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洛夫[9]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无不自行探问人生的意义。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现代人：他们不害怕出乖露丑。现代敏感性和传统敏感性的区别，就是前者浸淫于形而上问题，而后者浸淫于道德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个问题提得极其尖锐，只能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人的存在，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永恒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仅限于这样审视问题，那他就是哲学家了。然而，他却表现了精神的这种游戏在人生中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成为艺术家。这些后果，他抓住了最终的那个，即在《作家日记》中，他本人称之为的“逻辑自杀”。在1876年12月出版的那册中，他的确想象了“逻辑自杀”的推理。这个绝望者确信，对一个不相信永生的人来说，人生是一种十足的荒诞，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我的关于幸福的问题，既然是通过我的意识得到了回答：除非我身处宇宙万物的大和谐中，否则就不可能幸福，这显而易见，我设想不了，永远也无法设想的……

既然在这种秩序中，最终我得身兼起诉人和担保人的角色，身兼被告和法官的角色，既然我觉得，大自然排演的这出喜剧十分愚蠢，既然我接受参演甚至认为大失颜面……

我就以无可争议的起诉人和担保人、法官和被告的身份，判处这个大自然，大自然竟如此厚颜无耻，毫无顾忌，让我生于世上受苦——我就判处大自然与我同归于尽。[10]

这种立场还不失为幽默。这位自杀者终于自杀，只因在形而上的层面，他“恼羞成怒”。在一定意义上，他进行报复。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证明，别人“休想制伏他”。然而，我们知道，同一主题体现在基里洛夫，《群魔》中的这个人物身上，也是逻辑自杀支持者身上，其广阔性就达到令人赞叹的程度。工程师基里洛夫在某处明言，他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是他的理念”。我们完全明白，这个词要从本义来理解他是为了一种理念、一种思想准备轻生。这是高级自杀。随着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展开，基里洛夫的面具也逐渐揭开了，激励他的那种致命的思想也向我们展现出来。实际上，这位工程师照搬了《日记》的推理。他感到上帝必不可少，就应该存在上帝。可是他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高声说道，“要自杀，有这一条理由就足够啊!”这种态度在他身上，也同样引起一些荒诞的后果。他满不在乎，任由别人利用的自杀，为他鄙视的一种事业图利。“昨夜我就做出决定，这事儿对我无所谓了。”他终于准备行动了，那种心情混杂着反抗和自由。“我就要自杀，以便确认我的违抗、我这可怕的新自由。”不再是报复，而是反抗了。可见，基里洛夫是个荒诞人物——但对他自杀这一点，要有基本的保留。他本人也解释了这种矛盾，甚至同时透露了最纯粹的荒诞秘密。的确，他为致命的逻辑增添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雄心，赋予人物满足全部心愿的远景：他想自杀以便化为神。

推理具有一种传统性的明晰。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神。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应该自杀，因而基里洛夫必须自杀以便化为神。这种逻辑是荒诞的，然而，需要的就是这种逻辑。有趣的倒是给这尊降临大地的神明一种意义。这就等于澄清这一前提：“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这前提还相当模糊。重要的是，首先应注意到，高调宣示这种痴心妄想的人，确确实实属于这个世界。他每天早晨练体操，以保持健康的体魄。他看到沙托夫与妻子重逢的喜悦，也是感动不已。在他死后发现的一张纸上，他是想画一张向“他们”吐舌头的鬼脸。他幼稚而又易怒，激情满怀，很有条理，也非常敏感。方方面面，他都是个普遍人，唯独在逻辑和固定理念上，他是个超人。正是这样一个人，平心静气，谈论着他的神性。他没有疯，那么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疯了。看来，驱使他这样折腾的，并不是一种自大狂的妄想。而且这一次，咬文嚼字抠本义，就未免可笑了。

基里洛夫本人，就能帮我们更好理解了。他针对斯塔夫罗金提出的一个问题，明确说他讲的不是一个神人。他们可以认为这是有所思虑，要同基督区别开来。其实，他是要将基督归附自己。有一阵，基里洛夫确实想象，基督死的时候，“并没有回到天堂”。当时他已经了解，白白受酷刑，根本没有作用。工程师说道：“自然法则，使得基督生活在谎言之中，并且为一种谎言而死去。”仅仅在这种意义上，耶稣体现了人类的全部悲剧。他是个完人，亦即具体实现了最荒诞的生活状况的那个人。他不是上帝人，而是人神。我们每人都可以像那样，被钉上十字架，上当受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人神了。

由此可见，所谓的神性，不折不扣是人间的事。基里洛夫说道：“我花了三年时间，寻找我的神性的标志，还是找见了。我的神性的标志，就是独立性。”从此以后，我们就见识了基里洛夫式前提的意义：“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成为神，只要在这大地自由就行了，不再侍奉一个永生的存在物。自不待言，从这种痛苦的独立性中，尤其要得出所有后果。如果上帝存在，一切都听命于上帝，我们丝毫也不能违抗他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就由我们做主了。无论对基里洛夫还是对尼采来说，杀死上帝，自己就变为神了——这样，《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在人间就实现了。[11]

