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倒塌了。在它们消失前，我从未听说过它们。我困惑地盯着电视，看着飞机撞向它们，那些我难以想象的高耸入云的建筑摇摇晃晃，然后轰然倒塌。爸爸站在我旁边。他刚从废料场回来。他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他从《圣经》的《以赛亚书》《路加福音》和《启示录》中选取关于战争和战争传言的熟悉段落，大声朗读。

三天后，十九岁的奥黛丽嫁给了本杰明——一个金发的农场男孩，是她在镇上当服务员时认识的。那是一场庄严而隆重的婚礼。父亲祈祷后得到一个启示：“将有一场冲突，一场争夺圣地的最后斗争。”他说，“我的儿子会被派去打仗，有的将一去不返。”

自从那晚卫生间事件后，我就一直躲着肖恩。他已经道了歉。当晚一个小时后，他来到我的房间，眼神呆滞，声音沙哑，恳求我原谅他。我说我会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但其实我没有。

在奥黛丽的婚礼上，望着身穿黑色西装的哥哥们，我的愤怒变成了恐惧，为注定失去他们而感到恐惧，于是我原谅了肖恩。原谅不难：毕竟，世界末日来了。

整整一个月，我屏息以待。但是没有征兵，也没有再发生袭击事件。天空没有变暗，月亮没有滴血。远处有战火的隆隆声，但山上的生活一如往常。爸爸说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但冬天来临时，我的注意力重归日常生活的琐事。

当时我十五岁，我感觉到自己正与时间赛跑。我的身体一直在变化，肿胀，鼓起，伸展，凸出。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停止生长，但它似乎不再属于我。它现在属于它自己，根本不在乎我对这些奇异的变化作何感觉，也不在乎我是否不再想当小孩，而想成为别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紧张又害怕。我一直知道我长大了会和哥哥们不一样，但我以前从未想过这意味着什么。现在我脑子里全是这个。为了理解这些差异，我开始寻找蛛丝马迹，而一旦开始找寻，我便发现它们无处不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帮母亲准备晚餐的烤肉。爸爸正脱掉鞋子，解开领带。我们从教堂出来后他就一刻不停地说话。

“洛丽的裙摆在膝盖以上三英寸，”爸爸说，“一个女人穿那样的裙子是想干什么？”母亲一边切胡萝卜，一边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话。

“还有珍妮特·巴尼，”爸爸说，“一个女人要是穿着低胸上衣，就不该弯下腰。”母亲表示同意。我回想珍妮特那天穿的蓝绿色衬衫，领口在锁骨以下一英寸，但很宽松，我想象着如果她弯下腰，里面会一览无余。想到这一点让我感到焦虑，因为虽然紧身衬衫会让珍妮特弯腰时更端庄，但紧身衣服本身就不正派了。正派女人从不穿紧身衣服，不正经的女人才会穿成那样。

我正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松紧程度的衣服才算合适，这时爸爸说：“珍妮特等着拿赞美诗集时弯腰让我看。她就想让我瞧呢。”母亲用牙齿发出不满的啧啧声，然后将一个土豆切成四块。

与之前不同，这一席话前所未有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常常会回想这些话，越想着它们，越担心自己会变成那种不正经的女人。有时我在家里几乎不敢动，留意着不要像那种女人一样走路、弯腰或蹲着。但从没有人教过我怎样弯腰才算端庄，所以我知道有可能我弯腰的样子也很糟糕。

我和肖恩去虫溪剧场为一出音乐剧试唱。首次排练时我见到了查尔斯，半个晚上我都在鼓足勇气试图和他说话。最终我说了，他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他爱上了赛迪。这虽不是理想结果，但倒让我俩有了共同话题。

我和肖恩一起开车回家。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怒视着路面，好像路得罪了他似的。

“我看见你和查尔斯说话了，”他说，“你不希望别人把你当成那种女孩吧。”

“长着嘴会说话的女孩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

第二天晚上，肖恩出乎意料地来到我房间，发现我正在用奥黛丽的旧睫毛膏刷睫毛。

“你现在也化妆了吗？”他说。

“是的。”

