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超越食物的辣椒

当现代中国人说起“辣椒”的时候，脑中除了作为食物的辣椒，还会联想起一连串的“文化符号”，我们很容易想起性格热烈开放、身材火爆的“辣妹子”；也会说一个人敢作敢当像是“吃了辣子”；我们还会想起农家门口一串串用于辟邪和增添喜庆的辣椒串；还有湘菜馆门前招徕顾客的红色装饰。

辣椒自进入中国饮食的那一天起，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功能性的食物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神话”即指这种情况，他认为人类从自然到文化的联系遵从一种固定的思维结构——“它们都重复着讲述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故事”，因认识这种结构可以揭示人类普遍的思维机制。随着中国人赋予辣椒的隐喻不断地增长、叠加，辣椒也就从一种舶来的调味品，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辣椒”。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被赋予了一大堆中国文化的隐喻，这些隐喻的堆砌是伴随着食用辣椒的实践而不断增长的。

辣椒在其自然状态下只不过是万千植物中的一种，然而当它进入了人类的食谱，成为了调味料，那么就经过了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加工，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部分。随着积累的隐喻越来越多，辣椒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隐喻体系”，细分来说，辣椒的隐喻体系有三个层次。

辣椒在人类社会中有经验性的和抽象概念的两层意义，辣椒作为调味料给使用者带来了“热”的感觉，进而延伸到与“火”有关系，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想象与涵化，进而变成了中医体系中的“辛热”属性物质，到这一步为止，辣椒的意义已经从经验性的“热”，转化为了中医所指的“热”，即是抽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热，中国人对辣椒的解释已经从经验性的理解，转化为抽象概念上的理解。经验性的“热”是为第一层次，抽象概念的“辛热”则是第二层次。

辣椒的文化符号意义是第三个层次，即由抽象概念而引申出的普遍联系，即中国文化中用以表达经验和思考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是从抽象概念衍生而来的，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象征体系。辣椒在中国文化中的抽象概念的典型是中医所指的“上火”、“祛湿”，这种抽象概念仍然属于“物”的概念，是辣椒与花椒、胡椒等物共享的概念。而到了第三层意义上则被赋予了“革命”、“放荡”、“辟邪”等概念，即成为精神层面的概念，一种符号和文化的概念，已经脱离了“物”的范畴。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无疑，本章讨论的辣椒的隐喻，即是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隐喻。辣椒对于多数哺乳动物来说有辣味，但只有人会把辣味和性刺激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系列的辣味与放荡性行为之间的关联。

中国宋代以来的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格物致知”，朱熹对它的解释是“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对于辣椒研究来讲，即是通过穷究辣椒的本身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赋予辣椒的文化表达，致使对辣椒在中国饮食中的地位和文化意义通达至极。因此对文化的理解和辩论，总是要有具体的目标物，而文化从来也不会是没有寄托物的飘然存在，文化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中国的饮食文化的表现物可以是一定的就餐仪式，箸、釜等炊具和餐具，也可以是具体的食物，还可以是烹饪的技艺和手法。技艺、手法、仪式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必须加之在实在的人和物体上，因此有空间的占据，履行这些东西总需要占据一定的时间，因此总是能够被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品尝到，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因此对饮食文化的观察也是一种“物的民族志”（Objects of ethnography）。

围绕食用辣椒的行为而衍生的隐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正如康德所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既然要“立法”则必有一套“立法机制”。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在《饕餮之欲》中提到了“药膳”的隐喻：理性所感知到的食物的功效并不能抵消吞咽时相对短暂的体验，而我们的肉体感受，一旦被激起，就会指向存储着主观体验的文化领域。

辣椒在中国文化中的隐喻的生产机制，正是本章讨论的问题。

当现代中国人说起“辣椒”的时候，脑中除了作为食物的辣椒，还会联想起一连串的“文化符号”，我们很容易想起性格热烈开放、身材火爆的“辣妹子”；也会说一个人敢作敢当像是“吃了辣子”；我们还会想起农家门口一串串用于辟邪和增添喜庆的辣椒串；还有湘菜馆门前招徕顾客的红色装饰。

辣椒自进入中国饮食的那一天起，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功能性的食物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神话”即指这种情况，他认为人类从自然到文化的联系遵从一种固定的思维结构——“它们都重复着讲述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故事”，因认识这种结构可以揭示人类普遍的思维机制。随着中国人赋予辣椒的隐喻不断地增长、叠加，辣椒也就从一种舶来的调味品，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辣椒”。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被赋予了一大堆中国文化的隐喻，这些隐喻的堆砌是伴随着食用辣椒的实践而不断增长的。

辣椒在其自然状态下只不过是万千植物中的一种，然而当它进入了人类的食谱，成为了调味料，那么就经过了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加工，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部分。随着积累的隐喻越来越多，辣椒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隐喻体系”，细分来说，辣椒的隐喻体系有三个层次。

辣椒在人类社会中有经验性的和抽象概念的两层意义，辣椒作为调味料给使用者带来了“热”的感觉，进而延伸到与“火”有关系，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想象与涵化，进而变成了中医体系中的“辛热”属性物质，到这一步为止，辣椒的意义已经从经验性的“热”，转化为了中医所指的“热”，即是抽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热，中国人对辣椒的解释已经从经验性的理解，转化为抽象概念上的理解。经验性的“热”是为第一层次，抽象概念的“辛热”则是第二层次。

辣椒的文化符号意义是第三个层次，即由抽象概念而引申出的普遍联系，即中国文化中用以表达经验和思考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是从抽象概念衍生而来的，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象征体系。辣椒在中国文化中的抽象概念的典型是中医所指的“上火”、“祛湿”，这种抽象概念仍然属于“物”的概念，是辣椒与花椒、胡椒等物共享的概念。而到了第三层意义上则被赋予了“革命”、“放荡”、“辟邪”等概念，即成为精神层面的概念，一种符号和文化的概念，已经脱离了“物”的范畴。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无疑，本章讨论的辣椒的隐喻，即是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隐喻。辣椒对于多数哺乳动物来说有辣味，但只有人会把辣味和性刺激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系列的辣味与放荡性行为之间的关联。

中国宋代以来的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格物致知”，朱熹对它的解释是“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对于辣椒研究来讲，即是通过穷究辣椒的本身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赋予辣椒的文化表达，致使对辣椒在中国饮食中的地位和文化意义通达至极。因此对文化的理解和辩论，总是要有具体的目标物，而文化从来也不会是没有寄托物的飘然存在，文化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中国的饮食文化的表现物可以是一定的就餐仪式，箸、釜等炊具和餐具，也可以是具体的食物，还可以是烹饪的技艺和手法。技艺、手法、仪式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必须加之在实在的人和物体上，因此有空间的占据，履行这些东西总需要占据一定的时间，因此总是能够被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品尝到，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因此对饮食文化的观察也是一种“物的民族志”（Objects of ethnography）。

围绕食用辣椒的行为而衍生的隐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正如康德所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既然要“立法”则必有一套“立法机制”。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在《饕餮之欲》中提到了“药膳”的隐喻：理性所感知到的食物的功效并不能抵消吞咽时相对短暂的体验，而我们的肉体感受，一旦被激起，就会指向存储着主观体验的文化领域。

辣椒在中国文化中的隐喻的生产机制，正是本章讨论的问题。