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自从那天安迪谈到墨西哥和彼得·斯蒂芬以后，我开始相信安迪有逃亡的念头。我只能祈祷上帝，让他谨慎行事，但是我不会把赌注押在他身上。典狱长诺顿特别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安迪不是普通囚犯。可以这么说，他们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安迪很有头脑，但也很有心，诺顿下定决心要利用他的头脑，同时也击溃他的心。

就好像外面有一些你永远可以买通的诚实政客一样，监狱里也有一些诚实的警卫，如果你很懂得看人，手头上也有一些钱可以撒的话，我猜你确实有可能买通几个警卫，他们故意放水，眼睛注视着其他地方，让你有机会逃脱。过去不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安迪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诺顿紧紧盯着他，安迪知道这点，狱卒也都知道这点。

只要诺顿还继续审核外役监名单，就没有人会提名安迪参加外役监计划，而安迪也不像锡德，他绝不会那么随随便便地展开逃亡行动。

如果我是他，外面那把钥匙会使我痛苦万分，彻夜难眠。巴克斯登距离肖申克不到三十英里，却可望而不可及。

我仍然认为找律师要求重新审判的成功机会最大，只要能脱离诺顿的掌握就好。或许他们只不过多给汤米一些休假，就让他封口，我并不确定。或许那些律师神通广大，可以让汤米开口，甚至不用费太大的劲，因为汤米很钦佩安迪。每次我向安迪提出这些意见时，他总是微笑着，目光飘向远方，嘴里说他会考虑考虑。

看来他同时在考虑的事情还不少。

一九七五年，安迪从肖申克逃走了，他一直都没被逮到，我相信他永远也不会被逮到。事实上，我想，安迪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而一九七六年这一年，在墨西哥的齐华坦尼荷，有一个叫彼得·斯蒂芬的人正在经营一家小旅馆。

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和我猜想的全都告诉你，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不是吗？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当警卫在早上六点半打开第五区牢房的大门时，所有犯人都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站到走廊上，排成两列，牢门砰的一声在他们身后关起。他们走到第五区大门时，会有两个警卫站在门口数人头，算完后便到餐厅去吃麦片、炒蛋和油腻的培根。

直到数人头之前，一切都是例行公事。第五区牢房的犯人应该有二十七个，但那天早上数来数去都只有二十六个人，于是警卫去报告队长，并先让第五区的囚犯去吃早餐。

警卫队长名叫理查·高亚，不是个很坏的人，他和助手戴夫·勃克一起来到第五区牢房。高亚打开大门，和勃克一起走进两排牢房中间的走道，手上拿着警棍和枪。像这种情形，通常都是有人在半夜病了，而且因为病得太重，早上根本没有力气走出牢房。更罕见的状况是他根本已经病死了，或自杀了。

但这次却出现了一个大谜团，他们既没有看到病人，也没有看到死人，里面根本空无一人。第五区共有十四间牢房，每边各七间，全都十分整洁——在肖申克，对牢房太过脏乱的惩罚是禁止会客——而且全都空荡荡的。

高亚第一个反应是警卫算错人数了，要不就是有人恶作剧，因此他叫第五区的所有囚犯吃完早餐后，都先回到牢房去。那些犯人一面开玩笑，一面高兴地跑回去，任何打破常规的事，他们都觉得很新鲜。

牢门再度打开，犯人一一走进去，牢门关起。爱开玩笑的犯人故意叫着：“我要找律师，我要找律师，你们怎么可以把监狱管理得像他妈的监狱一样！”

勃克叫道：“闭嘴，否则我会要你好看。”

那人喊道：“我操你老婆。”

高亚说：“你们全都闭嘴，否则今天一整天都待在这里，不准出去。”

他和勃克一间间检查，一个个数着，没走多远。“这间是谁住的？”

高亚问值夜班的警卫。

“安迪·杜佛尼。”

守卫答道。立刻，整个日常作息都乱掉了。监狱里一片哗然。

在我所看过的监狱电影里面，每当有人逃狱时，就会响起号角的哭号声，但是在肖申克，从来没有这回事。高亚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刻联络典狱长，第二件事是派人搜索整个监狱，第三件事则是打电话警告州警，可能有人越狱了。

例行的做法就是如此，标准作业程序没有要求他们检查逃犯的牢房，因此也没有人这么做。何必如此呢？明明就亲眼看到人不在里面。这是个四方形的小房间，窗子上装了铁栅栏，门上也有铁栅栏，此外就是一套卫生设备和空荡荡的床。窗台上还有一些漂亮的石头。

当然还有那张海报。这时候已经换上了琳达·朗斯黛的海报，海报就贴在他的床头。二十六年来，同一个位置上一直都贴着海报。但是当有人查看海报后面时——结果是诺顿自己发现的，真是因果报应——简直魂飞魄散。

发现海报后面另有文章，已经是当晚六点半的事了，距离发现安迪失踪足足有十二小时，距离他真正逃亡的时间说不定有二十小时。

诺顿暴跳如雷。

我后来是从老柴士特口中知道的，他那天正在行政大楼为地板打蜡，事发当天他不必再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因为他可以把诺顿的咆哮听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