不过，假如这种形而上的罪孽就足以使人完善，那又何必徒增一项自杀呢？获得自由之后，为什么还要自杀，离开这个世界呢？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也十分清楚，他就补充道：“你若是感到这一点，你就是个沙皇，绝不会自杀，享尽荣华富贵了。”然而，人认识不到，他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正像在普罗米修斯那个时代，世人都满怀盲目的希望。[12]他们需要有人指路，他们离不开说教。出于对人类的爱，基里洛夫必须自杀。他责无旁贷，要给同胞兄弟指明一条艰难的康庄大道，而他将是头一个上路的人。这是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自杀。基里洛夫就这样牺牲了自己。但是，如果说他被钉上十字架，那也不会是上当受骗。他始终是人神，确信死亡并无前途，心中沉积着福音的忧伤。他说道：“我呢，实在不幸，因为我被迫要证实我的自由。”他死了，然而世人终于警醒，这个世界将遍布沙皇，无不被人的荣光照亮。基里洛夫的手枪一响，便是终极革命的信号。可见，促使他决心一死的并不是绝望，而是同胞对他本人的爱。一场难以描摹的精神冒险在血泊中结束之前，基里洛夫讲了一句：“一切皆善。”这是和人类痛苦同样古老的一句话。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种自杀的主题就是一个荒诞的主题。进一步论述之前，我们只想说明，基里洛夫还会活跃在其他人物的行为中，而那些人物又引出新的荒诞主题。斯塔夫罗金和伊凡·卡拉马佐夫，在实际生活中应用了荒诞的真理，正是基里洛夫之死解放了他们。他们试图成为沙皇。斯塔夫罗金过着一种“嘲弄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大家应该相当了解。他惹起周围的人仇恨。然而，这个人物的关键语，则出现在他的诀别信中：“无论什么，我也憎恶不起来。”他是沉浸在冷漠中的沙皇。伊凡不肯放弃精神的王权，同样成为沙皇。他兄弟这一类人用他们的生活证明，要信仰就必须自惭形秽，他就可以回敬他们，那种生活状况实在可鄙。他的关键语则是“随心所欲”，还带着合乎分寸的忧伤色彩。当然，他最终疯癫了，也像谋杀上帝的最著名的凶手尼采那样。不过，这还是值得一冒的风险，而面对这样悲惨的结局，荒诞精神的基本反应就是问一句：“这能证明什么呢？”

就这样，小说也同《日记》一样，提出了荒诞问题，小说确立了直至死亡的逻辑，也确立了激昂的情绪，“可怕的”自由[13]、变为人性的沙皇的荣光。一切皆善，随心所欲，世间万物皆不可憎恶：这些就是荒诞的判断。这些冰火双重人物，与我们如此亲近，该是多么神奇的创造啊!在他们心中轰鸣的那个冷漠的充满激情的世界，我们丝毫也不觉得骇人听闻。我们从中还能发现我们日常的焦虑。恐怕再也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善于将如此贴近我们又如此折磨人的魔力，赋予荒诞世界。

可是，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可以引用两段话，表明形而上的完全颠倒，引导作家揭示别的情况了。由于逻辑自杀的推理引起了批评家的一些异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随后推出的《日记》中，阐明了他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对人来说，相信永生至关重要(没有这种信念就可能自杀)，这是因为这种信念成为人类的常态。既然如此，那么毫无疑问，就必定存在人的灵魂的永生。”[14]另一段话，是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正当同上帝的这场大战结束之际，孩子们问阿辽沙[15]：“卡拉马佐夫，宗教说的是真的吗，我们死后还能复活，还能见面吗？”阿辽沙回答道：“当然了，我们还能见面，我们欢快地相互讲述所发生的一切。”

就这样，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和伊凡，全都战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终归得有个结论。阿辽沙的态度不像梅里金公爵[16]那样模棱两可。公爵是个病人，永远生活在当下，脸上总泛着笑意，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幸福安逸的状态，就是公爵所说的永生。阿辽沙则不然，说得更透彻：“我们还能见面。”再也不存在自杀和疯癫的问题了。既然确信永生和自己的快乐，还何必自杀呢？人用神性换取了幸福。“我们相互欢快地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就这样，基里洛夫的手枪，还在俄罗斯什么地方打响，然而世界还继续推动着它那些盲目的希望。世人并没有明白“这一点”。

可见，对我们讲话的并不是一位荒诞派小说家，而是一位存在派小说家。这里的跳跃，还是颇为感人的，赋予了启迪他的艺术应有的崇高性。这是一种动人的认同，杂糅着不确定而热烈的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这样写道：“贯穿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主要问题，正是我终生有意识或无意识深感痛苦的问题，即是否存在上帝。”真难以相信，一部小说就足以将一生的痛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快乐。一位评论者[17]准确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凡联手——《卡拉马佐夫兄弟》已确定的章节要他奋笔疾书三个月，而他所称的“渎神的部分”，在亢奋中用了三周就写成了。他笔下的人物，肉体中无不扎着这根刺，无不激化刺痛，也无不想从中在感受上或非道德上找到药方。[18]不管怎样，还是让我们驻足这种怀疑上。正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半明半暗的氛围比强烈的光照更加荡人心腑，我们能够抓住人对抗自己希望的斗争。创作者走到终点，转而反对自己的人物了。这种矛盾倒允许我们引入一点点差异。不是指一部荒诞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诞问题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屈辱的，拿斯塔夫罗金的话来说，就是“羞耻”。一部荒诞作品正相反，并不提供答案，整个差异就在这里。最后还应强调一点：在这部作品中，驳斥荒诞的并非它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它对未来生活的宣告。人可以同时为基督徒和荒诞人。身为基督徒而不相信未来生活，有这种事例。至于艺术作品，可以明确指出荒诞分析的一种导向，而这种导向，我们从上文就已经预感到了。导向提出“福音书的荒诞性”。这种导向也澄清了频频反弹的这种理念，即信念并不妨碍怀疑。我反而却清楚地看到，《群魔》的作者虽然是轻车熟路了，最终却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创造者给他的人物惊人的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基里洛夫的回答，其实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人生是虚幻的，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