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小说

哲学与小说

在荒诞的稀薄空气中,所有这些维系着的生命,如果没有某种深刻而一贯的思想大力鼓舞,就不可能坚持下来。即使这样,也可能只是一种奇特的忠实情感。我们也见过一些意识挺强的人,在最愚蠢的战争中完成他们的任务,却并不觉得身处矛盾之中。那是因为什么也逃避不了。因此,支撑着世界的荒诞性,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幸福感。征服或游戏、数不胜数的爱情、荒诞的反抗,这些全是人在一场明知必败的战役中,向自己的尊严表示的敬意。

问题仅仅在于恪守战斗的规则。这种思想就是以滋养一种精神,曾经支持并继续支持一些完整的文明。大家并不否定战争。遭逢战乱,生死由天。荒诞就是如此:必须与之同呼吸,承认荒诞的教诲,寻出那些教诲的血肉之躯。在这方面,典型的荒诞快乐,就是创作。尼采说道:“艺术,唯独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根本不必因真理而死了。”

我力图描述,并以不同方式让人感受经验时,一种烦恼消亡之处,必定出现另一种烦恼。幼稚般寻找遗忘,呼唤满足,现在却没有回声。然而,让人面对世界站得住的那种绷紧的定力,促使人迎接一切的那种有条理的疯狂,给人留下了另一种狂热。在这洞天地里,要想维系自己的意识,确定哪些冒险,作品则是唯一的机会。创作,就是活两次。那个普鲁斯特焦躁不安,摸索寻找,那么细腻集中地描述鲜花、壁毯和惶恐心情,也并没有任何别的含义。与此同时,普鲁斯特的创伤,比起演员、征服者以及所有荒诞人,在他们生命的每天都持续不断而不可估量的创作来,也没有更多的意义。所有人都试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现实,即他们的现实。最终我们总能拥有我们人生的真相。对一个背离永恒的人来说,整个人生,不过是一种戴上荒诞面具过度的模仿。

这些人首先就心中有数,然后竭尽全力跑遍,扩展并丰富他们刚刚登临的无前途的小岛。但是,必须首先了解清楚。因为,荒诞的发现有个暂停时间段,碰巧未来的激情正在形成并确立下来。人即使没有福音,也有他们的橄榄山[1]。他们在自己的橄榄山上,也同样不能睡觉。对荒诞人来说,问题不再是解释乃至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一切都始于富有洞察力的冷漠。

描述,这是一种荒诞思想的最后雄心。科学也抵达了自身悖论的终点,不再推荐什么,而是停下来静观,绘制现象始终原初的景象。心灵就这样豁亮了,明白我们面对世界的容貌满怀的冲动,并不是来自世界的深度,而是来自世界面貌的多样性。没有必要解释,但是留下了感觉,随着感觉还有不断的呼唤,召来一个在数量上取之不尽的宇宙。人们就在这里认清艺术作品的地位。

艺术作品既标志一种经验的死亡,也表明这种经验的繁衍,好似由世界组合好了的主题激情而单调的重复:躯体、神庙门楣上层出不穷的形象、形状或色彩、众多或匮乏。因此,在创作者绚丽而稚拙的天地里,尽数找出本论著的重要主题,也不是无所谓的事。人可能走进误区,从中看到一种象征,以为艺术作品终究可以认作荒诞的庇护所。须知艺术作品本身,也是一种荒诞现象,仅仅在于描述荒诞,并不能给精神痛苦打开一条出路,反而是这种痛苦在一个人全部思想中回响的一种征象。不过,艺术作品破天荒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置于别人面前,不是为了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指明人人都踏上的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在荒诞推理的时间段,创作追随着冷漠和发现,标明荒诞激情冲起之点,正是推理停止之处。创作在本文中的地位,就这样名正言顺了。

只要揭示创作者和思想家共有的几个主题,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就能重新发现思想进入荒诞所遇到的所有矛盾。其实,主要还是他们共同的矛盾,而不是相同的结论促成他们智力的亲缘关系。思想和创作均如此。几乎无须我讲,正是同一种烦恼促使人采取这些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态度起步时都大同小异。然而,从荒诞出发的所有思想,我却极少见到有坚持得住的。正是从那些思想的差距和不忠的程度上,我才更好地衡量出只属于荒诞的成分。与此同时,我也难免自问:一件荒诞作品能创作出来吗?

