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担心“恐怖”到担心“不恐怖”

一九八二年，斯蒂芬·金已经接连写出《午夜行尸》（SalemsLot）、《闪灵》（TheShining）、《玉米田的孩子》（NightShift）、《再死一次》（TheDeadZone）、《燃烧的凝视》（Firestarter）、《狂犬库丘》（Cujo）这些哄传一时的叫座小说，声名大噪，隐隐然具备“畅销霸王”气象之时，他却出版了（DifferentSeasons）。这一本书颇出乎读者跟出版界意料之外，是由四个中篇小说组成，前三个与恐怖几乎沾不上边，最后一个虽颇惊悚，但跟之前的“超能力”、“吸血鬼”、鲜血满地流相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关于这本书，斯蒂芬·金后来曾透露：“我花在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书都多。”“也许一生再也不会出版另一本完全相同的书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神？为什么再也不会有第二本了？答案还得从这本书里去探索。

斯蒂芬·金在的《后记》里追述，当他出版《魔女嘉丽》后，又写了《午夜行尸》，编辑有点替他担心，原因是怕他被“定型”为“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金对这事看得较轻松，要他等几年再说，原因是“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赚钱”。言下之意，当然是指他还会转型的。后来，《闪灵》又大卖，编辑更担心“定型”问题了。斯蒂芬·金却还是一派轻松，认为被定型也无妨，“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等到出来了，他的编辑还是在担心，重点却不一样了，“我可不这么认为。里面能不能有一篇是恐怖故事？”“我大概可以加强一点恐怖气氛。”“好极了！还有那本新小说——”“写一辆闹鬼的车如何？”“这才对呀！”

从担心“恐怖”到担心“不恐怖”，清楚说明了市场的力量正一步步把斯蒂芬·金给“定型”下来。但也说明了，就算一生最爱是恐怖，就算八年写了十部小说，本本畅销之后，他还是有些疑惑，无法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写些“垃圾”、在“糟蹋天分”、在“浪费时间”？这种焦虑，透过《尸体》里被公认为斯蒂芬·金的化身的叙事者戈登的口中说得很清楚：“许多书评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是狗屎，我也时常觉得他们说得没错……我的故事太像童话故事了，显得荒诞不经。……我想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否真有任何意义？一个人能以写杜撰的小说致富，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读者喜欢我就写，斯蒂芬·金是这样说的。然而，足以肯定一个作家的，除了读者的掌声之外，别忘了，还有书评人——像老校长那样，老爱把“畅销”跟“垃圾”划上等号的书评人。在无钱买米买盐的时候，赚钱养家求温饱是最迫切的需要，旁人说好说坏都不重要。一旦财源滚滚、衣食无虞之后，自我肯定就变得重要了。这一肯定，往往都要靠“名”，且是“好名”，而不是“恶名”。毫无疑问，斯蒂芬·金才华横溢，但正如他所说，喜爱黑暗不可知的事物是他天生的兴趣，他依着上帝所赐予的写作才华，顺着自己的天性去创作，他够认真、很努力，外界也回报他足够的财富跟名气。但，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且是他认为值得尊敬、应该重视的人，却总是认为他在哗众取宠，一味赚钱；老是批评他所写的东西不入流，赚再多的钱也还是“垃圾”？如果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忠于自己”，那他肯定做到这点了。但为什么主流文学界还是没办法肯定他呢？

这个焦虑后来成为斯蒂芬·金文学创作中很明显的一个特质，他经常以畅销作家为写作对象，远如《惨不忍睹》（Misery，1987）中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的那一位，近如《白骨袋》（BagofBones，1998）里被创作瓶颈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一位，其中均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

最值得注意、也最具象征意义的则是《黑暗的另一半》（TheDarkHalf，1989），那位专心于严肃文学创作却一事无成，偶然游戏文章，写了几本恐怖小说竟名利双收的中年作家。因为越写越觉得糟蹋天分、浪费时间，他想抽腿罢手了。透过杂志报道，搞了个亲手“埋葬分身”的仪式，在坟场拍了几张“我的墓碑”的照片，用以昭告世人。谁晓得竟把那个无中生有、照理说已经一死百了的“通俗分身”给唤醒了。“他”从坟坑中爬了出来，大开杀戒，把每一个涉及谋杀“他”的人都给杀了。最后还绑架中年作家的妻儿，威胁他再写一部系列小说，好让自己能复活，也取代他的地位。故事结局，“严肃文学”终究还是打败了“通俗文学”，把“他”赶回“他”该待的黑暗世界里。书中有一段话，让人浮想联翩：“任何靠创作维生的男人或女人都必须这样。一个活在正常的世界上……另一个创造世界。他们是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但，为什么通俗文学的那一位是“黑暗的一半”，而“活在正常世界上的这一位”又非要将他置之死地呢？现实的斯蒂芬·金分明是“黑暗”那一边的人，可他为什么还是把“自己”给处死了？这种处死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什么呢？

