她背上，如果我感觉不到手下面有屁股、腿、脚，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她就是个跳舞高手。” 可她没听，我也半天没跟她说话，我们只是跳舞。天哪，这个糊涂蛋女孩舞跳得可真好。巴迪·辛格跟他的烂乐队在演奏《就是那种事》，这首曲子尽管让他们糟蹋得不轻，可是毕竟还剩了点儿味道，这是首很棒的曲子。跳舞时，我没玩什么花样——我最讨厌那种在舞池里卖弄万般花样的人——可我带着她跳舞移动的范围也不小，她一步都没落下。好笑的是，我以为她也喜欢，直到她突然迸出一句：“我跟朋友昨天晚上看见彼得·洛尔了。”她说：“就是那个电影演员，他本人。他当时在买报纸，挺可爱的。” “你们运气不错，”我告诉她，“你们真的是，知道吗？”她真是个蠢蛋，可是舞也跳得真好。我实在忍不住，就在她的笨脑袋顶上轻轻亲了一下——你也知道——就在主管愚蠢的那块上，可是那样做让她生气了。 “嗨！你什么意思嘛？” “没什么，没什么意思。你舞跳得真好。”我说，“我有个小妹妹，上他妈四年级。你跳得跟她不相上下，她可以说是古往今来跳得最好的。” “说话注意点儿，好不好？” 乖乖，遇到淑女了。天哪，她是个女王。 “你们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可她没答话，我想她正忙着眼睛扫来扫去，看彼得·洛尔老兄来了没有。 “你们从哪儿来的？”我又问她。 “什么？”她说。 “你们从哪儿来的？不想说算了，我也不想让你紧张。” “华盛顿州西雅图。”她说。她能告诉我，算是给了我很大一个面子。 “你真够健谈的，”我告诉她，“你知道吗？” “什么？” 我就此打住，反正她也理解不了。“他们来支快曲子的话，我们跳点儿吉特巴好不好？不是那种过时的，不用蹦起来还是怎么样——而是优雅轻松的。如果是快曲子，那些老头儿和胖子都会坐下，够地方，好不好？” “我无所谓，”她说，“嗨——你究竟多大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来气了。“天哪，你就别扫兴了。”我说，“我十二岁，岂有此理，我长得老成点儿。” “听着，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她说，“你再这样跟我说话，我就去跟我的朋友们坐一块儿，你也知道。” 我一道歉就道个没完，因为那时乐队奏起一支快曲子。她跟我跳起了吉特巴——不过特别优雅轻松，不显得俗气。她真的很棒，只需要搭着她就行了。转圈时，她小巧的屁股扭来扭去，好看至极。说真的，她完全迷住了我。到我们坐下时，我快爱上她了。女孩儿就这样，每次她们做出什么漂亮事，虽然她们长得未必很顺眼，要么甚至有点儿蠢，可你还是几乎要爱上她们，从来是他妈找不着北的感觉。女孩，天哪，她们能让你疯掉，真的。 她们没邀请我坐到她们那张桌去——主要是因为她们太无知了——不过我还是去她们那边坐下了。跟我共舞的金发女郎叫伯尼斯什么的——姓克莱布斯或是克雷布斯，另外两个样子丑的名叫马蒂和拉弗内。我告诉她们我叫吉姆·斯蒂尔，只是他妈的觉得好玩。后来我就试着跟她们进行稍微有点儿层次的聊天，但实际上不可能，除非强迫她们。我简直分不出她们三个里头谁最蠢。她们三个人的眼睛都在这间破厅里扫来扫去，好像在盼着随时会进来一大帮破电影明星。她们很可能以为那些电影明星到纽约后，只在“薰衣草厅”晃悠，而不是去斯托克夜总会或者“摩洛哥”那种地方。不管怎么样，我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才打听清楚她们在西雅图是干吗的。她们都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问她们是不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你又能指望这三个糊涂蛋能有什么像样的回答？