他转身就要离开，但在门口停下了。“我以为你比别人强，”他说，“没想到你和其他人一样。”

他不再用玩笑话叫我“小妹”。“我们走吧，鱼眼睛！”一天晚上，他从剧场对面喊道。查尔斯诧异地环顾四周。肖恩开始解释这个称呼的由来，于是我大笑起来——声音很大，希望能将他的声音淹没。我笑着，仿佛喜欢这个称呼似的。

我第一次涂口红，肖恩说我像个妓女。当时我正站在自己的卧室镜子前试着涂口红，肖恩出现在门口。他开玩笑一般说了那句话，但我还是将嘴唇上的颜色都擦掉了。之后，当晚在剧场，我注意到查尔斯盯着赛迪看，又重新涂上口红，看见肖恩的表情扭曲了。那晚开车回家的路上，气氛紧张。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我说我很冷，让肖恩把暖风调高点。他愣了一下，笑了笑，把所有窗户都放了下来。一月的寒风打在身上冰冷刺骨。我想将旁边的窗户摇上来，但他上了儿童锁。我请求他把窗户摇上。“我很冷，”我不停地说，“我真的真的很冷。”他只是大笑。整整十二英里路，他都咯咯笑着，仿佛这是一场游戏，仿佛我们都乐在其中，仿佛我没有冷得牙齿直打战。

我以为等肖恩甩掉赛迪，情况会有所好转。我说服自己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归咎于她，没有了她，他就不会那样做了。赛迪之后，他又和以前的一个女友艾琳交往。她年龄大些，不太愿意玩他的游戏。起初似乎我想得没错，他的情况有所改善。

后来查尔斯邀请赛迪共进晚餐，赛迪答应了，肖恩听说了此事。那天晚上我在兰迪的店里工作到很晚，肖恩来了，嘴里骂骂咧咧。我跟他一起离开，想法子让他平静下来，但没有成功。他在城里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四处寻找查尔斯的吉普，咒骂着，发誓说等找到那个浑蛋，就会“把他的脸揍个稀巴烂”。我坐在他的卡车副驾驶座上，听着发动机加速，看着黄线在引擎盖下面消失。我想起记忆中的哥哥，想起他以前的样子，以及我希望他成为的样子。我想起阿尔伯克基和洛杉矶，想起我们在其间州际公路上的旅行。

在我们俩中间的座位上放着一把手枪。肖恩不换挡时便拿起手枪抚摸，有时像个神枪手一样在食指上旋转手枪，让枪管反射着过往汽车的光亮，然后才将枪放回座位。

我醒来时脑子里有成千上万根针在扎，将一切都阻挡在外。然后它们消失了，我一时晕头转向，过了一会儿才弄清方向。

天色尚早，琥珀色的阳光从我卧室的窗户照进来。我站着，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两只手抓着我的喉咙，不停地摇晃着我。那些针是脑仁撞到头骨上产生的感觉。几秒钟之间我刚要琢磨一切的缘由，针又回来了，将我的思绪撕成碎片。我睁开眼睛，只看见道道白光。我依稀听到一些声音。

“贱人！

“妓女！”

另一个声音传来。是母亲。她在哭。“住手！你会要了她的命的！给我住手！”

她一定抓住了他，因为我感到他的身体在挣扎。我倒在地上。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和肖恩正面对面站着，母亲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烂的浴袍。

我被猛地拽起身来。肖恩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和以前一样的招数，揪住紧贴头皮的一撮，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将我拖进门厅。我的头紧压在他的胸口。我跌跌撞撞，只看见飞速掠过的地毯。我的头怦怦直跳，喘不过气来，但我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接着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是疼痛的泪水，我对自己说。

“现在这个婊子知道哭了，”肖恩说，“为什么哭？是因为被人看出来你是个荡妇吗？”

我努力看向他，寻找他脸上属于我哥哥的那一副面孔，但是他把我的头推向地面，我摔倒了。我挣扎着爬起来。厨房在旋转；我眼前飘着奇怪的粉色和黄色斑点。

母亲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抽泣。

“我看透你的本质了，”肖恩说着，眼神狂乱，“你假装圣洁虔诚，但我看透了你。我看见你像个妓女似的和查尔斯鬼混。”他转向母亲，观察这些话对她有何效果。她瘫坐在厨房餐桌旁。