从前艺术和哲学之间相对立的那种裁断,如今不会有人过分强调了。如果要过分认真地去解读,那么可以肯定,那种裁断是错误的。如果只想说这两套系统各有特殊的环境,那无疑就说对了,但是也太空泛。一方面,哲学家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中间”;而另一方面,艺术家“面对”自己的作品,这两者之间所引起的矛盾,则是唯一可接受的论据。不过,这只适用于艺术和哲学的某种形式,而在这里我们认为是次要的。脱离创作者的艺术构思,不仅过时了,而且还是虚假的。

应当指出,从来没有哪位哲学家创立学说有好几个体系,而艺术家则不然。但是,此话不虚,仅仅指这种情况:任何艺术家从不同的面貌,也向来只表现一种东西。艺术瞬间的完善、不断更新的必要性,这仅仅是偏见造成的事实。因为艺术作品也是一种构造,而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显得单调。艺术家堪比思想家,以同样资格介入自己的作品,在作品中实现自我。这种渗透提出了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此外,以不同的方法和对象来区分,在那些确信精神目标的一致性的人看来,是最徒劳无益的事了。人为了理解和爱而设定的学科门类之间,其实并没有界限,彼此相互渗透,又因同样的焦虑而混同难辨。

一开始就必须说明这一点。为了创作出一部荒诞作品,思想务必以最清醒的状态参与进来。然而,与此同时,思想也绝不可以在作品中显山露水,顶多作为统筹安排的智力。这种反常现象用荒诞解释得通。艺术作品诞生于智力放弃具体推理,标志着物质世界的胜利。正是清醒的思想激发作品,但是就在这种创作行为中又舍弃了自我。清醒的思想不会受到诱惑,就给描述外加一层明知不合情理的更深意义。艺术作品体现了智力的一种悲剧,但只是间接地成为智力悲剧的证据。荒诞作品要求艺术家必须意识到这些局限,艺术中具体描述别无深意,只表现自身。荒诞作品不能成为一种人生的目的、意义和慰藉。创作或者不创作,改变不了什么。荒诞的创作者并不执着于自己的作品,可以放弃创作,有时也确实放弃了。有一个阿比西尼亚[2]就足够了。

在这里同时可以看到一条美学规则。真正的艺术作品总合乎人性的尺度,本质上是“少”说的作品。在一个艺术家的总体经验和反映这种经验之间,在《威廉·迈斯特》和歌德的成熟时期之间,总有某种关系。如果作品硬要把全部经验置于一种解释文学的花边纸上,那么这种关系就很糟糕。如果作品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闪耀着凝聚在内里无所限制的光芒,那么这种关系就很好。在头一种情况,那是负荷过重并奢求永恒。在第二种情况,作品则格外繁丰,只因经验尽在不言中,读者能推测出丰富性。对于荒诞的艺术家,问题就在于获得胜过处世之道的生活本领。总之,伟大的艺术家身处这种环境,首先就要成为人生的大行家,懂得活在世上,既是体验又是思考。因此,作品能体现出一种智力的悲剧。荒诞的作品表明思想放弃了自身的威望,甘愿只充当智力,彰显表象,用大量形象覆盖住没有道理的事物,如果说世界明明白白,艺术则不清不楚。

这里不谈形式艺术或色彩艺术:在那些艺术中,唯独描绘占统治地位,以谦虚姿态显示其流光溢彩。[3]表达始于思想结束之处。那些两眼空洞的年轻人[4],充斥于神庙和博物馆,而世人将他们的哲学化作行为。在一个荒诞人看来,这种哲学的教益,比所有图书馆加在一起还要大。换个角度看,音乐也是如此。如果说有一种艺术剥离了教导,那恰恰是音乐。这种艺术同数学太相近了,难免不借用数学的无动机性。精神自娱的这种游戏,遵循适度约定的规则,在我们这个有声的空间里进行,振波突破这个空间,汇合而成为一个非人的天宇。绝没有更纯粹的感觉了。这些事例俯拾皆是。荒诞人将这些形式和悦耳的音韵视为己出。

不过,我要在这里谈论一种作品:其解释的意图一向最大,由自身生成幻想,而结论几乎百发百中。我指的是小说创作。我也心生疑虑,荒诞在小说的创作中能否坚持得住。

思想,首先就是想要创造一个世界(或者界定自己的天地,这是一码事)。创造的起点就是将人与其经验分离的根本矛盾,进而沿着人怀旧的思路,找到一块融洽的领地,一个由理性掌控的,或者由类似理性的东西照亮的宇宙,从而解决这种难以容忍的分离。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同样是个创造者。哲学家有自己的人物、自己的象征以及自己的隐秘行动,还有自行安排的结局。反之,小说则走到诗歌和随笔的前头,不管表象如何,也只是显示艺术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智能化。一定得搞清楚,这里特指最伟大的小说家。一种体裁的丰富性和伟大的程度,从其所包含的糟粕往往能衡量出来。坏小说的数量不应当让人遗忘最优秀作品的伟大。最佳小说恰恰载有各自的宇宙。小说自有小说的逻辑,也自有推理、直觉和公设,小说也同样要求明晰。[5]