我以为丑的两个——马蒂和拉弗内是姐妹，可是我问起时，她们觉得很受侮辱。看得出，她们谁也不乐意长得像对方，也不能怪她们，这事儿反正很好玩。 我跟她们都跳了舞——所有三个——轮流跳。那个长相难看的拉弗内跳得还不算太差，但是另一个，马蒂，差得简直令人忍无可忍，跟她跳，就好像拽着自由女神像跳舞。跟她拽来拽去跳舞，想得到一点儿乐趣，就只能找点儿乐子。我告诉她我刚才看见电影明星加里·库珀了，就在舞池那边。 “哪儿？”她问我——激动得要命，“哪儿？” “噢，你刚好错过了，他刚出去。我说的时候你干吗不看？” 她几乎停下来不跳了，目光开始越过众人的头顶到处看来看去，想找到他。“噢，真糟糕！”她说。我几乎伤透了她的心——真的。我因为跟她开这种玩笑，真他妈后悔得不得了，跟有些人开不得玩笑，即便是他们活该。 可是还有很滑稽的事儿呢。我们回到座位上后，马蒂这妞儿跟另外两位说加里·库珀刚走出去。乖乖，拉弗内和伯尼斯这俩妞儿听了几乎要自杀。她们全都兴奋起来，问马蒂有没有看到他。马蒂这妞儿说她只是瞥到了一眼，她让我乐死了。 酒吧那天夜里就要打烊了，我赶在打烊前，给她们每人买了两份酒，自己也又要了两份可乐。那张破桌子上放满了玻璃杯，一片狼藉。那个丑样的拉弗内一直跟我开玩笑，因为我只喝可乐，而她还挺有幽默感。她和马蒂喝的是杜松子果汁酒——在十二月中旬，真是岂有此理，她们根本不懂。金发女郎伯尼斯要的是波旁白兰地加冰，还真的干掉了。她们三个一直在用眼睛搜索电影明星，很少说话——彼此间也是。马蒂这妞儿说的话比另两位要多，但她总说着俗里俗气、令人生厌的话，就像称呼厕所为“小姑娘的房间”那种话，还觉得巴迪·辛格的乐队里那个又老又不中用的单簧管手很棒，在他站起来不冷不热地来段独奏时。她称他的单簧管为“甘草棍”，真够俗气的。另一位长相难看的拉弗内自以为说话很风趣，一直催着让我给我爸打电话，看他那天晚上在干吗。她还一直追问我爸有没有女朋友，问了四遍之多——没错，够风趣的。伯尼斯这妞儿，就是金发那个，几乎从不说话，每次问她什么话，她总要来一句：“什么？”这样过上一阵子，就会让人来气。 她们喝完酒后，突然三个人一起在我面前站起来，说是该睡觉了，第二天要一大早去看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的首场演出。我劝她们多待一会儿，可是她们不肯，我只好跟她们说再见。我说如果去西雅图，我会找时间去看她们，但我怀疑不会，我是说去看望她们。 包括香烟什么的，账单上的数额大概是十三块。我觉得她们至少应该表示一下嘛，要为我和她们坐到一起前她们喝的酒付账——当然我也不会让她们出，可是她们至少应该提一下。我无所谓，只是她们太无知，戴的帽子又那么难看，花里胡哨，还有什么要起早去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看首场演出的事，让我觉得没劲。如果有谁，比如说哪个女孩子戴着难看的帽子，一路来到纽约——天哪，是从华盛顿州西雅图来的——就为起早去看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的首场演出，这种事没劲儿得让我受不了。要是她们没告诉我那个，给她们三个买一百份酒我也愿意。 她们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薰衣草厅”，反正快打烊了，乐队已经收场好久。首先呢，这种地方差劲得要命，让人待不下去，除非跟一个舞跳得特别好的人在一起，要么侍者让你点真正喝的，而不是可乐而已。除非能买点烈酒来喝醉，或者跟一个让你神魂颠倒的女孩儿在一起，否则世界上没有一家夜总会能让人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