“她没有！”母亲低声说。

肖恩仍然转向她。他说她不知道我撒了多少谎，不知道我是如何愚弄她，如何在家里扮演一个好女孩，到了城里却变成说谎的妓女。我慢慢向后门退去。

母亲叫我赶快开她的车离开。肖恩转向我。“你开车需要这个。”他说着，举起母亲的车钥匙。

“除非她承认自己是个妓女，否则哪儿都不能去。”肖恩说。

他抓住我的手腕，我的身体立刻进入熟悉的姿势，头向前，手臂绕在腰后，手腕可笑地弯曲。就像舞步一般，我的肌肉记住了这些动作并迅速抢了一拍。空气从我的肺里涌出，我努力弯得更深，尽可能减轻腕关节的疼痛。

“说。”他说。

但我在想别的，想着过后的事。再过几个小时，肖恩就会跪在我床边，他将会非常难过。即便现在弓着背，我也知道会是这样。

“发生了什么？”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大厅楼梯间飘了出来。

我转过头，看见两根木栏杆之间露出一张脸。是泰勒。

肯定是我的幻觉。泰勒从不回家。想到这里，我放声大笑，发出尖利的咯咯声。一旦离开这个家，只有疯子才会回来。现在我的视线里出现了更多粉色和黄色的斑点，就好像我身处一个雪花水晶球。很好。这意味着我马上要昏过去了。对此我充满期待。

肖恩放开我的手腕，我又摔倒了。我抬起头，看见他的目光正盯着楼梯间看。这时我才意识到那真的是泰勒。

肖恩后退一步。他是趁爸爸和卢克离家外出干活才下的手，这样就没人能对他的体力提出挑战。碰上他的弟弟——没那么凶恶，但也自有其强大之处的弟弟——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发生什么事了？”泰勒又问。他眼睛盯住肖恩，慢慢走过来，像接近一条响尾蛇。

母亲停止了哭泣。她很尴尬。泰勒现在是局外人了。他已离家那么久了，已被归为不能分享我们秘密的一类人中。这件事我们也该向他隐瞒。

泰勒走上楼梯，朝哥哥走去。他紧绷着脸，呼吸很轻，并未流露一丝惊讶。在我看来，泰勒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以前也这么做过，那时他们还小，力量悬殊更大。泰勒不再向前，但目不转睛地怒视着肖恩，好像在说：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结束了。

肖恩开始小声说起我的衣服和我在城里做的事。泰勒挥挥手，打断了他。“我不想知道，”说完，他转身对我说，“走吧，离开这里。”

“她哪儿也不能去。”肖恩晃动着那串钥匙，又说了一遍。

泰勒将自己的车钥匙扔给我。“走吧。”他说。

我朝泰勒的车跑去，那辆车停在肖恩的卡车和鸡舍之间。我试图把车倒出来，但踩油门太用力，轮胎打滑了，沙砾飞溅。第二次尝试成功了。汽车迅速向后绕了一圈。泰勒出现在门廊时，我已经开上车道，准备冲下山。我摇下车窗。“别去上班，”他说，“他会到那里找你。”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肖恩不在。母亲在厨房调配精油。早上的事她只字未提，我知道我也不该提。我上床睡觉了，但几个小时后我仍没睡着，这时我听见一辆小皮卡轰鸣着冲上山坡。几分钟后，我卧室的门嘎吱一声开了。我听见灯啪的一声亮了，看见灯光在墙上跳跃，感受到他的重量压在我床上。我转过身来面对他。他把一个黑色天鹅绒盒子放在我旁边。我没有碰，他打开盒子，取出一串乳白色的珍珠。