上文提及的传统对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更加不合理了。那是在容易拆分哲学及其作者的时期,这种对立才大行其道。如今,思想不再扬言囊括世界了,而思想最出色的历史,恐怕就是反省痛悔史了。我们也知道,行得通的体系,并不同它的作者分离。《伦理学》[6],从其自身的某个方面看,不过是一部冗长而苛刻的自白而已。抽象的思想终于回归血肉之躯的依托。同样,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的安排,就更加符合一种观看世界的要求。作者不再讲“故事”了,而是创造自己的世界。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亦即命题作家的对立面。这里只列举几位,诸如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

不过,他们选择了用形象,而非用推理写作,这恰恰透露出他们有某种共同的思想,即确信任何解释的原则都用不上了,还坚信感性的表象含有教育的信息。他们认为作品既是一种终结,又是一场开端。作品是一种往往不做解释的哲学的成果,是这种哲学的例证和图式。然而,要有这种哲学言外之意的补充,作品才算完整,也终于证实了一种古老主题的变调说法:少许思想使人远离生活,更多思想把人带回生活。思想不能把现实理想化,便止于模仿现实了。这里所指的小说,正是认识现实的工具:这种认识既相对,又取之不尽,酷似对爱情的认识。以爱情为题的小说创作既有初恋时的惊喜,又有无穷的回味。

至少是初始阶段,我承认小说具有这些魅力。但是我也承认,受屈辱的思想的这些精英有同样的魅力,随后我还得以旁观他们自杀。我所感兴趣的,正是了解并描写是什么力量,将他们拉回幻想的共同之路。因此在这里,为我所用的还是同一方法。这方法已经使用过,我的推理可以缩短,可以及时用一个简明的事例概括出来。我就是想知道,人义无反顾地接受生活之后,是否还能同样义无反顾地工作和创作,究竟是什么道路通向这些自由。我想让我的宇宙摆脱它的幽灵,仅仅布满我不能否定其存在的有血有肉的真实。我可以创伤荒诞作品,选择创伤的姿态,而不是迁就别种姿态。不过,一种荒诞的姿态,如若保持原本原样,就必须始终高度意识到自己的无动机性。作品就是如此。如果荒诞的要求没有得到尊重,如果作品没有反映分离与反抗,而是趋奉幻想并诱发希望,那就谈不上无动机了。我再也脱离不开作品了,我的人生可以从中找出一种意义:这未免可笑。作品再也不是那种超脱和激情的操练,以便消耗壮丽而无用的人生了。

在创作中,解释的诱惑力极大,创作者能够抵制吗?在虚假的世界里,对真实世界的意识又极强烈,我能否忠于荒诞而不趋附下结论的渴望呢?在创作最后的努力中,还要面对同样多的问题。我们已经明白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正是意识的最后顾虑,唯恐以最后一种幻想为代价,抛弃当初艰难的教诲。适合创作的东西,被认为意识到荒诞的人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也适用于向他提供的生活的各个类型。征服者或者演员,创造者或者唐璜,可以忘却如意识不到无理性的特点,他们就不可能进行生活的操练。人特别快就习惯了。人要生活幸福,就得想法儿赚钱,一生最大的精力、最好的时光,都集中在赚钱上。幸福置于脑后,采取的手段反而成了目的。这个征服者的全部努力,也同样要偏向野心,那不过是通往一种更伟大的生活之路。唐璜亦然,也将接受自己的命运,满足于这种只因反抗才显伟大的人生。对于征服者,那是自觉意识;而对于唐璜,则是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荒诞都消失了。人心里执着的希望太多了。一无所有的人,到头来也往往认同幻想了。出于安宁需要的这种认同,则是共存的孪生兄弟,于是就有了光明的神灵和泥塑的偶像[7]。不过,这是中间道路,通向必须找到的那些人的面孔。

迄今为止,倒是荒诞的要求所遭受的挫败,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要求是什么。同样,小说创作也像某些哲学作品那样,可能呈现相同的模糊性,只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就足够了。因此,我可以选择一部作品来阐明,这部作品汇聚了一切,标明了荒诞的意识,其发端就非常明确,氛围也非常清晰。后果对我们一定会有教益。如果荒诞在作品中未得到尊重,我们也能看出幻想是从什么途径潜入的。一个确切的事例、一个主题、创作者的一种忠诚,这也就足够了。只是同样的分析,这种分析已经详细做过了。

我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偏爱的一个主题。我本来还可以研究其他作品。[8]不过,研读这部作品,可以从崇高和感情的意义上,直接论述这个问题,就像论述前面谈及的存在思想。这种平行关系有助于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