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著名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1921年出版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之作《我们》，然而自作品发表以来，它一直没有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了理解这部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社会思考的延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16——19世纪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百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839年，它反映了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唯利是图的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H. Д.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 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相互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却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的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结果，这个城市里的人们都患上了一种“矛盾综合征”：想的是一样，说的是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在十月革命前（1916——1917）目睹了英国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扎米亚京写作《我们》，实际上是继续着他在写作《岛民》（1917）时期已经开始的思考，同时也是继续着俄国人传统的反乌托邦思考。当然，作为一个20世纪的思想先行者，他的思考范围绝不仅仅是苏联社会，而是在警惕地、批判性地审视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走向。扎米亚京1932年对《我们》的主题这样解释：“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社会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我们》写成于1921年。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社会弊症当时还在萌芽状态。与其说扎米亚京是在诽谤苏联社会，不如说是表明他由于对现代社会初见端倪的弊症的尖锐目力和思想预见力，对之后几十年可怕后果的不幸而言中。

二、同时，《我们》又是针对十月革命初年的空想社会思潮而发的。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常常援引扎米亚京对小说的解释，试图为之“说情”：《我们》不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又确实是对十月革命初年，特别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的一种反应。小说并没有去过多地展示科技进步对人类造成的“威胁”，而是把工业化和集权化绝对地联系起来（这在对比另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时格外明显）。小说思考的是关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人的个性权利和暴力、极权的矛盾问题。所以也可以说，在俄国长期专制制度的背景下，扎米亚京进行的首先是对民族命运的具体思考。

十月革命后，苏联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超经济的强制、政治上的集权来抵御国内外的强敌，战胜国民经济上的严重破坏，从而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统一。而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施行的暂时性的抹杀个性、集权化、强制性的措施被一些人（如无产阶级文化派）绝对化、理想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来歌颂，便成为一种荒谬的东西。这其中所隐藏的极大的危险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我们》的书名就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正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最典型、最基本的主题：

一切是我们，

在一切中是我们，

我们是火焰和胜利之光，

我们是自己的神灵、法官和法典。

（基里洛夫《我们》）

而另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加斯捷夫在《无声阶级文化》（1919年9——10期）上是这样描述机械化的集体主义未来的：

“标定的倾向不断扩大，成为工人运动的战斗形式：从无产阶级的罢工、怠工，到社会创造、饮食、住宅，以至整个个人私生活到美学的、智力的乃至性的需要。机械化的不仅是各种姿势，不仅是生产劳动的方法，而且还有日常生活的思维，这种机械化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相结合，使无产阶级的心理惊人地标准化起来……即使还没有国际语言，也有了亿万人拥有的国际化的姿势、国际化的心理模式。而正是这一点使无产阶级的心理具有惊人的无记名性，可以将个别的无产阶级分子任意视为a、b、c，或是325、075、0等等……继而这种趋向无形中使个性思维成为不可能，使之融于整个阶级的客观心理及其心理开关、接合系统中。……这种机械化了的集体主义的出现和个体性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具有无记名性，这就使这些复合性的集体运动接近于某些物质性的运动，在这些物质中，没有人的个性面目，有的只是均衡的、标准化的步伐、无表情的面孔、无感情的心灵。激情成为不能用呼喊和笑声，而要用压力计和计费器来衡量的。……我们在走向对事物、对机械化了的人群前所未有的客观性展示，我们在走向不知道任何个人隐私和柔情的、震撼人心的一览无余的壮美。”

加里宁在评价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的一首诗时曾这样说：“这里没有个体的‘我’的位置……这里只有一个多种面孔的无比大的不可计数的‘我们’。”对这样一种浑然一体的“我们”，另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权威A.波格丹诺夫给了画龙点睛的一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幅模式图中，“还有一个隐而未现却十分重要的一面。在他的集体背后……有一些看不见却可以感觉到的领导权威。”

于是，在这权威的领导下，

在噪音、闪光和轰鸣声中，

人和物有节奏地行进，

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号码和通行证。

所有的房子都呈正方块形，

住宅街道都方方正正，

人们都置身于立方体的房间中，

每个物体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运动中的使命……

这是著名的《我们》一诗的作者基里洛夫的又一首诗：《铁的救世主》。

至此，可以看出，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为扎米亚京塑造了《我们》中基本的形象体系、活动方式和生活场景，区别仅仅在于，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到美和善的地方，扎米亚京看到的却是丑与恶，是和他的人道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危险的前景。