通俗文学属于“黑暗的一半”。就斯蒂芬·金而言，现实似乎就是这样。一九八六年，他出道十二年，早已家财万贯，名利双收，在美国文坛上，却像个新兴暴发户，只能孤芳自赏。代表主流的“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BookFoundation）从来不曾正眼看待过他，别说作品入围“全国图书奖”什么的，就连每年的颁奖典礼，冠盖满京华，也从来不曾寄张请帖给他：你想来，就自己掏钱买餐券吧！斯人独憔悴的斯蒂芬·金或许因此气不过，决心换跑道再出发。这一年里，他公开宣布放弃恐怖小说创作，转向较无门户之见、始终很肯定他的努力的科幻、奇幻小说（这时的他，早获得代表这两类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雨果奖”〔HugoAes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诸缘，复须时熟”，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最后的肯定

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二年出版《写作》（OnWritting），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薪传后人的意味。二二年夏天，传出他罹患老年黄斑病变，恐有失明之虞；到了冬天，他又说要急流勇退，即将封笔了。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示长日将尽，时不我予。大师一辈子念念不忘，希望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立块碑，好向老校长证明自己没有糟蹋天分、没有浪费时间、不是写些垃圾的心愿，眼看是无法完成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竟然宣布，他获得二三年全国书奖的“终身成就奖”，理由是他的作品“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斯蒂芬·金终于收到请帖了，而且是上台领奖的请帖。消息传出，美国文学界仿如被捅穿了的马蜂窝，群情沸腾：不屑者有之，阴谋论以对者有之，鼓掌叫好者有之。争论持续一个月，从报章杂志一直延续到颁奖会场。保守派大将、一辈子宣扬“西方正典”不遗余力的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开炮直斥这是“可怕的错误”，因为斯蒂芬·金“根本不是个好作家。”“他的作品，过去被称为‘廉价惊险小说’。就是这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面有什么文学价值、美学成就，以及启迪心智的思想，这只能证明这群评审都是白痴！”著名文学评论家列夫·格罗斯曼（LevGrossman）则在《时代周刊》写了一篇《老金万岁》，大力声援斯蒂芬·金。他认为“斯蒂芬·金的努力不但是诚恳的，而且是勇敢的。”“下一个文学浪潮，不会来自高雅处，而是来自低俗处，来自药房架板上那些用烫金外包、封面轧花印字的平装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继续读你的吧。这场变革不会让圣徒们为之欢呼的。”

圣徒不但没有欢呼，还当面“吐嘈”斯蒂芬·金。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颁奖典礼于纽约举行，斯蒂芬·金不顾肺炎感染，抱病出席。还花了七万多美元，大手笔包下六张桌子，邀请同为畅销作家的好友谭恩美、约翰·格里逊参加，也给他们一张免费的请帖。他诚恳呼吁“在所谓‘通俗小说’与所谓‘严肃文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然而，以《大火》（GreatFire）一书赢得该年度小说奖的七十二岁老作家雪莉·赫札德（ShirleyHazzard），却不买这位五十六岁小老弟的账，不但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从没读过斯蒂芬·金的小说，还当着九百位来宾的面，老实不客气地说：“就算给我们一份当前最畅销的书目，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满足。”“我们的这些爱好是严肃的，我们有自己的直觉、个性，我们知道自己该读些什么。”

和两百个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被誉为“每个美国家庭显然都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八成是斯蒂芬·金作品”的作家，要说这不是“终身成就”也实在太牵强了。诚如“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主席鲍德温（NeilBaldwin）在宣布斯蒂芬·金得奖时所言：“我们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什么是文学。”假如我们放宽视野，不坚持“作者之死”，而将“写作的态度”视为文学的最基本要素，那么，文学的世界或将更为多元富饶、平易近人一些。而斯蒂芬·金在《午夜禁语》（FourPastMidnight，1990）序言里的这段话，也显得更有意义了：

我依然喜欢好故事，爱听好故事，也爱讲好故事。你也许知道（或在乎），也许不知道（或不在乎），我出版这本和下面两本书，赚了大钱。如果你在乎，那你也应该知道，在“写”（Writing）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得到一文钱。正如其他自发性的事情一样，写作本身是超乎金钱之外的。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种想，只会让创作过程便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