他说他看清了我走的路子，那很不好。我在迷失自我，变得和其他女孩一样，轻浮，想要操纵别人，试图用外表去得到想要的东西。

我想到了我的身体，想到它发生的一切变化。我几乎不知道对它有何种感觉：有时我确实希望别人能注意它，赞美它，但我马上想起了珍妮特·巴尼，感到一阵厌恶。

“你很特别，塔拉。”肖恩说。

是吗？我想相信事实如此。泰勒几年前也曾说过我很特别。他给我读了《摩门经》里的一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孩子，善于察言观色。“这让我想起了你。”泰勒当时这么说道。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伟大的先知摩门，这一事实让我感到困惑。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先知，但泰勒告诉我，我让他想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之一。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可以相信自己：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先知们具有的东西，它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动摇的价值。

但现在，当我凝视着肖恩在我的墙上投下的影子，意识到我日渐成熟的身体，意识到它的邪恶，以及我想用它作恶的欲望，那段记忆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突然间，这种价值有了条件，似乎可以被拿走或浪费。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赐予。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我，而是让我变得身份模糊的表面上的约束和仪式。

我看着哥哥。那一刻，他似乎更成熟、更睿智了。他见过世面，领略过世俗的女人，所以我请求他，不要让我成为那样的女人。

“好吧，鱼眼睛，”他说，“我会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脖子瘀青，手腕浮肿。我头痛——不是脑袋里面痛，而是整个脑子痛，仿佛这个器官本身柔软脆弱。我去上班了，但早早回了家，躺在地下室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着疼痛结束。我躺在地毯上，感受着大脑怦怦直跳。这时泰勒发现了我，他斜靠在我脑袋附近的沙发上。见到他我并不开心。让泰勒看到我在家里被拽着头发拖着走，比这件事本身更糟糕。如果在让它继续下去和让泰勒回来阻止它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让它继续。显然我会这样选择。那时反正我马上就要昏过去了，然后很可能会把它忘掉。再过一两天，可能甚至会感觉它没有真实发生过，只是一个噩梦。再过一个月，只留下噩梦的回声。但是泰勒看到了，让这件事变得真实起来。

“你想过离开吗？”泰勒问道。

“去哪里？”

“上学。”他说。

我眼睛一亮。“我打算九月上高中。”我说，“爸爸不会乐意，但我想去。”我以为泰勒会感到高兴，但他一脸苦相。

“你以前也这样说。”

“我会去的。”

“也许吧，”泰勒说，“但只要你住在爸爸的屋檐下，他不允许，你就很难离开，很容易一年年拖下去，这辈子就去不成了。如果从高二开始，你还能毕业吗？”

我们都知道我做不到。

“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你觉得我需要离开？”

泰勒没有眨眼，也没有犹豫。“我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声音很轻，但他说这些话的感觉像是喊出来的。

“我能去哪儿？”

“去我去的地方，”泰勒说，“去上大学。”

我哼了一声。

“杨百翰大学接收家庭教育的孩子。”他说。

“我们是吗？”我说，“家庭教育的孩子？”我试着回忆最后一次看课本是什么时候。

“招生委员会除了我们告诉他们的，什么都不会知道，”泰勒说，“如果我们说你在家上学，他们会相信的。”

“我不会被录取的。”

“你会的，”他说，“只要通过ACT[21]，一个很烂的考试。”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第二天，我开车去城里的五金店，为卧室的门买了一把滑动螺栓锁。我将它放在床上，然后拿起从店里买的电钻，开始安装螺丝。我以为肖恩不在家——车道上没见到他的卡车——但是当我拿着电钻转过身来，他正站在我房间的门口。

“你在干什么？”他说。

“门把手断了，”我撒了谎，“风一吹门就开。这把锁便宜，但很管用。”

肖恩摸着厚厚的钢，我敢肯定他看得出来，锁一点儿也不便宜。我静静地站着，被恐惧和怜悯麻痹。那一刻，我恨他，想当着他的面呐喊。我想象他因为我的话和他的自我厌恶而一蹶不振的样子。即便在那时，我也明白事情的真相：肖恩比我更恨他自己。

“你用的螺丝不对头，”他说，“安在墙上和门上的螺丝需要长些。否则马上就崩掉。”

我们来到工作间。肖恩转悠了几分钟，拿着一把钢螺丝出来了。我们走回房间，他装上了锁，自言自语哼着歌，面带微笑，咧嘴时露出了乳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