三、《我们》的主题和艺术成就。

正如《我们》中的主人公Д-503所说的，“要想鉴别思想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只需给它滴上一滴强酸就行”。这就是把事物引导到极限。《我们》中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就在于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逻辑推向终点，从而对俄国社会革命家、俄国思想家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部日记体的悲剧小说描写的是经过“二百年大战”而建立起的“大一统国”。它几乎复写着前面提到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种种背景：围着绿色的高墙，头上是消过毒的天空，一切建筑都是玻璃铸成的。这里没有个人的隐私，没有个人的姓名，只有胸前的国家号牌。为了使每一个“号民”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以牺牲个性自由为代价而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在这里，舞蹈的美是因为它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而“诗歌就是为国家服务，就是实用”。千百万“号民”按照《作息条规》、《诚实号民义务条例》，同时起床、散步、进食、工作、睡觉，甚至性生活也服从统一的安排。总之，个性消失了，就像微小的“克”在“吨”面前那样无足轻重和必须服从。

而这种幸福境界——“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是需要暴力，需要威严的造福主的极权统治来维持的，需要他那无所不在的手——护卫局无所不在的监护和造福主的“钟形瓦斯罩”——极刑机器的惩治，当然，还有已经深入每个号民心中的护卫们的自我审查。

然而反叛仍然不会止息。女主人公I-330一伙筹划把准备去“解放”其他星球上处于“野蛮的自由状态”的生物的“一体号”飞船劫持到“绿色长城”之外（象征自由和自然）。日记的主人公，受着思索、失眠折磨的Д-503被确诊患病——“长出了心灵”，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术”，于是“头脑又空了、轻了”，“没有任何妨碍笑的东西了”，他自愿向造福主供出了“幸福的敌人”，包括自己心爱的女人。

小说中的造福主对幸福和暴力做了辩证的诡辩：人类一直想有人一劳永逸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幸福，然后用锁链把他们圈进这一幸福之中。而现在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于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辩解。在这里，扎米亚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来俄罗斯思想家始终思索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关于“天堂”抵不上“一个小孩的眼泪”的辩争，关于能否以对未来的允诺剥夺人们的真实权利的辩争，还有能否接受放弃个性和自由的幸福，能否去筑造一个幸福的蚂蚁窝的思考。

女主人公I-330以个性自由反抗极权主义的形象，表现了扎米亚京的思想。她不承认最后的革命，不同意有“终止了的”宇宙，她反对这种“精神上的熵”。她在造福主的酷刑中，坚韧沉默地望着造福主和木然傍坐的Д-503——自己的恋人和出卖者。她知道“绿色长城”正被打破，人与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消除，墙外的反叛仍在继续，人性中向往自由、爱情的“我”总是要说出自己的话来，即使如Д-503这样诚实的“号民”也会不由得“长出了心灵”来。教条的、划一的、极权主义的东西是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们》（1921）已经阐明了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文章中的观点，发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可能被扭曲的“危险信号”。

同时，《我们》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独特新颖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新。它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真，也不是象征主义地完全超越这个现实的世界。它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挚爱，既超越而又贴近这个世界，多维地、动态地看到这个世界的深层问题。于是，现实与幻想结合的画面，夸张、荒诞和隐喻的运用，就成为思考这个世界的必要手段。小说富有象征主义绘画般浓烈的感觉色彩。透过Д-503的心灵和眼睛折射出的世界，充满鲜明而意味深长的视觉性和感觉性。造福主暗如深洞的眼睛，I-330那火红的嘴唇，号民们蓝色的制服，出入于护卫局的身形如S的家伙……通过这些形象，作者打通了和读者灵犀相通的感觉通道。而扎米亚京独特的语言辛辣尖刻而又深邃幽默，的确不愧为高尔基所说的“俄罗斯语言的卓越大师”的称誉。

四、《我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能否认，《我们》的作者当年对苏维埃国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开禁是得到当年苏联“变革者”的支持的。他们也的确要用《我们》这锅老汤来煮自己的肉。

然而，应该指出，《我们》所抨击的，绝不是《共产党宣言》里所预言的那个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产物的共产主义，不是那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人们如果在《我们》中照见现实中某些相似的东西，从而认为它对现实的颠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应该说，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从小说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来说，它本应该成为促进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因素。正如扎米亚京当年说过的：“俄国现在没有敌视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革命是一位需要特别守护，要躲开哪怕只是一点点穿堂风的肺痨小姐。”这部小说创作于苏联建国之初（1921）而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前（1988），这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幸，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从世界文学史的层面来看，《我们》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个提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的压抑这个世纪性的主题，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和另两部流露出悲观情绪的反乌托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艺术上显现出坚韧的积极情调，表现出扎米亚京对“革命的辩证法”、对世界永远向前的坚定信念。

1932年3月扎米亚京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说：“人们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公鸡的波斯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于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自己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这种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1]

而在世界的一脚已迈进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人的个性呼唤着伸张的今天，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人和自然相敌对的现实，人性可怕的异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之后，再拉响《我们》曾试图发出的预见性的危险信号不会是亡羊补牢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为这部写于20世纪前叶而前瞻着整个世纪和更远未来的小说感到骄傲。它以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先锋性在20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文中《我们》的若干引文根据本书进行了统一。——编者）

【注释】

[1] 《世优》（沃罗涅什）1989年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